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荔钠
开始
很多次，杨荔钠都在梦里重新见到老宋―老宋是她1999 年的纪录片处女作《老头》里的主人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第一次梦到，他站在阳光里，很暖。再一次梦到，他面目模糊。再往后，环境越来越黑，有一次“是在一个很黑的地下室里面，旁边还有他的那辆手推小竹车，他的脸完全看不清楚，梦里我很清楚他是担心我害怕”……杨荔钠记得作家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人在地狱里也会老。”“因此我知道，他虽然死了，但也是在变老。”杨荔钠记得，梦里的老人几乎每一次对她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说：“你快离开这儿吧，这儿不需要你来，快走吧。”她追问：“那你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没有得到过答复。
每年的重阳节、盂兰盆节，还有春节，杨荔钠都习惯了给这些老朋友包几个饺子。
那是她20 多岁的时候选择结识的一群人和由此开启的一段生命―是创作的生命，也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人”的生命。悠哉哉闲逛到北京天坛公园，见到坐在墙根的一群老人，扎堆在聊天。这幅画面隔着20余年的光景回望，杨荔钠依旧觉得“美得像一幅画”。
那时候她尚且不知道“衰老”为何物，不知道“离别”和“失去”已经紧紧逼在这群人身后。她就是本能地想要记录下这些鲜活可爱的生命，而这些人竟也慷慨地向她打开了身前的那扇门。这个近乎“懵懂”的姑娘于是用一台手持的摄影机，独立完成了整部纪录片的拍摄。
杨荔钠
那时候她不能用理性的语言编织出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直到其中一位拍摄对象吴大爷的一句无心的感慨：“你就拍吧，把我们这帮老头儿都拍没了，你就不拍了。”
事后杨荔钠归纳那段生命时坦陈：“我就是按照他的这句话，结束了我的工作。”杨荔钠记录下了他们日常的闲谈、聚首、幽默和可爱，也记录下了他们患病、疼痛、倒下、告别。
与其说，是一次纪录片的初创让杨荔钠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轨迹，毋宁说她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生命终极课题的自我开启和教育。
《老头》后来让杨荔钠一举拿下了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在内的多个电影节奖项。她以摄影机为眼睛、以独立为姿态的纪录片创作历程也由此开启。她拍自己的母亲、拍孤儿院的一群孩子、拍寺庙里的女人、拍家乡东北在基层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各式各样的“主任”……这些作品有些成为了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里的代表作，有些封尘在旧光碟里，还有一些至今仍在拍摄和进行中。
纪录孤儿院孩子成长的《野草》到现在还在拍；她还想把停滞了几年的《妇女主任》的拍摄重新拎起来―那里面有计划生育主任、有婚姻登记站的主任、有妇女儿童的主任，还有家政中心的主任……如今20 年过去了，人事变动了，她们的生活改变了，就连政策都完全颠倒过来，但杨荔钠知道，别人在其中经历的疼痛、纠结、忍耐，却始终存在着。
杨荔钠
变动
多年来拍摄主题和对象的变化，来自于杨荔钠在生活里身份的延展。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妻子，再变成一个母亲，是经由这些成长，她才能对那一个身份群体面对的共同经验身有同感。
年轻时她不解愁苦，本来是烂漫的年月却把焦点驻足于老年人身上，是因为那时候她的目光纯净，也将老年人看作是如孩童般单纯、幽默、良善。结果是在一次次的送别里，她初尝了人世的苦哀和终将去往的同归。
如今她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见过了太多无奈沧海之后，未曾想到自己最新的纪录片创作，拍摄对象竟又变幻回了一群“少女”。她拍摄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群同龄的女孩与马的故事。
“为什么我到现在人生走完了大半场，又开始回到一个拍摄《少女与马》的状态？”她坐在北京初夏暖烘烘的风里自问，未答先笑了，“因为我发现每个生命阶段都很美。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老年人身上有美德、有善良、有婴儿般的纯真，现在也许因为我也慢慢老了，反而更喜欢鲜活的生命。”
也因为拍摄《少女与马》，她可以更加专注地观察和意识到新世纪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身上蕴含着的开放、进步与希望。
只是有一些好像“命定”的东西，却并未因为题材的变化而逃离开杨荔钠的镜头―从《老头》，到后来同样是老年题材的纪录片《老安》，始终“有一块灰色的布披在我身上，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得不一次次直面的残酷。”到了《少女与马》，她满心以为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结果开机前，有一匹老马死在我们面前”。
