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波
见到Howie时，他刚从欧洲回来，除了“欧洲所有的中餐都变得跟国内一样”这一最重大的发现，他也察觉到一些没那么重大的现象。比如在欧洲的音乐演出里，观众对音乐的关注程度令人惊叹。再往前，Howie完成了他的最新巡演“波——波——波”，他发现把一个字重复三次，它好像就会变得比较重要。这是他的某种小小“伎俩”。在官方的宣传文案里，三个波被描写为分别代表“声波、视觉波、光波”。但对于每天打坐、时常翻开《道德经》的Howie来说，“波”显然还有着更丰富的意涵，并最终去向语言不可抵达的地方。
或许对于Howie来说，“波”更像是生活和生命本身。他出生在军队大院，从小听着苏联战争音乐和姥爷的“香功音乐”长大，6岁开始练习电子琴，中学时开始接触西方的摇滚乐和电子乐——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Howie的音乐地基是繁杂又荒芜的。2011年，Howie与Sulumi、Guzz、Billy Starman一起成立了派对团体“Do Hits”，在彼时北京刚刚兴起的电子音乐场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随后，Howie前往伦敦进修声音艺术专业。从伦敦“师夷长技”归国后，Howie响应国家号召（Howie语），投身于将东方民族元素与低音音乐相结合的战略工作中。在2015年春节期间，他发布了remix（混音）曲《金蛇狂舞》 (TRAP FLIP)，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新年贺曲与电子trap（陷阱音乐）节拍嫁接，让许多中国电子乐迷的年夜饭变得更香了，也让Howie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2015年年末，Howie发表了自己的首张全长专辑《木屮山出》。在这张大多数人念不对全名的专辑里（第二个字读作chè），Howie开始搭建其宏大繁复而充满东方情结的音乐美学。随后的时间里，Howie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音乐产出，发表了《天地不仁》《某种武器》《鸟岛》等多张专辑。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专辑似乎都是在所谓“东方化电子乐”这一体系下的不同程度、不同位面的探索。然而，在Howie看来，“东方音乐”的概念其实并不成立。“中国音乐的脉络已经断了，就像被国家收编的百年老字号，它看起来好像那么回事，但实际原来那东西早就没有了。”这种音乐上的无根性，让Howie将自己的音乐创作归为“野路子”。“谈传承没有什么作用，还不如踏踏实实搞点新东西。”
于是，在Howie眼中，音乐似乎开始泛化了，它不再是系统的、可习得的技能（至少不止是），而更像是某种通神的体悟。既然它无可传承，那便只有吃好每一餐饭、喝好每一杯水、走好每一步路、过好每一刻的时间，然后等待音乐之神的降临。Howie说：“我的演出就是一个正弦的波，所有的时间都从第一个波之中产生。”
Q&A：
巡演名称里的三个波究竟代表什么？
Howie：一场表演看起来好像我是表演者，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专注力都很重要。比如这次我去欧洲看一场演出，发现观众的心力甚至比表演者都要重要。在中国很有意思，燥的人特别燥，如果不是摇滚这种东西，压不住这些人，他们也不想要一个精确的东西。但这种聒噪时常又是有趣的，比如深圳这一场，我听到一个人一直在我旁边说话，离我很近。OK，我关注到他了，也发现他其实不过是我内心的噪音而已。就像你家邻居装修，你就是睡不着，但是你要真能睡着了，你也就听不见了。
你越关注他，他的声音就变得越大，这就是“波”的意象。我影响你，你影响我，所有人都在一个场景里面，这对于人们很重要。
就像大家共同来形成一个场，场与场之间也会有一些区别。
Howie：区别很大。不过欧洲观众的那种“专注”有时候也挺虚的……有些演出，我觉得不怎么样，但他们也在那儿使劲看、仔细琢磨，津津有味的，这就有点孔乙己的意思了。
那要说人本身的生命力，是不是反而国内的……
Howie：不太一样，国内感觉有生命力的人是真的特别有生命力，但没生命力的人又特别没有。欧洲相对平均一些。
海报上的三个波字分别用了三种颜色，金色、黑色、白色，有什么说法吗？
Howie：没什么说法，你可以帮我编一个说法。
这次巡演你还用了一个传感器，来实现身体姿势和音乐、视觉的对应。
Howie：“身体音乐”是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至少从15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件事。其实你看一个乐团指挥，他做的是同样的事情——通过手势来控制音乐，只不过他们是用肉身，我用的是电子。我多多少少对这种魔法性质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舞蹈，它们都是一种电信号的控制，所以本质上我从来不觉得音乐和舞蹈有什么区别。
可能最早音乐和舞蹈也都是用来通神的。
Howie：音乐如果不通神，那就别玩了。很多人就是看一个谱子来演奏音乐，可谱子只是引导你去的媒介，不是你真正要去的地方。音乐帮助你的是什么？它帮助你进入自己。
这次巡演跟飞儿乐团的前主唱詹雯婷一起合作，你们的合作状态怎么样？
Howie：我们的状态就是她想干吗就干吗，反正跟她在一块合作也没什么压力，当然前期在一起也有简单的排练。她有一些粉丝是巡演每一场都会去，挺有趣的，跟我的受众不太一样。不过无所谓，反正来的都是客。
巡演过程顺利吗？
