在《红帆：为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启动仪式所作爆破计划》于泉州上演的前两天，我们记录下了站在蔡国强身边的这群创作者的身影和声音。
《红帆：为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启动仪式所作爆破计划》排练现场，福建泉州
V：你是哪里人？来自哪个专业/领域？
周逸安：我是北京人，大学专业是工业设计。
应子严：我是浙江宁波人，本科主修艺术史和经济学两个专业，研究生主修艺术史。
楚伊萌：南京人。专业是视觉艺术管理。
夏姗姗：我是大学时来的北京。电影导演硕士毕业后又去澳大利亚读了两年金融，然后到了美国在联合国公共行政与发展管理司工作。我在百人会于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活动上认识了蔡国强，机缘巧合就加入了工作室一起工作。蔡工作室的伙伴们都来自最顶尖的常青藤名校，且多为艺术相关专业毕业的，经过层层面试筛选才能进入工作室。按这个标准我是不太符合的。我关于电影之外的艺术启蒙，基本都是蔡国强和工作室给我的，我真的就是一点点地去了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古代的，什么是当代的，相当于在工作中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
杨子易：我是北京人，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艺术史和视觉艺术，我喜欢画画！
V：和蔡国强工作室一起工作了多久？这是你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第几年？
夏姗姗：我在2011年加入，大概在2013年离开做自己的工作室33 studio。从2013年开始，我一直在做蔡国强的纪录，过往十几年大家看到的蔡国强艺术项目的影像，99%都是我们创作的。从2011年进入工作室，到搬回北京，我的行李箱就没关上过，一直跟着各个项目满世界跑，所以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在和他一起工作。
杨子易：我在工作室工作了一年多，这是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第五年。
周逸安：我在2022年7月加入蔡国强工作室，到现在已经工作两年半了。也正是因为加入工作室，我才搬到纽约和新泽西地区生活。
应子严：2022年1月加入工作室，即将满三年。我2019年来到纽约，这是我在纽约生活工作的第五年。
楚伊萌：加上实习到去年转正，我在工作室有两年半了。第四年。
吴红虹
V：从你的角度如何理解其他同事的工作？其中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部分？
夏姗姗：蔡国强工作室最开始的雏形形成于八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时吴红虹，也就是蔡国强的太太，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他们夫妻来到纽约后，纽约工作室组建起来，开始开疆拓土。红虹相当于工作室的大管家，自始至终都是最核心的一个人。这个工作室其实少了谁都能运转，但没了红虹肯定是不行的。
我加入蔡国强工作室时设有项目部和档案部，项目部的“同学”们每个人都会负责一些项目，在每个项目里面大家的分工和角色也都可能不同。我觉得项目部不仅仅是帮助蔡国强去实现他的项目，更像是一起“发疯”，她们都特别认真地去对待一些看似很疯狂的想法。
档案部工作非常细致，需要把和蔡国强有关的所有文字、图像，相关的任何物料，甚至他送别人的一张卡片都要拍照记录下来留档。工作室开发了一个完整的专业档案系统，能够把一个艺术家的分分秒秒以及任何跟他有关的东西都记录造册。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相当于做了一个时代的备案。100年后，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它的价值。
我非常欣赏工作室浓厚的研究氛围，假设一个两年后的项目主题和某个命题有关，那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工作室的成员们会不断地针对这个命题，做研究和报告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每一个项目都不是把作品运到美术馆挂起来那么简单，背后都有大量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新加入工作室的伙伴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背景，比如有学宗教的，有学文学的，大家就会把他们自己专业的东西带入进来去做分享和交流。这个过程和状态很像是一个大家长带着好多孩子一起在探索、学习和讨论。
杨子易：大家都很认真！
应子严
V：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方向？能否以《红帆》或其他一个项目为例介绍其中一部分的工作流程？
周逸安：我负责新科技和cAI™（读作AI Cai，是蔡国强与其团队量身打造的人工智能模型）相关部分的工作。就像蔡老师经常喜欢用的一句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蔡老师对于AI（人工智能）的热爱以及对于高科技的探索，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一场令人激动的探索，也让我成为每一个项目的拉拉队。《红帆》项目中，我主要负责无人机和cAI™实时观看+实时激光部分。在蔡老师提出创意后，我的任务是探索技术的可行性，并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确保他的艺术构想得以完美呈现。