既然命运如此安排，杨荔钠便选择睁着眼睛面对。
“逃避不了，这东西无处不在，真的无处不在。”她后来释然了，“就算我不拍纪录片，身边―无论远近，还有会有人随时消失。”她想起祖母离开的时候，“童年的灯光熄灭了”；又想起很久没有回去的家乡长春，“那个城市已经陌生得对我来说像是一座空城”。失去，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常事。
因为对这件事的困惑永恒存在，于是也便有了继续追寻下去的意义。
杨荔钠
今年，女儿即将考大学，杨荔钠长出了一口气，作为一个母亲的养育之责似乎终于可以稍稍放下一些了。她跟女儿向来平等相待，甚至会将内心的索求也对其和盘托出：“我就说，你考了大学赶快去寻找你的自由，未来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也要把过去的很多时光抓回来。”
此前20 多年来，杨荔钠一直在家庭和创作之间往来穿梭。
除却拍摄纪录片，她还完成了三部自己的剧情长片的创作，它们便是―《春梦》《春潮》《春歌》。故事的主题和对象皆为女性，将一个女人会在人生不同阶段遭遇的苦乐尽数投入其中。其中《春歌》后来改名为《妈妈！》，计划在今年上映，她讲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母亲与自己60 多岁的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儿的故事。
剧情片和纪录片是两种创作周期和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事物，却让杨荔钠在不断往复游走的过程里自寻到了一份平衡。
近几年来，她保持着“每拍完一部剧情片就马上回到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中”的节奏。她将拍摄纪录片当作是“养护精气神儿”的过程。剧情片创作动辄团队浩荡，作为编剧、导演在当中需要消耗的经历是巨大的。于是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沉静与独存，需要面对的事物可以相对不那么繁乱和嘈杂，她可以在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中得到凝神与触发。专注看着一个他者的时候，杨荔钠会忘记时间。
就在我们相见的前几天，杨荔钠刚刚确定了一个新的拍摄对象和故事―她跟杨荔钠年纪相仿，杨荔钠喊她“女孩”。
“她在广州，身处困境。”她们通了电话，杨荔钠没看到她的脸，“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跟她有一段历程，要开始了。”
“当这些信息采集到我的生活里的时候，我真的看不见别的。”杨荔钠说着说着，红了眼睛。
杨荔钠
Q&A：
什么样的时候你会重新回看自己的纪录片？
杨荔钠：很多时候我在回看一个纪录片作品的时候，不仅会看成片，常常还会看那些没有用到的那些素材。一个作品的成片往往两个小时，但素材有时候是上千倍的长度，那些素材里都是你走过的路，每一步脚印都在里面。这个是我认为纪录片很迷人的地方。
其实你的剧情片也不全都是“虚构”的对吗？
杨荔钠：可以这么说，有虚构，但肯定还是从生活里提炼了很多。我相信真实的生命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大家如果问：你最感谢的是谁？那我想说：感谢生活。生活让我知道所有的人生冷暖。
你觉得你来到此地的目的是什么？
杨荔钠：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解答不了，我为什么来？其实我都没有想明白。所以我会在片子里放置这个问题。电影其实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但它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你在创作上的精神引领是什么？
杨荔钠：那就是我的拍摄对象。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电话里的女孩子，我完全不认识她，只是打了个电话，她就引领着我想要去到她的世界了，然后我把他们的世界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我们因此一次次了解不同的人生，提出问题。
在你的观察里，女性纪录片创作者的现状是如何的？
杨荔钠：我最初做纪录片的时候，都是独立完成。我记得去日本NHK 拜访放映，出字幕名单的时候他们问我： “导演是你，制片是你，声音、剪辑都是你，是不是写错了？”我说，没有，我们大部分就是这样工作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纪录片创投会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子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而且她们都分工很明确，各尽其责，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情啊！
摄影：韩心璐 / 策划：张婧璇 / 统筹：Timmy / 采访 & 撰文：吕彦妮 / 妆发：窦凯 / 助理：郑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