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 | 职业：导演 | 代表作：《戏梦关东》《过年》
李想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规规矩矩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他童年的物质生活要比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要优渥。年少时期眼界的开拓，或多或少为20 年后的导演生涯奠定了一些基础。大学毕业后，李想顺利地进入吉林电视台工作，在东北三省无数个有稳定工作的人之中，他是有一技之长的那一类。
年少时，李想喜欢摇滚乐，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他是舞池里最躁的那些人之一。“Pogo”、“跳水”、拿着啤酒到处甩……他还在一次“Pogo”中摔掉了一颗门牙。随着年龄的增大，他逐渐从舞池中退到了人群后，如今他可能连标志性的摇滚手势都不再比画了，年近四十，每天跟随自己的爱好就剩下了啤酒。
每个初识李想的人，都听他说过他目前一共喝过多少款啤酒，这个数字在无数个社交场合里逐渐增长，如今已经是800 多款。
对二人转的早期印象，李想跟大多数东北人一样，最多的视听场合无非是20 世纪初的地下商区内交织四起的外放旋律和大巴车上的劣质VCD。唱段少有正戏，以“粉词”居多。真正萌生以“二人转老艺人”为题材拍摄纪录片的时间，要追溯到他另一部纪录片——《过年》。
在拍摄《过年》的过程中，李想遇到了苏兰亭和尹玉桂，二位老人年轻时都是二人转演员，飘荡的岁月里跟着戏班四处讨生活，二人的情缘与“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的唱腔一样牵缠曲绕，因戏生，因戏浓。在家里的火炕上，老尹太太倚在墙头回忆走过的大半辈子，念叨一句“你说这人生，像是做梦似的”。一旁的李想，脑袋里第一次产生了“戏”和“梦”的微妙组合。“现在想，那就是我决定拍《戏梦关东》的动机。”李想说。
李想
《戏梦关东》第一季首播在2016 年，作为抢救式寻访和探溯东北二人转曲艺文化的系列纪录片，有人称其为“二人转后仓房”、“东北民间生态最真记录”。也有人因此回忆起家乡和童年，回忆起永远分别的某位亲人和某种生活。
事实上，这部即将贯穿近百位二人转民间老艺人的电视纪录片并没有严明的拍摄计划，最初的诞生，仅是为当年一档周播栏目而匆忙策划的备播选题。与成熟完善的电视制作体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摄制组寻找人物线索的方式。当年二人转戏班俗称“滚地包”，艺人们四海行走，居无定所，如今又年事已高，常规的现代通信世界里难以寻觅其踪迹，李想和他的团队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打听”。近百个二人转老艺人有的来自相互推荐，有的是早餐摊唠嗑发现，有的是乡镇小剧场遇见，更多的则是执行导演每晚蹲在短视频直播间刷“游艇”和“啤酒”换来的联络方式。用李想的话说，这些老艺人是他们一个一个从土地里“抠”出来的。
《戏梦关东》每集时长约30 分钟，讲述两个人物，每条人物线约15 分钟，这短短的一刻钟背后是由多天跟拍、无数个小时口述历史加六段濒临失传唱段演示组成的几百G 素材。尽管片子在网络和业内中都得到了认可，甚至成了探讨东北地方戏绕不开的话题，李想还是坚持说自己不懂二人转，更不懂正戏，他甚至不认为《戏梦关东》是讲解二人转艺术的片子，只希望能用这些素材搭建一座数字化民间二人转档案馆，为近一百年的东北历史，增添一套检索系统。
成片后的《戏梦关东》，画面苍莽粗冽，但更加杂陈和艰索的是拍摄背后的经历。除去在乡野荒镇遭遇暴力勒索，李想和他的团队还曾被当作匪贼送进派出所；险些与爆胎的重卡相撞；亲历几十场乡间骂战格斗；甚至还有上午刚联系的拍摄对象下午就去世了。
李想
