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梅
《野蛮人入侵》的影厅前放着陈翠梅的易拉宝。从5 岁钉板凳，8 岁开车撞柱子，写到41 岁决定习武。看完得悟个几秒才能明白这是一个导演简介。那些冠冕堂皇却更易对位的帽子——得过这个奖，那个奖，马来西亚新浪潮代表云云，无处可见。好像看电影前只需知道这是个什么都做了一点儿的人，生了小孩，练过武术，拍了个电影，就够了。
陈翠梅平时随随便便的，随时背着一个书包，黑色，鼓鼓囊囊。里面装的是巴西柔术的道服和换洗衣服，没有电脑。道服是迪卡侬买的，同样颜色买了十件。手机是很多年前国产品牌的一款，她爱发小红书，头像是像素模糊的一张自拍，斑点遍布，咧嘴大笑。有时出席电影映后，现场出片会套上滤镜，白白净净一张脸，她惊叹美颜滤镜太厉害了。
她说自己漫无目的，不以目标来生活，也不是以电影来做事业的。早有朋友说她一手好牌打烂，二十几岁拍爱情小品拿了奖，那就应该再多拍几部，干吗晃来晃去。陈翠梅却觉得，人的一辈子太长，找一件事来做，不要让生活那么无聊就可以了。能拍电影就拍，不拍的时候看书，写作，现在养育孩子，练巴西柔术。有件事情在做，都是一样的。
她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的嬉皮士年代，有个人，“忘了名字了”，每天从家里把砖头一块一块搬出来，晚上再把它们一块一块搬回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总得找点事情来做，这就是修行”。这个人是陶侃，同样的行为，也更常被描述为以劳其筋骨的方式警醒自己牢记担当大任的鸿鹄之志。
什么样的眼睛看到什么样的世界。陈翠梅的世界里先有行动，再有情绪，接着是描述性的语言，生成总结和概念那是很后面的事了。她搭出租车，要跟每个人都聊天。在电影院看自己的电影每次都会笑。她跟你讲话，先是眼睛嘴巴一起笑起来，笑一会儿讲一点儿，再笑一会儿，想想讲到哪里，笑着接下去，如果你不打断她，她绵绵延延的笑和星星点点的讲述好像永远走不到终点。
《野蛮人入侵》也讲了个没有终点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女演员李圆满生育后和成就她的男导演重新达成合作，筹拍一部武打片。导演与演员说起一桩宫本武藏比剑的轶事，留下一句：“一切都是剑。”女演员一边接受武打训练一边吃力地带着孩子，故事的中段突然变成“戏中戏”，遭遇一系列《谍影重重》式的经典桥段后，女演员似乎找回了“自己”，而全片的结尾则是夕阳下男导演独自在水面上行走。女演员一看就是陈翠梅自己，疲累的母亲拖着无法控制的小男孩，被生育摧毁的身体从跳绳开始重建，等到电影拍完，戏里李圆满的眼神坚毅起来，戏外陈翠梅也打赢了巴西柔术的比赛，肩膀头子分外饱满。她的儿子宇宙长大了一些，依然不受控制，是陈翠梅学会了把自己想要控制的心压下来，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创作者。
男导演也是陈翠梅自己，很多人看不出来，问她为什么一个关于女性的电影，以男导演作为结束。其实这两个角色都是她的投射，李圆满代表了她对身体的看法，导演代表了她对创作的看法。创作和身体都是找自己的路径，“一切都是剑”。
问题只有一个，不说姓名，不说职业，不说关系，你是谁？李圆满好像想通了，她可以行于水上了。这是导演写的最后一场戏，看似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在男导演的现实里，也在陈翠梅的现实里，答案尚未出现。“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答案。”剧组的人都散了，但是导演自己的寻找尚未圆满，“他是失落的，他还在回想那个本来要讲的故事，那个宫本武藏一切都是剑的故事。他把手里的棍子丢掉，抓了一下头，还是不明白。他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答案。”这就是陈翠梅。母亲的部分是我，习武的部分是我，创作者的部分是我，身体是我。我是过程，我没有答案。
陈翠梅是家里第四个女孩，出生的时候，老护士跟陈翠梅的妈妈说，这是个唐氏儿，活不过20 岁。她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这个次序上，陈翠梅是家里不被看见的孩子，她告诉自己不需要被看见，“自己会去做自己的事情”，逃学三天去吉隆坡听文学讲座。
陈翠梅从小就清楚要做创作，同样清楚的是自己没有上大学的机会。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实施固打制，以种族比例分配名额。接近80% 的名额留给马来人，华人大概只有10% 的名额。马来西亚华人平均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能力的家庭都会把成绩好的孩子送进私立大学或者出国留学。陈翠梅是华人，成绩好，但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她很小的时候就明白既定的这几条路都是死路，她没有报考任何大学，要走自己的路。
