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
在胡歌的记忆里，十几年前在云南的一程旅行格外特别。
那次他独自从大理开车前往鸡足山，想探一探据说是奇景的华首门。那是个阴天，靠一个不怎么灵光的GPS 导航，胡歌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在山上转了一圈他也没找到地方，一路的颠簸让他倍感疲倦，他兴意阑珊打算就此下山，恰好路经一座形状破旧的小屋子。出于好奇，他拾步而入，后院有一扉木门虚掩半开，见四下无人，他就径自推开了门。
那一推，眼前的景象可谓荡魂慑魄：他发现自己正立于一块危崖之上，前方可以俯瞰幽谷深涧，云雾缥缈，若置九霄。“我看到一边有人在那里扫地，就问华首门在哪儿，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话：‘抬头看。’”
胡歌
一抬头，他只见石壁直摩苍穹，猿猱难攀。回想起来，那种不可思议还是会立刻回到他的脸上。身临其境所体会到的震撼，打开所有感官才能捕捉到的立体维度，照片的记录怕是无法比拟其纤悉无遗。这几年，胡歌走去了更开阔的地方，对拍照的热情反而不似从前。“我也在思考拍照给我带来了什么：好的东西当然很多，比如它会改变我观察事物的角度，但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为了拍照而拍照。”
“为了拍出一张好照片”，奔着这个目标，他觉得目的性太强了。“好像我和这个地方的连接就只有一张照片，忘了真正用心去感受。”即使是摄影本身，在技术进步已经让数码的成像效果比拟胶片的今天，两者依然不尽相同。“用胶片拍照的时候，你会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观察上，因为要对得起那一下快门和那张底片。数码没有这种成本，拍十张可以删九张，但这种简便和直接，反而缺失了胶片时代的某种乐趣。”
他不想把所有的感触都停留在一张“浅层次”的照片上。杜甫所说的“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更接近胡歌的向往.细细咀嚼过程本身的意义，比一个结果更重要。
胡歌
“我”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
“过程”中总免不了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手足无措。
2019 年的时候胡歌去了烟瘴挂，那是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第一个峡谷，音译自藏语，是上世纪80 年代“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给命名的。烟瘴挂附近安置了许多红外相机，用来观测野生动物，胡歌当时的任务，就是去检查电池的余量是否充足，以及储存卡是否还有空间。在半途中，他的车陷入了泥里。
“那里比较偏远，基本没有公路，前一晚需要就地驻扎帐篷住一晚。一切都特别顺利，但晚上下起了雪。”他觉着气温下降，汽车的胎压也会下降，还特地打了点气。“这就是没有经验。雪化了之后气温上升，胎压低一些轮胎才有抓地力，我那个充完气后的轮胎变硬，就那么陷入了泥泞的路里。”
胡歌
那地方的海拔大约近四千六七百米，手机没有任何信号。当时还有另一台车同行，朋友试图把胡歌的车拖出来，结果轮胎打滑，也陷入了泥里。“我们特别、特别狼狈，还好离我们一公里的地方有个牧民的帐篷，他们经常遇上陷车的问题，很有经验，一个五六十岁的藏族大爷就过来帮我们的忙。”
胡歌看到大爷垫下木桩又压千斤顶，整个气喘吁吁的，胡歌自觉是个青壮年，应该揽过这个活儿。“可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人家才是当地人。我蹲在那里吭哧吭哧干了一会儿活，站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完了：完全缺氧，眼冒金星，感觉要晕倒。”他扶着车，念着千万不能就此晕过去，拼命深呼吸，才渐渐缓过来。“当天晚上回到沱沱河大本营的时候，我从头到脚都是泥，但现在回想那五个小时困陷的经历，又挺好玩的。”
胡歌
从2013 年开始，胡歌就成为了“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他参加的主要项目之一是“绿色驿站”：青藏公路沿线有许多货运卡车和自驾游的汽车，那里地广人稀，没有特别的垃圾回收系统，许多人也缺乏环保的意识，沿路有许多废弃的瓶瓶罐罐。绿色江河发起了“垃圾换食物”和“带走一袋垃圾”等活动，鼓励牧民用空瓶换生活用品和食物，又用类似的奖励方式让那些路过的司机把垃圾带去格尔木统一处理，沿途的那些驿站就是集中收集点。
胡歌在驿站如一个普通志愿者一样工作，虽然可以完全丢下艺人的身份，但他知道大家对自己多少免不了有些特殊关照，比如，他不会专职在某个驿站待一整个月，而是会被安排去参与多种活动。“在志愿者驿站的生活非常琐碎甚至枯燥，就是扫地、擦桌子、捡垃圾、接待游客，从整个项目来看，这些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对整个环境的改变来说，他们所作的努力似乎效果微乎其微，但这个项目能改变更多人的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
胡歌
认识到自我的渺小，或许才是迈向真正伟大的第一步。“我曾看到微距镜头下的雪花，在微观世界里，原来每一片六角形的晶体都有独特的形态，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只是回到正常视角的距离，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的精巧和美丽，其实这和志愿者们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