在《戏梦关东》剧组完成第四十个乡镇的工作，准备驱车前往700 公里外拍摄第69 位老艺人时，一个当天被拍摄的老太太让李想见识了什么叫江湖。
老太太站在一块坚硬的雪上问：“去个掏呗？”
另一个受访者回：“怎地？”
老太太说：“你得生风子几撇？留梗？”
李想不解，问：“你们在唠啥？”
对方笑说：“不能让你知道。”
询问黑话是禁忌，李想便不做声，继续与四个人的小剧组收拾器材，准备离开。然而汽车还未发动，手持械棍的人群就无声地困了上来，刚才还在说笑的老太太挡在路中央，质问李想为什么给她的费用比别人少一半。李想解释，人家是主要记录对象，而你只出现了几个镜头。这种沟通显然是无效的，再抬起头，炉钩子已经抡到了面前，一声炸响，挡风玻璃散裂如蛛网。
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导演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往往能直接影响到呈现效果，尤其在这样一部以人物为驱动的片子里，诚意显然是比技术更重要的存在。为尽可能建立信任，相互走近，李想甚至有意抛下专业，让感性来主导，如他所言：我们遇到谁就拍谁，看见什么就记录什么，特别业余，也很无奈。
在每年数月的拍摄周期当中，摄制组跟随老艺人一起收苞米、摆寿宴、上直播、赶大集、埋死人、赴约会、公园玩票、吵架骂街、红白喜事，当然，也包括了东北人心中最诚挚的交流方式——喝酒。曾经，李想在一位老艺人家里连喝了三天，对方从看到摄像机就不会说话，到最后与他成了忘年交，至今每年还会见面。
得到拍摄对象的信任无疑是莫大的骄傲，此过程中，“诚恳”是唯一的硬通货，当储备足够时，将换来炽热的敞开和袒露。在李想的镜头前，老艺人们言辞拘谨，却不吝啬表达，回望幼年离家的辛酸泪水纵横，诉说往日深情的爱恋眼波流光。上台能甩起赢来满堂彩的手绢，下台能抽动教训诽谤者的皮带。当年唱尽英雄好汉的亮嗓，如今也逃不开在养老院思念儿女。可即使眼神浑浊，牙齿松动，容颜不再，一旦拿起架，进入到唱腔里，神态就顿时焕然，一个个还是王侯将相，仙女娇娘。
曾有年逾七十的老艺人撇下家中秋收的庄稼，奔赴百里之外唱一场红事，只因答应了朋友的请求。白天演完，晚上老艺人揣着结算的八十元钱，走进了洗头房，面对镜头，整个过程充满坦然，毫无避讳。他对李想说：“我做了一辈子艺术，从来没想过能上电视，能有人拍我，所以我就想极尽我的真诚，留下我的真诚。”
李想
“那些年轻时怀揣着‘戏’ 与‘梦’，奔波在关东大地上的艺人，才是‘东北文艺’ 里的主角”。
尽管李想和朋友们都这样理解，但是自2019 年之后，只要是产自“黑吉辽”的文艺作品都难逃与“东北文艺复兴”绑定的命运。近些年来，探讨“东北文艺复兴”几乎成为一种入冬仪式，同时也是媒体探索出的流量密码，每年供暖前重提一次“下岗”、“严寒”、“苦难”、“偷晴”，几篇“10w+”传阅一轮，然后大家再开始安然妥帖地度过这个季节。但即使是一直生活在东北，李想也不觉得那个时代的记忆足以覆盖所有人。
事实上，非要将一段历史集体化，赋予给所有人，除了显现任性的“幼儿心理”，本质上也是一种暴力。任何生命被粗暴地归纳进某一群体中进行探讨，都是不敬。那些在北风中前行的，在寒夜里独饮的，全部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个体，而非样本。每一笔对东北以及所有困境的消费，都会增加未来清算时的风险。
相比东北文化到底存不存在“复兴”，李想更关心的是《戏梦关东》的收尾工作。
2017 年，《戏梦关东》第二季节目播出后，这部片子也似乎开始了它自己的流浪旅程，从第三季与某所高校的“联合出品”，到第四季、第五季时，李想决定自筹经费把这件事做完，只因为当初承诺过会拍摄100 位二人转老艺人。
在预告片的结尾里，李想写道：谨以此片，献给寒冷、过往，献给漂泊、歌唱，献给田野和风雪间奔波不息的祖辈，以及我们正在远去的故乡。
编辑：李超 / 摄影：姜海龙（北京曦烽摄影学院）/ 采访 & 文：陈萨日娜 / 造型：小凯 / 制片人：刘海伦 / 妆发：魏再、 田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