17 岁的时候，陈翠梅申请到一个去阿根廷交流一年的计划，需要两万人民币的费用来买机票和生活。家里给不起，她就自己去筹款。筹着筹着，有人质疑到她父亲头上，问做生意的父亲怎么连女儿的学费都出不起。顾忌父亲的名声，陈翠梅放弃了阿根廷。那是1996 年，王家卫正在阿根廷拍《春光乍泄》。
高考成绩出来，10 个科目，9 科是A，成绩比想象的还要好，但是因为没有报名，上不了大学。后面阴差阳错被新开的一所大学录取，连500 块的报名费都要跟人借。陈翠梅的眼睛一闪一闪的，眼泪在眼眶里晃，“突然觉得很可怜”，嘴角还是笑着。
读大学时交了印度男朋友，两人谈婚论嫁，男友说女人不能当导演，你只能给我的片子当制片。陈翠梅很爱他，结婚的房子都买好了，但是非常焦虑。强烈地不自洽之中，她完成了处女作《丹绒马林有棵树》，讲17 岁的少女逃学的故事。短片拍完，去了鹿特丹，在德国奥博豪森短片影展拿了大奖。她辞了工作，跟印度男友分手，从原本“跪下亲吻丈夫的脚”的未来脱身，“后面就没事了”。
那么多扇窗是关着的，她好险走出一条路，如今想来，家境不好还能拍艺术片，是因为自己作为女导演被看见了。所以她到处说，我太幸运了。
陈翠梅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快乐灵活的人会被任何事情击垮。但当陈翠梅展开说生育的痛苦——疲惫、怕冷、体力不支、记忆力下降、管不住孩子，又很难在现在的她身上找到那些狼狈的踪迹。她拍出了一部电影，这个身体曾是一片废墟的人在电影路演间隙背着道服到处找道馆练柔术，时常是早上六七点。
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经历时间，以及找一件事持续去做。回到那句话，一切都是剑。“以前电影是剑，现在小孩是剑，巴西柔术是剑。”她的目的是生活，作品是自己，目标是为了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好不是成功，不是变得有名，是对这个世界可以更温柔。“出名成功当然也很好，但如果它妨碍我成为我想要的人，那就真的不重要。”
只有在巴西柔术里，陈翠梅学着更有逻辑，更有目标。巴西柔术教的就是控制，控制恐惧，控制自己和对方的身体，以在最坏的情况下逃脱，甚至反败为胜。陈翠梅以前是打到哪里算哪里，见招拆招，顺着对方的方式打，不停地动来动去，不太在意有没有去控制对方，这样常常走入对方算好的陷阱里。打了两三年，学会了更谨慎一些，要有目的，要赢。
但是人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在任何情况下，她更优先的反应都是理解别人的处境。有一次打比赛，刚开始她就被对手拿了背，这是个很有利的降服位，陈翠梅逃脱了，并且立刻拿到对方的背。但是在离结束仅剩10 秒的时候，对方再次逃脱。陈翠梅高兴地笑了出来，她觉得太好了，对方真的很努力，一直没有放弃，她为别人的成功感到由衷高兴。
而且自己做错了就是该笑啊，做错多珍贵。“我会觉得，做错反而人会高兴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你知道做错了，下次就不错了，就学到东西了。”她永远在碰撞，学游泳被爸爸丢进三四米深的海水里，学自行车直接推上斜坡然后放手，脚碰不着地，立刻学会平衡。放手去做，做了就会了，错了下次就会了。
别人在系统学习怎么做才正确，她脑子里东一片西一片，四处闯，都是做了又错，将错就错的体验。“有时候做错的东西看起来虽然很笨拙，又觉得其实更好，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对的方法。”
张献民记录过在克莱蒙朗短片电影节做评委时的一次讨论，各国评委对最后入围的六七十个短片各有偏爱，荷兰评委喜欢陈翠梅《每一天每一天》的理由是：我们谁都不会那样拍，你会那样拍吗？最后陈翠梅拿了奖。
很多时候她看电影会觉得很腻，大家都很标准，都在比谁更接近现实，都很对。那她就反着来，在观众快要相信的时候，赶忙跳出来说这些都是假的，都是编出来的。“为什么电影是真实？为什么都在比谁把故事说得更真实？那我就不断地跟你说这是假的。”
别说电影，所谓的自己也未必是真实的。人把回忆切碎重新拼贴建立因果，再当成自己的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如此而已。2011 年，陈翠梅在微博上写，不管在生命里慢慢地积累了点什么，最后都会被我狠狠丢掉。我想着一世人，我要把自己都用掉了，到最后一无所有了，才会快乐。
12 年过去，陈翠梅使劲地用自己，一路走一路扔。生了个孩子，但是要是跟李圆满一样失去了全部的记忆，一无所有，也未必还会想起自己是个母亲。那要怎么找回自己？没关系，身体的瘾会提醒她，时间到了，我要找人练练柔术。
别怕，做嘛，然后笑就是了。
特邀策划：茶壶 / 特邀撰稿：仓运海 / 摄影：青山 / 编辑：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