楚伊萌：目前我主要负责工作室的档案工作。通常在项目结束后，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项目档案各式各样，而我在档案库随项目出差就是为了收集这些“新鲜热乎”的档案材料。这其中包括艺术家为项目所作的手稿，项目策划实施的方案、通信及文件，各类文宣品，纪录照片与影像，有时还包括爆炸项目之后的残余物……最后拟定一个“撤兵计划”，将这些材料转移到档案部进行档案处理。
夏姗姗：以这次《红帆》为例，我主要是做纪录片这一块儿，从踩点、拍摄到连夜制作。每次在大型爆破项目前，我们都会深入考察场地，通过寻找能够展现作品不同角度的机位，构建起呈现转瞬即逝的焰火和艺术的立体视角。同时，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我也会一直“随手拍、随手剪”艺术家在地的工作和生活碎片，让大家可以很真实地看到一个项目形成过程中，艺术家每天都在干什么，除了工作，又是怎样真实地生活的。除此之外，这次《红帆》，我的工作还包含与抖音合作的直播方案、预热素材和宣传节奏等等。有时会有其他团队参与拍摄，也需要我来协助，比如这次贾樟柯的电影团队。用蔡的话说，能者多劳。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独立的团队，但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没离开工作室。
应子严：我目前在工作室担任传播总监和高级项目经理。传播总监的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并执行工作室的传播策略，整体把握蔡老师公众形象、管理蔡老师的公共活动等。比如像《红帆》这样的项目中，我要负责制定项目的传播策略和时间线，与主办方、公关公司（并不是每次都有）、各家媒体、抖音等平台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传播相关的内容创作，安排、协调蔡老师接受指定媒体采访，还负责后期审核稿件、提供视频和图像资料等。
项目经理的工作围绕具体项目展开，往往要从开始到落地全程系统地管理和执行整个项目的制作。今年9月，由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Getty）委托、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实现的白天烟花《WE ARE：为PST ART所作爆破计划》，我担任项目经理。从2023年9月第一次考察场地开始，前后共有一年的时间我几乎完全扑在这个项目上。工作内容包括大量与主办方和烟花制作团队的沟通、管理工作室团队、制订项目制作时间表、与各制作方洽谈合约、最后在现场监督和落实各个环节等，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
杨子易：我负责烟花实施。首先我需要理解蔡老师的想法，然后细化他的手稿，做成更加逼真的效果图。接着是与烟花公司、无人机公司阐释理想的效果，在沟通中一起思考如何实现，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有些时候要细化到非常具体，比如烟花产品如何接线、点火的编程等。很多时候都是边学边做，需要什么技能就去学。
周逸安
V：你认为在你负责的工作中有创作性的部分吗？
应子严：有。
我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与各媒体平台合作产出高质量的内容，以达到传播蔡老师作品和项目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需要与媒体的编辑们共同思考每个项目最合适的策划思路和角度。作为工作室的窗口，我对蔡老师本人，以及项目或作品本身特质更了解，我需要把我知道的这些信息有效地传递和分享给合作的媒体平台，这样他们才能够根据自己平台的内容调性和读者群体来定制既符合工作室传播目标，又对他们的读者有价值的高质量内容。
同样，我有时也作为窗口对接一些设计师和各类创作者，为蔡老师的项目开展一些创意类的合作。这时候也需要我在沟通中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充当桥梁，努力对齐双方的需求，同时也保证最终的成品是高品质、有创意的。
周逸安：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历，每个项目的不同定位和不同聚焦点让AI和科技的介入都是一次全新的旅程，刺激着我们不断探索。作为科技和艺术之间的“翻译”，我觉得我的工作充满创作性。我非常喜欢每一个项目从开始的寻找方向，到形成方案，再到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与蔡老师、与工作室其他同事以及我们的AI团队所进行的多轮次讨论。我的工作更像是“学习”，每天都在“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地学习，感觉来了工作室后大脑都变强壮了。
虽然之前有说到我的工作有“创作性”，但在“创作”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被蔡老师的天马行空和前卫性震撼，经常绞尽脑汁的idea蔡老师老早就实现了或尝试过。我很感激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让我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眺望更广阔的世界。
杨子易：有的，工作室团队会和蔡老师一起想办法来实现他想要的效果。很多时候在细节和颜色上的调配也会和蔡老师一起沟通创作；还会一起构思写脚本等。
楚伊萌：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工作是在档案库处理过去尘封的材料，保存和维护是最重要的工作。然而蔡的档案很特别，是“活的档案”。随着艺术家不断的创作，媒材种类越来越丰富，对档案的储存和提取也有更高的要求。这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如何搭建数据库，让档案成为灵活的框架，与艺术家一同成长。我们也计划在未来策划一个展览，创造具备相关性的视觉收藏，以档案为媒介，让更多观众参与了解艺术家档案的特殊性，以及艺术家作为个体的更多面向。
