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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汝徽:在水面之下

2025-01-09 来源:V中文版
在中法女性电影项目“创造中的她”展览前言里,策展人汪汝徽引入了“海滩”的意象。想象站在海滩之上,脚下的沙砾不断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而在观者面前的,是一片大海,水面之下,是“无边的黑暗,无尽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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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汝徽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黑暗中打捞被遮蔽的、不可见的事物,并呈现它们与现今的人们隐秘却始终扭结的联结。“创造中的她”打捞出来的,是摄影机背后的女性创作者:从电影工业诞生之初,她们便主导、参与了电影语言的创造,但是却不为人所知,甚至没有进入电影教科书当中。比如,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性导演爱丽丝·居伊(Alice Guy),“纯电影”理论奠基人谢尔曼·杜拉克(Germaine Dulac),她们的名字,从法国电影资料馆的档案中一一浮现,抵达外滩源壹号这座古老建筑

对汪汝徽来说,策展不是简单地罗列名字、作品和物件,或是按照一条既定的线性历史脉络,按部就班地安排展览内容。她希望对于进入展览空间的观众来说,他们当下的经验,能够与作品当中的经验产生联结,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体认,而不仅仅是展签的文字,来形成对展览的感受。在名为“官能的旋律”的展厅中,汪汝徽放入了谢尔曼·杜拉克的《西班牙的节日》(1919),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卡车》(1977) 互为映照。杜拉克坚持“感官的知觉是一切”,她用电影的光影语言展现人们的内在生活,那是电影语言的韵律,也是人类心灵的韵律;而对杜拉斯来说这一切都是“声音”,《卡车》全片以剧本的朗读为主体,诵读的声音,讲述的声音,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的流淌推动着电影,而画面只是某种背景。汪汝徽希望通过这两件在通常分类逻辑中难以归类且在电影语言上似乎完全相异的作品,呈现女性天性中对“旋律”的敏感。当她们站在摄影机后,从自己视点发起讲述时,这种天性如果是自由的,就能够成为自她们深处流淌出的电影语言的一部分。而在“最初的目光:照进现实”里,蔡楚生的电影《新女性》中,荧幕上阮玲玉所饰演的女作家的处境与悲剧性结局,与银幕外阮玲玉的命运处境相互映照;而从展览中所呈现的片段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女性依然熟悉的话语与境遇。过去的人们与当下的人们,站在同一片海滩上。汪汝徽说,她希望在展览中创造一种突破二元思维的敞开的联结,希望“展览能够跟观众形成不单纯是物质的、感官的、智识的对话,而是一种内在的相遇,能触发些许的感动”。

对于水面之下的事物、盘踞而隐藏的脉络、日常世界中不为人所见的联结、时代的集体心理症候,汪汝徽从小就有特别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不可见”的事物,这样的视点本身就是女性的天赋。她用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拾穗者》举例,拾穗者的姿态是弯下腰的,这像是拾荒者,去拾拣那些人们不当回事的物事。而这些物事在一个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世界的人眼中,它们就是诗的碎片,诗的素材。汪汝徽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好奇,支撑着今天这个世界运作背后的力量以及故事。而正是她的好奇心,将她引导到目前所做的事情上。从履历上看,汪汝徽的专业并非策展,她只是求索与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她亲身的经历中,人生教给她:一个人生命的演化,与社会既定的那条线性的、可循的、确凿的“成功大道”并无直接的关联;甚至彼此去离——正如“站在海滩上”,自性的发展正是发生在那样一个浮动的、不确定的,需要不断确认,又不断消失,不断挪动步子的过程中。

在 13 岁时,汪汝徽意外在书店遇到一本据说是诗人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未被公开过的日记,名为《孤独是迷人的》。她被这个“谜”吸引——一位终身离群索居的诗人,一生仅存的肖像照片,生前不为人所知的诗作,死后才被人们意外发现的日记——便把它买回家。从那开始,她读了大量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那种心灵的切近陪伴着她。在对话时,她还会提起,渴望自己有一天能进入一种隐居的状态。但是——汪汝徽笑着提起这个转折——她后来发现这本日记是他人杜撰的。“这就是那股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我们寻求合理,寻求正确,寻求给物事规律与线索;我们整理,以及安放。然而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以为所看见的与认识的,并不是‘事实’。然而却是这样一本所谓的‘假’书,在早年支撑着我,让我连接了一种宝贵的内在的真实。” 狄金森有一首著名的短诗,在其中她创造了两个无名之辈的窃窃私语——“我是无名小卒!你是谁?你也是无名小卒?那我们就是一对——别出声!”这种仅属于两个人之间私密的对话,是她想通过展览创造的观众与这些作品沟通的方式。