Howie：说顺利也顺利，不顺利也不顺利，但很多东西我没法选。在国内最大的历练就是，有时候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在这个地方演呢，但最后也演了。现场永远达不到你预期的条件，但你要面对和处理的就是这件事。这东西玩的就是一个气场，你的能量在那儿，根本就不用说话。你想象一下，John Lennon到一个地方，他不用唱歌，坐在那儿就行，一样能镇住所有人。但你有人家那本事吗？没有。
你不会做什么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儿，也不会做什么低于你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
很神奇，也很生活
Howie最近发布的一张专辑叫作《在卓玛吾萨岭》，查看专辑的曲目列表，你就会意识到这张专辑与藏传佛教有关。整张专辑充满了僧人吟诵唱经的采样，这些都是Howie在一间寺庙自有的录音棚里录制的（没错，寺庙也有自己的录音棚）。2022年，正在大理自驾游的Howie通过朋友介绍，参加了一个艺术驻留项目，在青海的一座寺庙里与年轻的僧人们同吃同住待了10天。在此之前，Howie虽然对藏传佛教有过一些基础了解，但接触不深，也未去过西藏。回顾这段时间的经历，Howie的结论是这一切很神奇，也很真实。
“这座寺庙并不是一个对外开放、人们可以进去朝拜的地方，它其实更像一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Howie接触到许多年轻的僧人，他们大多从小出家，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寺庙，但对一些流行文化却十分熟悉。他们会在一起讨论“新说唱”节目里谁的rap更炸裂，晚上下课以后会聚在一起玩王者荣耀。有一天，Howie和其中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小伙伴聊天时，其中一位僧人突然问他：“哥，你认识王嘉尔吗？”
音乐当然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到了寺庙的第一天，Howie就带着音箱来到他们的经堂，捣鼓了一些音乐出来。当音乐响起时，Howie明显感受到经堂里的气氛有所变化，僧侣们的声音变大了，并且有意地与音乐形成了某种配合。平日里，有几位僧人喜欢到Howie住的小屋串门，其中一位名叫桑东。Howie教了他一些音乐制作的技巧，如今桑东已经开始用电脑创作自己的音乐了。而在寺庙自有的录音棚里录制采样时（据Howie说，该录音棚的设备还相当先进），Howie其实并不知道僧人们唱诵的具体内容，但似乎这些也并不重要，音乐或声音本身足矣。
到真正制作这张专辑时，已是回到北京半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与一般人理解的佛教音乐不同，《在卓玛吾萨岭》的听感与“出世”“超脱”之类的词语相去甚远，其中充满了密集的节拍、地下甚至暗黑的氛围。总而言之，它不大会出现在寺庙，倒是更可能出现在夜店和舞池中。一方面，Howie希望纠正很多人对藏传佛教“出世”的误解，“藏传佛教非常讲究在现世、在红尘里修行，它本身是非常入世的”。另一方面，这种音乐风格的倾向也与Howie当时重回俱乐部的生活有关。
在此之前，Howie其实已经离开俱乐部很长时间了，对于习惯夜卧早起的Howie来说，俱乐部的作息时间已经令他不太适应。但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选择被削减，Howie反而感受到某种自由，并因此产生了回到俱乐部的欲望。“那时候太想燥了！”之前要做一个现场演出，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准备，但当Howie回到俱乐部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我不喜欢提前好几个月去计划一场活动，所以俱乐部这种三天一场活动的方式也挺好”。Howie似乎有意地让自己回到更加直觉、本能的方式，而正如他上面那句话——神奇和生活，也许本身就是世间万物本质上的一体两面。
Q&A：
亲身接触到寺庙里的僧人，与你对寺庙原本的设想有反差吗？
Howie：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差，一切都挺自然的。密宗的僧人个性都很强烈，而且非常好相处，他们大部分人的状态都很松弛。
正式开始制作《在卓玛吾萨岭》时，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Howie：说实话，做音乐的时候，我感觉怎么着都做不出那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最后做出来的作品确实很一般，很普通。只能说沿用了我一些应该使用的手法，但离我心里真正想要的效果差得特别远。因为我感觉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我想要的那种音乐，你懂这意思吗？就像你在雕刻一尊佛像，怎么刻都觉得不够传神。但时间到了，也只能说：“OK，就这样了。”
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脑子里其实有更接近那种佛教体验的想法，但难以完全呈现？
Howie：其实甚至脑子里都没有。我感觉我要表达一个东西，表达给谁很重要。所以现在这个音乐可能更多是给听俱乐部音乐的人听的。如果要给更多人听，我感觉还没到那个契机，这不是我现在能完全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更多的原因其实是你觉得自己也还没到那个状态。
Howie：我自己和我所处的外界世界都还没到那个状态。
那你现在有新专辑的计划了吗？
Howie：我一直在写，去年已经写了一些新歌，但说实话，现在想做一首新歌特别难。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被做过了，就不想再重复。所以我更多是在等待，让这些歌自己慢慢成型，自然地被创作出来。
