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ah
此前还拥有一份正职的Norah，会把工作和生活做一个明显的区分，“上班和下班去讲脱口秀之间是有一个开关的”，但是现在完全是007的状态，“和朋友的时间完全碰不上”。她把这些烦恼放进了段子里，形容家里的主卧和客卧已经变成了会议室A和会议室B。可以说，这一年，Norah过得并不算轻松，“这个行业里，的确很少有喜剧演员既做演员又做厂牌主理人。很多人通常是在做厂牌之后，逐渐退居二线，转向更多的幕后工作”。聊到中途，Norah 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还没吃晚饭，先垫两口。”
其实 Norah 一直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创业者，去承担一份重大的责任和压力，然而正是这份责任感，让她在话语权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作为女性主理人，她能够在俱乐部中加入更多人性化的关怀，打造一个对女性友好的舞台环境。同时，她也看到了整个市场对于多语种脱口秀的需求，“最初只是因为国内能够在大平台上售票并进行英文演出的俱乐部一直不多，甚至几乎没有，那我想着就自己创造一个平台来演出，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市场远比我想象的更大，比如最近我去广深演出，在工作日的下午都能坐满整个场子。除此之外，我发现做这件事有更多的意义，我原来一直觉得把中国故事用英文讲出去就是最大的意义，但过去一年的巡演经历让我意识到，多语种脱口秀也可以帮助很多在海外居住的华人，找到一种更加贴近自己文化审美的娱乐。”为了让多语种脱口秀有更好的发展，SpicyComedy 也在做有关喜剧新人的课程，希望让这个体系更为完善。
在个人表演和创作中，Norah也不止步于舒适区，而是不断探索新的边界。对她来说，脱口秀不仅是搞笑，更是一次次把个人生活转化为集体共鸣的机会。她希望未来能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让更多不同背景的观众在她的表演中找到共鸣。
Norah
Q&A：
俱乐部主理人的新身份带给你哪些新收获和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Norah：我希望在这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中，能看到更多的女性老板。因为作为老板和主理人，意味着拥有话语权，这不仅能够帮助自己获得应有的尊重，还可以反哺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为她们提供支持。举个例子，过去很多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都是男性，他们往往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为俱乐部这样一个表演场所配备卫生巾、止痛药等女性用品的重要性。这些男性老板即使想要共情，也因为缺乏亲身体验而难以真正意识到这些需求。然而，作为女性的话语权者，很多这样的需求是我自身就能体会到的，与其一味地依赖他人，不如自己成为老板，掌握话语权。
除却人为关怀方面，SpicyComedy 还为女性脱口秀演员提供了哪些支持？
Norah：在招募新生代喜剧学员时，我作为导师之一，吸引了大量女学员。而且无论是常规演出还是全女性主题演出，我们都尽量优先考虑女学员。对于成熟女演员，我们会为她们筹划更多的全女性演出。但坦率来说，这并不容易。普通话演出中的女性演员本就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做小语种演出时，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演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努力推进这样的演出，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正向的循环——被看到，吸引更多人，最终壮大行业。
今年的脱口秀节目，有更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上桌”。当她们的内容带有些许女权视角时，往往会引发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Norah：我也很想写这个话题，但因为背后有一些更严肃的思考，段子还没有完全成型。不过，我个人不赞同那种观点——认为女性演员只讲女性视角的内容是片面的。我甚至觉得，男性出于个人利益，也不应该去指责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女性讲述自己和性别相关的故事，这是生理所导致的，不是视角所导致的。我觉得没有人抱着说，我今天要讲女权段子来讲的，每个女性讲述的都是她个人的烦恼，当她们讲出这些烦恼时，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从而产生共鸣去支持她们。我觉得，现如今喜剧已经成了一种寻找共鸣的方式。
其实讲脱口秀就是需要勇敢地剖开自己，将一部分的自己“裸露”在观众面前，对此你有过胆怯的时候吗？
Norah：我个人其实很乐意把自己真实和私密的想法分享给大家，但我能够接受并且觉得舒服的方式，是当我已经消化了这些情绪，并且找到了幽默化的方式去讲这个事情时，我才会去分享。
Norah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讲脱口秀不仅仅是为了逗笑观众，而是希望传递一些价值观？