郭涵洁
V：你觉得你和观看、参与蔡国强作品的观众们的联系是什么？
周逸安：我觉得我们像一个有机体的不同细胞，每个细胞共同组成了《红帆》这样的艺术作品，而众多艺术作品又汇聚成艺术与人文的宏大体系。这些细胞会不断分裂、繁衍，或许因为《红帆》感染观众会形成新的艺术细胞，继而将艺术的魅力延续并传递给更多的人。
楚伊萌：在作品面前，我们都是观众吧！档案工作是孤独的，这里时间流逝很缓慢，也很安静。是新作品让我从过去回到现在，再次成为观众。
夏姗姗：我为观众增加了一个观赏蔡国强作品的视角。一方面是物理上的，在蔡国强所有的项目中，不同视角的观赏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摄影机可以在观众去不到的地方，比如发射筒口，比如水下，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试图缩短人与爆破与艺术的距离。很多时候影像记录比看现场的体验更加丰富，但有时可能现场的感受会更加立体。比如在洛杉矶的《WE ARE：为PST ART所作爆破计划》中，体育场现场的空间感和声场带来的笼罩感和降临感是画面不能完整传递的。
另一方面是脉络上的，我们的影片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梳理和理解蔡国强的路径。我们的影片不只是“描述和呈现”当下发生了什么，更多的是去挖掘艺术家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背后的情感来源、艺术理念，以及在过往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样的艺术母题、问题意识以及思维脉络是如何呼应、回响、连通和贯穿的。当人们看到越多艺术家的“来处”，也会越深入地理解艺术家的“去路”。
应子严：一个项目结束后，我往往要持续追踪媒体、公众对项目的反应。我很喜欢在各种平台上看观众分享各自的观后感，从中吸收举办活动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体会这个时代对不同艺术作品的反应。在互联网上往往能看到一些很真实的反馈。
作为工作团队的一员，很容易因深陷幕后筹备工作的海量细节和要解决的重重困难而失去纯粹体验作品的能力。所以，当我读到有人认真地用很长的篇幅记录对作品的感受时，会让我回归对艺术本质的欣赏，唤醒一些我上学时读艺术史文献、评论时的心境。
杨子易：我会注意到很多细节，比如颜色、高度变化，烟花的节奏。也会评估真实效果和设想的是否一样。
夏姗姗
V：在工作中是否会有感到无力/气馁的时刻？会怎么解决？
周逸安：在艺术和科技结合的探索过程中，说实话，充满了无力、无助的时刻，尤其是当很多科技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以及在项目中遇到技术不稳定性的状况（如这次《红帆》无人机出现的掉落和不能正常起飞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也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蔡老师经常强调，“挑战”才是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乐趣所在，每一次的困境其实都像一场未知的冒险。
杨子易：不多想，把实际能做的事情捋清楚，然后一件件去完成。
楚伊萌：当然会有。只要走进工作室就可以解决（笑），工作室的家庭午餐永远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谢谢阿欢、小红！
吕梓诚
V：加入蔡国强工作室一起工作之后，与不同地区、机构合作的经历中有没有你自己比较喜欢/难忘的一个作品/片段/场景？为什么？
周逸安：一个我很难忘的项目是去年蔡老师为MASS MoCA（马萨诸塞州当代美术馆） 25周年纪念做的25支火箭敲钟的作品。虽然这个项目的体量相比我参与过的其他项目显得更小，但它带给我的感动却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的普世性传递与作品中散发出的童真感染力，深深震撼了我。
蔡老师为了寻找最具有感染力的小火箭测试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寻找速度和颜色最合适的小火箭，并为了达到心中的节奏进行了各种编排尝试。
这个项目让我明白，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不仅来源于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目标不懈努力、不断试探的过程。那种追求“不可被量化的感受”的微妙性，正是艺术真正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在这次经历中最大的收获。
应子严：2023年6月在日本福岛海岸实现白天烟花《樱花满天的日子》，这是由圣罗兰委托制作的作品。作品在福岛磐城实施，这里是蔡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海边城市。烟花结束后，嘉宾被邀请到回廊美术馆吃磐城当地村民们做的“农家乐”。圣罗兰为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明星和VIP，并从东京租了七十多辆黑色商务车用来接送他们的客人。从海边去回廊美术馆的路上，我看到在磐城风景如画的乡间小路上，出现了一条黑色商务车组成的长龙，在这个景观中，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碰撞让我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当天圣罗兰的工作人员全都是身穿全黑制服的男模，他们的气场、外形与蔡老师和樱花满天实行会（烟花的制作团队，基本上都是磐城乡下的村民们）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有趣的是，当天这种对比并没有成为一种不和谐。大家身着各异的服装，讲着不同的语言，在烟花结束后在回廊美术馆吃磐城村民们准备的“农家乐”气氛其乐融融。这种景象反而为奢侈品牌的VIP们打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品牌创意campaign的一段佳话。