有些歌其实是AI生成的，我会把它们拼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创作。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反而很麻烦。我的工序很多时候都很麻烦，很烦琐，但这种烦琐本身就是我喜欢的一个事情。
你之前说过你的音乐风格是极繁的，但在当下这个环境里，极繁就是极简。能详细谈谈吗？
Howie：我非常不自信，所以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就像招待客人时，菜必须全都摆满。如果一张专辑就像一个行李箱，我喜欢在里面装进特别多、特别丰富的内容。别人可能装23公斤，我的箱子就得装178公斤，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我觉得这繁复的工序和多样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让我做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也可以做到，现在有些演出内容就是很简洁的。但对于发行的专辑，我有一种惯性，喜欢保留那种复杂性。
文化本身也是这样。现在所有文化都在融合。像青藏高原，你以前只能看到高原的花和树在生长，现在你再去看，各种来自汉地、欧洲的元素全都混杂在一起，它变得极其丰富，但这种丰富又是自然长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极繁也是极简。
但你工作室里的音乐制作设备其实还蛮简单的。
Howie：我不喜欢用太复杂的设备，因为我的电脑操作已经足够复杂了。复杂的设备不方便携带，而我经常出门，也没什么收藏设备的癖好。对我来说，结果才是重要的，生成过程倒是无所谓。用哪个琴、哪个设备都没差别，关键在于你进入创作状态。
那些模块合成器之类的设备就像一座大山，背着它只会拖累你。我见过不少拥有大量模块合成器的人，但很少有人真正用它们做出好的音乐。就像你拥有八十辆跑车，每天纠结开哪辆，却忘了目的地在哪里。其实，任何交通工具都能带你到达彼岸，重要的是去向，而不是工具本身。
行住坐卧皆是禅
从1991年到1994年，村上春树耗费四年时间撰写了一部长度颇为惊人的小说《奇鸟行状录》，其中一段情节讲述小说主人公冈田亨在寻找失踪妻子时，邂逅了少女笠原May。本该上学的笠原May每天为一家假发公司打临时工，从下午1点到4点，端坐在和光前的地铁入口处，唯一的任务就是观察人们的头发稀疏程度，并将其分为“梅”“竹”“松”三个等级。在与Howie Lee的对谈临近尾声时，剃了光头的他提到小说里的这个场景：一个人反复地坐在同一个路口，重复一件“无聊”的事情，最终形成一种Pattern——“世界就是这样，你往哪个地方看，你只要看进去，它就会产生变化。因为这变化其实就在于你内心的摇摆。”
在另一段播客里，Howie讲自己去关注一片云，“最终观照的是自己的自性”。在北京，Howie住的地方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他似乎在有意地划下一道结界，用自己的方式来抵御现代社会的焦虑。然而当他谈起音乐时，他依旧抱有某种朋克式的愤怒，“中国没有严肃音乐，在中国你如果想做严肃音乐，只会让你看起来比别人更加板着脸而已”。在他看来，类似新裤子这样的乐队只能叫作民谣，与电子乐没什么关系。而AI的进步只会让粗糙的音乐变得更粗糙。至于自己，“最终等到我岁数更大的时候，我不会再做那些复杂的东西，我会成为一个像刀郎一样的人”。
说实话，挺让人期待的。
Q&A：
你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出《道德经》重读，你是怎么理解这本书的？
Howie：我觉得《道德经》讲的道理很简单，比如你要装东西，就需要一个空杯子，只有杯子是空的，才能装下新的东西。同样，如果你的心里装满了东西，就没法再容纳更多。只有心里什么都没有，你才能看到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它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还在是非、对错的二元对立纠结中，那么他看这本书是没有用的，也不需要看。一旦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对”或“错”，不是像计算机那样由0和1构成的，你就明白了。这时候，道理也没法用语言说明白，只要心里清楚就够了。
是有某个时刻让你一下子知“道”了吗？
Howie：其实，说我知道和说我不知道，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禅宗里的一些公案吧。所谓的禅宗，就是别人向你提出任何问题，你都不能简单回答“是”或“否”，而是你要扯出一个别的内容来回答。但这本身也是一种训练，让你保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里。因为别人向你提出的问题，你必须要立即迅速回答，如果你陷在判断之中，回答出“是”或“否”，啪！一棒子就打到你头上了。
那你现在还有要解决的问题吗？
Howie：行住坐卧皆是禅，说白了，能把吃喝拉撒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比如吃饭，很多人都吃得特别快。其实，好好吃一顿饭，好好喝一杯水，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 策划：蘑菇仙 / 摄影：左多寶 / 撰稿：九酱 / 妆发：程飞寻 / 造型：Jade / 摄影助理 蓝鲸 / 策划助理 Scarle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