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最近几个月，作家马伯庸都在应对来自读者和朋友们甜蜜的“斥责”。
他的新书《食南之徒》出版了，人们在酣畅阅读的同时，也因他笔下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描写忍不住胃口大开。新书签售期间，一位南宁的电台主持人道出了自己的阅读经历——作为老读者，他晚上在床边翻开书，本想如往常一样一夜读完，但刚看完第一章就把书合上了，打开外卖软件，点了个烤串；看完第二章又默默合上书，点了份烧仙草……最后用了一周才把全书看完，其间把几个月的外卖额度都用光了。
抓住了读者的心，也拿捏了读者的胃，马伯庸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人手不释卷；即便合上书本，依旧回味不停，然后大叹一声：我等职场打工人的辛酸原来与古人别无二致啊！
马伯庸笔下，那些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如此动人心弦。从《风起陇西》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太白金星有点烦》到《长安的荔枝》和《食南之徒》，我们在权谋斗争中看到职场的尔虞我诈，在市井百态中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找到共鸣。
人们对他的作品啧啧称奇时，也时常加上一句：“这要是没上过十年班，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啊！”的确，马伯庸在大厂工作十年，交友广泛，与老同事依旧经常往来；写作之外步履不停，看名胜古迹、山川风貌，或是读书观影，徜徉在他人构建的精神世界中；他不爱收藏不爱酒，最放纵的时候，顶多关起门来玩一天游戏就够了，如今又多了一项任务，学习如何为人父……马伯庸写的是历史，也是自己和身边的人。他说：“我想任何一个创作者的创作，都离不开他的生活本身。”
马伯庸
两枚木简引发的“美食传奇”
新书《食南之徒》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让读者如此“牵肠挂肚”？马伯庸的创作要从南越王博物院的两枚木简说起。
8年前，马伯庸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看到两枚木简，是壶枣树的园林档案。极其有限的信息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壶枣是北方树种，为什么会出现在广东南越王宫里？谁会花力气种植这种不值钱又注定难以成活的树木？深挖之后，马伯庸发现这两枚小小的木简背后，是初代南越王赵佗的思乡情切。马伯庸由此展开调研与创作，写出了“小吃货”撬动大历史的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关注到两枚小小的木简，但对于马伯庸而言，这种“背后有事儿”、能延伸出故事来的东西是最好的。正因为知识储备引发的敏感与好奇心，让马伯庸愿意去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深入挖掘，从一个不易察觉的切口延伸出丰满的创作。
这8年来，马伯庸成了南越王博物院的常客。“你如果要写关于某个时代的故事，就必须沉浸其中，但现在不可能有穿越的机会；博物馆就像一个时光隧道，是最接近那个时代的氛围。如果置身事外，永远写不出那种味道。”
既在历史的语境里写作，马伯庸也在自己的生活阅历中写作。《食南之徒》里，赵佗的孤独如此，味觉所代表的乡愁也如此。
“我对赵佗的理解其实是对老人的理解，只是恰好有赵佗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存在。”马伯庸笑言不知为何自己特别招老人喜欢，也因此有了很多与老人聊天的机会。“聊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老人都很孤独，不管他是高官、商人、老师还是工人，年老之后都会渴望聊天，愿意追溯往事，内心充满萧索与孤独。”
马伯庸的姥爷长寿，活到99岁。时至年迈，昔日的老哥们老同事都已不在，世界变得陌生，他年轻时熟悉的事情，甚至连街区、景观都已经不复存在。马伯庸回忆说：“我去找姥爷，他也会回忆一些往事，我作为小辈肯定会听着，但永远无法取代懂他的人。老人也很敏感，他会知道你是真的理解还是出于礼貌在听，有时候说着说着他就不说了。我有时也会好奇问几句，但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因为那是他看过的景、爬过的山、走过的路。”
在《食南之徒》中，壶枣之于赵佗是岁月沉淀之后的乡愁，而这种乡愁，马伯庸也有。他从小在内蒙古赤峰长大，小时候常会吃一种当地特色美食“对夹”。成年离开赤峰后，与外地朋友说起这种“面饼夹熏肉”式的美食，别人会反问：这不就是肉夹馍吗？每当这时，马伯庸会默默生气，因为不是一种东西，口感也完全不同。为此，他专门在央视宣传了这种家乡美食。上个月，他回到赤峰，寻到中学时代的一家早餐店。“虽然已搬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但还是小时候的滋味，吃的时候特别激动。”
马伯庸
历史故事里的“三明治”密码
2020年5月，马伯庸灵感爆发，只用11天时间，一气呵成中篇小说《长安的荔枝》。在他看来，这种“整个人拦都拦不住”的爆发式的灵感可遇而不可求。
不过在每一部作品诞生的偶然性背后，也存在着必然性的铺垫与支撑。《长安的荔枝》可以说马伯庸是用11天写完的，也可以说是用11年写完的。在动笔前的11年里，马伯庸一直在积累唐代文化的资料素材，他关心彼时的衣食住行、山川形势，又因为天生的好奇心，在广州吃荔枝时会询问荔枝几月生长、何时坐果、如何采摘等一系列看似无用的农学问题。所以当《长安的荔枝》灵感爆发时，他就无须再做更多的资料调研。
他说：“我一直觉得灵感并不是单纯‘碰撞’出来的，而是基于资料土壤。土壤越深厚，爆发灵感的概率就越高。”而“资料土壤”不仅来自于史实与常识，对当代社会和人类个体的观察与理解同样重要。
很多人爱马伯庸，爱的正是他在历史洪流中挖掘刻画的小人物。“我觉得过去人们对于小人物的关注太少了。之前的叙事关注的都是帝王将相或达官贵族，但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历史记载是缺失的，只能极其有限地看到一些细节和痕迹。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想象把这些淹没在尘埃中的普通百姓形象重新提炼出来，并让他们与现代读者有某种连接，那将是极大的共鸣。”