杨子易：在洛杉矶的项目《WE ARE：为PST ART所作爆破计划》因为施工复杂、时间紧迫，连续几天泡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和烟花师们一起贴地址码（把每个烟花产品的编码贴在它们该燃放的位置）、做烟花定位测试、搬运竹竿（竹竿作为烟花的载体）等等。中午在体育场旁边平台的阴影下吃饭，有时候还要爬到各种房顶来考察燃放位置的安全性等等。一起参与施工挺有意思的，我也学到了很多！
杨子易
V：在具体的工作中你有什么自己的具体原则或者方法论可以分享么？
应子严：我觉得总体来说为艺术家工作需要有灵活、变通和包容的心态，接受悬而未决的状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尤其蔡老师的艺术本身就是关乎失控带来的意外和惊喜。例如《红帆》作品中，中途无人机出现意外，我看到很多观众都在赞叹蔡老师临场的处理和稳定的情绪，其实这个技能在我们工作室是必须的。尤其在室外爆破计划中，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工作日常就是要面对这些不确定和意外，并作出合适的反应，及时解决问题。
V：你觉得在蔡国强工作室工作的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启发或者帮助呢？
应子严：一方面，肯定在工作能力、方法论上得到了提升。工作室的项目往往制作难度大、预算也比较有限，做成一个项目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另一方面，工作室的工作也启发、塑造了我更宏观的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和角度。尤其是我经常需要帮蔡老师准备一些媒体的访谈、问答，为此我需要反复读他写的文字、曾经说过的话，在日常的交流中也要更加留心捕捉一些体现蔡思想的素材。在学习这些素材时，你会发现像蔡老师这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曾经也经历过失败、闹过乌龙，但他依旧在这样一条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道路上前行。这项工作内容让我对蔡的艺术人生了解更多，且在自己做人的道路上不断鞭策自己。
周逸安：蔡老师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论让我学到太多。
作为一个有“设计”背景的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项目的磨砺后，我重新认识了“艺术”的边界。以前我对艺术的理解可能更偏向视觉或物质层面的创作，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让我看到艺术可以是一种无形的语言，是情感、哲思甚至文化记忆的表达工具。艺术可以跨越时间、空间、技术和语言的限制。
同时，在工作室工作也让我学会了“相信”——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团队的智慧，也相信自己。无论是解决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技术问题，还是在一次次头脑风暴中打磨创意，这种信念感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
楚伊萌：艺术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态度。在工作室工作久了，越发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这是我常常听到的话，一点儿不假！对自己诚实，待人诚恳，说真话，做真事儿，不会错的。
《红帆：为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启动仪式所作爆破计划》排练现场，福建泉州
V：在一起工作之前对蔡国强的印象是什么？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感受是什么？
楚伊萌：未入职之前，印象里蔡老师是《天梯》纪录片中那个心怀世界、情系家乡的大艺术家，是“世界上最会玩火的男人”。一起工作之后发现，蔡还是那个爱画画的男孩蔡，总有数不尽的idea（创意），令人敬佩的自律和坚持！
夏姗姗：虽然我运营着独立的33 Studio，但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蔡国强的项目。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拍摄艺术和人物纪录片的导演，你长年地去观察、琢磨、分析一个人，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会“预测”他的情绪，会理解情绪背后更深的意识来源。他其实是情绪很平和的一个人，但即便如此，这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把真实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他有他的困境，他的妥协，我也有我的困境和我的妥协。在那个时刻我会质疑他，反过来也会质疑自己，会经常处于一种分裂、拉扯的状态。我们互为镜子。
蔡国强
V：你希望自己参与创作的艺术可以传递的信息、感受、情感是什么？
杨子易：我喜欢带给人们快乐、幸福感的艺术。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 策划：韦祎 / 摄影：刘树奎 / 摄影助理：林常名 / 采访：郁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