汪汝徽策划的最新展览“摩登:交错的世界”,聚焦的是 Art Deco 装饰艺术运动牵引起巴黎与上海两个城市文脉的世纪渊源。她希望展示的不仅仅是当时纷繁的创造图景:建筑、室内、家具、器用、服装、月份牌、电影等,而是在一战后,经历了动荡与断裂的人们,在城市这样一个“家世界”中,如何构建他们对未来与新世界的想象,以及这种所构建的想象又是如何成为我们如今生活的城市中的内在底色。在展览的一个段落“新世界与新生活”中,展厅被布置成百货公司的商品橱窗。在这些橱窗里,我们看见 1930 年代出现在上海人们的居室生活中的新物件:不同形制的灯具及现代家电,女性的闺房家具,象征着幸福摩登家庭的十二件成套家具。这些橱窗展示了商品世界所能许诺的“美好生活”的梦幻场景,这样的表达至今仍在流行。在外滩源壹号的天井空间中,她选择了来自著名艺术家丁乙收藏的十八件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的椅子鳞次栉比地堆叠起来,如摩天楼宇般几乎联通到天顶。在它们对面,则是描绘当时上海城市变化的风景画及文学,现实的物件与感受的诠释在这里相遇,这片“都市风景线”又与天井上空的今天的上海始终连接着。在历史建筑中策展,汪汝徽是以“空间片段”的方式去思考,人们漫游在一个又一个空间,每个空间能够自成它的故事,却又如一张网般彼此相联,而非硬性按照一个规定的线性路径行走,而最终的故事之网是在观众自身的体验与感受中形成的。她形容,每一个展览都可以是一种“相遇与发现的旅途”,在其中,人与作品、与创作者、与他们背后的时代症候相遇。

在对话中,汪汝徽提到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他是除了冥王与冥后之外唯一能够自由出入冥界的信使之神。也就是说,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走向“无意识的世界”(冥界)。汪汝徽相信,在无意识的、水面之下的世界里,隐藏着我们所见的世界现象背后的驱动力,而创造活动的本质正是将无意识以有形可感的样貌带到地表之上的世界——即将其意识化的过程。她将一次次潜入无意识的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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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汝徽

Q&A:

分享一个最近对你有所启发的“瞬间”。

汪汝徽:空白的瞬间,发呆的瞬间,能够无所事事的瞬间。最近我发现,在空白的时间里,我好像会变得更敏锐和清晰。

对你产生过具体积极影响的一位女性是谁?

汪汝徽:筹备女性电影展,让我重新了解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一生都在坚持一种“不归入”的状态——虽然后世对她有很多的定位与归类,把她归为新小说、左岸派之类,但实际上她生前从不认可与参加任何此类的派别活动。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警醒:因为当你一直坚持一种“不归入”的时候,你才能走在自己的路上,发展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主体性保持连接。另外,在筹备电影展的过程中,和戴锦华老师的交流带给了我很多思考。这种思考不单纯只是智识上的,她常常会说自己老了。我也开始思考老去。有时候人很容易忘记自己会老。

c我觉得真正的存在,是在存在的同时,你也知道你同时在消失。

就是我们现在对话的每一分钟,我活着;同时这每一分钟,我又正在一步步逼近死亡。对我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种生命感。

给即将或刚刚进入你所在的这个行业的年轻女性一个建议。

汪汝徽:我可能不是一个相信人生有特别“既定”的正见的人。但是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觉得在找到自己的所“是”之前,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说“不”的勇气。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要有勇气掉头就走。每一次的说“不”,每一次的掉头就走,你都在更接近自己。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 策划:韦祎 / 人物摄影:达佤央金 / 特邀撰稿:李君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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