历史事实与想象发挥之间，马伯庸也有着自己一直遵循的创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他把不同维度的内容形象地看作一个“三明治”：“一共三层，最上面一层是历史大事，这一层不能篡改；最下面一层是衣食住行，比如烹饪方式如何、交通是坐车还是骑马，因为有证可考且要保留时代的质感，也要保持真实性；中间的一层就可以是虚构和想象，但也要遵循历史的逻辑。”
虚构和想象的依据从何而来，马伯庸笑着道出了秘密：“我的优势是交友比较广泛，认识‘奇怪’的人比较多，所以写的时候就有一些蓝本可以依循。”他与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们依旧保持着友谊，有时见面一起聊大家关心什么、喜欢什么、焦虑什么，都不知不觉中成了灵感来源。
10年漫漫打工路，辞职成为职业作家后，马伯庸除了感叹一声“早该辞了”，更对于平凡的人们保有着赤诚之心。于是有了《太白金星有点烦》里的职场推诿，《长安的荔枝》里的房贷压力、中年危机，《食南之徒》中想躺平却决定不躺的选择，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似乎能在古今的共性与普遍困惑里获得某种释然。
也正是因为马伯庸和他的作品，很多人开始剥茧抽丝，从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出发，试图去了解其背后的真实历史与文化脉络，也在他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中收获某种启发或力量。在马伯庸看来，这种机缘是自己作为作家或小说家所肩负的天然的责任：“小说起源于宋代，街头巷尾听书的是凡夫俗子，说书内容不乏凡俗狗血、怪力乱神之事，佛教在传道弘法时，也会通过故事来讲述精妙的佛法；直到明清时代，小说一直都是根植于老百姓、最贴近大众的文学形式，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对于中华文化的集中梳理、精炼与表达。所以小说家本就是诞生于这种符合大众文化的土壤之上，我们天然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将繁杂的精神文化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出来。”
马伯庸
不是“高产作家”，写作也无捷径
对于“高产作家”的标签，马伯庸并不完全认同，相反，他觉得可能是现在人们读书变慢了，一年一本书的创作节奏也不夸张；而在标签背后，是马伯庸对于写作的敬畏心与审慎态度。
“文字具有一种敏感性。一个写作者如果几天不写，或有一段时间懈怠，这种敏感性就可能会消失。这无关天分，而与人对于文字的熟练程度有关，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有这种敏感。”于是长期的规律性写作也成了马伯庸写作哲学的底层密码，他以近乎严苛的方式进行着自我管理，如同上班一样践行早7点半写到下午5点的作息，以及每天写4000字这个雷打不动的铁律。他相信海明威所说：“写作没有捷径，你越写，就越懂写作。”
马伯庸写作的空间在工作室，而非家里。“我希望能把写作和休息状态分开，像是拍电影时的‘打板’，创造出明显的区隔和仪式感。因为在家写作会分不清休息和工作，工作时无法全身心投入，休息时也总有一种上班的焦虑感。我每天在工作室写，傍晚写完回到家里，门一关，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该吃吃该玩玩该陪孩子陪孩子，心无旁骛。”
几年前，马伯庸的生命又多了一重身份——父亲。但孩子的出现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状态，反而更加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跑步半小时，吃早饭，7点20分把儿子送到学校，再步行10分钟到工作室。和所有打工族一样，打开电脑东摸摸西摸摸，玩个游戏或者躺在按摩椅上按摩一下，他笑言自己的“前摇”时间有点长，需要半小时。8点整正式开始一天的写作。工作室毗邻一所学校，下课铃响起，他也停下来休息；同学们做眼保健操和课间操，他也跟着做；上课铃响起，再回到座位开始写。他笃信，一切能被自己掌握的闹钟都没有用，只有被动的闹钟才有意义。
马伯庸
如今，马伯庸每年在微信公众号分享年度书单时，也多了一份儿子马小烦的年度书单。读书是父子之间重要的交流内容吗？马伯庸不假思索地笑着说：“不是。”正因为感激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父母在阅读上给予的宽容态度，马伯庸也希望能给儿子更多空间与自由。
说到此，马伯庸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马伯庸解释说：“这句话本是描述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父亲对待孩子的态度遵循这个原则也很重要——我养育你，但不代表我拥有你；我培养你，但我不以施恩的态度来要求你；我引导你，但不应主宰你。如果你问我能做到吗？不容易，但我觉得自己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比起“读史”，马伯庸将“游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去年，马伯庸带儿子马小烦去往新疆，旅途辗转间，马伯庸抬眼看到轮台县的路牌。他马上把儿子叫醒，问他：“你能不能想起什么诗？”于是父子俩一起诵出陆游那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需要5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从库尔勒再到轮台又需要漫长的时间。在传统诗词中，轮台代表了“边疆”的意象，对孩子来说原本只是机械的记忆，在亲临轮台的瞬间，马小烦对于“边疆”之遥远有了清晰的概念，对于陆游诗句之中表达的决心也有了新的认识。
2024年，马伯庸还有一个愿望——再去敦煌走一走。“还是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我们走到古人看过、待过的地方，看到古人看见的风景，沉浸其中，对很多东西会有不同的理解。”
编辑：李津 / 摄影：张弘凯 / 采访、撰文：郭蓉 / 造型：雨析 / 化妆、发型：陈凌 / 造型助理：苹果 / 现场助理：kiwi / 场地提供：拾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