Norah：我一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纯粹就是想通过好笑的事情来和大家分享生活中的趣事。但当我越来越熟悉这个舞台，感受到观众越来越信任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讲一些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种转变很像你和一个陌生人聊天，可能只是随便开开玩笑，但一旦和朋友在一起，聊得深了，你就会开始分享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在做多语种脱口秀时，面对不同的语言，在表演和创作时会有哪些调整和改变？
Norah：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普通话和英文的创作方式相对简单一些，都可以先理清思路，写下来，至少有个结构。但上海话的创作就很特别了，因为它更口语化，写上海话段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通过对着录音反复练习。在表演上，上海话带给我的惊喜是，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够让我找回那种非常自然、放松的感觉。说上海话时，就像是在家里和亲人或者和朋友聊天一样。至于语言环境和文化视角的多元性，确实为我的脱口秀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不同观众的需求。有些段子也只有在某种语言下才能讲得好。比如，涉及上海方言演化或上海人特点的内容，只能用上海话讲。而有些段子，涉及很多普通话特有的词汇和表达，用上海话或英文讲都不合适，而一些和留学经历、文化差异相关的段子，用英文讲就会更有共鸣。
在创作上，会有瓶颈期吗？
Norah：从素材上来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瓶颈，随时都有东西可以写。我一直很喜欢吐槽，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做了这个行业以后确实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敏感，对细节也更加留心。另外，我对负面事件的接受度也有了很大提高。以前，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可能会觉得“今天真倒霉”。但现在，反而觉得，“哦，这就是一个好素材，别人都没碰到这个事呢”。
如今做喜剧的目的和最初比起来，有变化了吗？
Norah：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出于好奇和兴趣，觉得能发挥我平常喜欢讲话、开玩笑、插科打诨的这些特质。但现在，确实有了更多的责任感，我会想从自己的角度为这个行业、为市场上的从业者做些什么。我不奢求能够做到像乔治·卡林一样，讲一些人类共生体层面的宏观内容，那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层次。但我还是希望，至少在我的专场上，大家笑的同时，能抛开一些困扰，找到某种和解，或者感到某种情绪上的释放。
Norah
有哪些言论是深深伤害过你的？
Norah：我觉得最开始的那几年被伤害的可能性以及被伤害的程度会更深。我记得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有个男性前辈和我说，“这个行业也是个娱乐行业，你要么就是很好看，要么就是很好笑，你也不是很好看，你也不是很好笑，在这个行业也不会待得很久。”还有一位男性前辈，他问我，“你爸妈催婚吗”，我说，“有啊”，他说，“这个行业的女生永远找不到好老公，就是找到了也不会幸福”，最后的结尾是，“我也是为了你好”。后来我被伤害到的肯定就是上完节目后的一些言论，那是我首次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接受全国各地观众的评价，负面的评论收到了很多，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最让我感触深刻的一条评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喜欢她。” 这种没有理由的批评让我意识到，某些人的偏见可能永远无法改变，我没有必要去迎合每一个人的主观印象。
而且我也明白了，娱乐行业与普通行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完全暴露在大众眼中的行业。当你的事业在高潮时，会获得无数陌生人的喜爱和支持，但当水退时，也会有许多人给予你差评。你要学会与这些声音和平共处，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
你觉得做脱口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Norah：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是热爱，另一点是原创。
你在这条路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Norah：不知道算不算终极，但是我希望能做世界巡回演出，让各种背景的人都能在我的段子里找到一点儿共鸣，如果能够再了解一点儿中国文化，一点儿上海文化，那就更好了。
编辑 = 刘海伦、摄影 = 琉小淘、撰文 = 李佳祺、妆发 = RENA、摄影助理 = 学森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