多去几次高原，如何整理装备、如何应对高原反应，他都有了经验。“比如冬天去的时候高反会比较严重，因为植被稀疏，空气里的含氧量会更低。”在那些地方，胡歌特别喜欢和天空交流，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可以对着天空出一会儿神：“在城市里，你的注意力都在人间，都是平视的角度。到了开阔的地方，你就可以尽情抬头看那些云，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在流动，或者是仰望那些星星，它们如此深邃遥远，夜空如此神秘。”
胡歌
第一次去青海时，胡歌走到了沱沱河与通天河的交汇处，那几支河流的交汇形成了长江真正的源头，雪山、冰峰、草地之上，静静镀过格外热烈又格外冷静的阳光。出于一种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理由，他跪倒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那是一种原始的直觉，顺乎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几千年来，如果没有长江，华夏文明都是另一种面貌。”他只能感叹，苍穹之下，人类如此渺小如尘埃，“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那一刻都得到了真切而立体的印证。
见过那样的天地，再回到城市的时候，胡歌难免会感到些不适应。“其实我不想调整过来。因为有那种怅然和失落、有那些落差，才会让我更盼望下一次、盼望再出发。”
胡歌
“自在”不需要某种定义
胡歌曾用三个字形容自己，“贪、嗔、痴”，说到底，就是自我和欲望共处的博弈。“我觉得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知道人有那么多欲望，以为一切都很正常；到了下一个阶段，你会意识到有些欲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有些其实过了头，如果为了追求和满足这些没有必要的欲望，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之间的标准和制度，他觉得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没有对错，只在于选择。“你也不用刻意去抵抗自己的天性，至少当我意识到有这样问题的时候，思考就已经让我往前迈了一步。”
胡歌
几年前的胡歌，《琅琊榜》的热潮尚未退去，对于观众在他身上寄予的期待、因为角色增加的光环，他有一种近乎惶恐的不安。到现在，他已经不再介怀自己“是否能追上那种期待”了。“因为你永远都够不上。只是以前我意识到这种期待的存在时，会感到沮丧、会没有自信，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它就是客观存在于那里，我不需要因为‘够不上’产生那么多负面或者焦虑的情绪。”
“如果永远都处于舒适的环境里，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只要是清醒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开机前，他因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拍摄”和严格的减脂，身心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最终导致肠胃炎。到电影《繁花》，他已经能更坦然地直面这种紧张。“而且王家卫会给你充足的时间去缓冲。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但好处在于，我有许多机会，试的次数越多，紧张就越容易消除。”
30 岁的时候，他拍了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苦咖啡》。“就是想要证明给观众、证明给导演看，胡歌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更像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在那之前，他演的大多是偏商业和偶像的电视剧，他感到着急。“我不想只是被‘偶像’定义，所以说是刻意也好、甚至用力过猛也好，我就是想要做出点别人看得到的改变。”
胡歌
他发现自己有一个无意识的习惯，每次拍完一部作品，他必然会换一个发型。“要不剪短，要不卷、染，就一定会改变。”不断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不断与曾经倾注过心血和挣扎的角色告别，他想，演员到后来，应该懂得“舍我”。“最终大家应该记住的是这个作品想要传达的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光芒。从演员的角度来说，如果一部作品成功了，而你永远跳不出来，就只能原地踏步了。”
回想起当年的那份努力，胡歌多少觉得有些“矫情”，但他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不需要那么刻意了，不需要证明给人看我有多少可塑性或者别的什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表演的能力是否呈上扬的曲线，他觉得这应该由别人来评判。“但对于表演的理解和感悟，这些年的积累肯定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他也曾羡慕身边那些学富五车、可以心无旁骛沉浸在专业研究里的人，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像个“暴发户”。这种“自惭形秽”也逐渐淡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让我感动的是一种心态。他们没有那种焦虑，就是能自在地学习和生活。这种‘自在’，不一定需要某种定义。”
胡歌
他坦然，如果一年看不了一百本书，那么吃透十本也是充实的收获。从三十岁走向四十岁的这一路，他也会时不时想一想“未来”。“未来人生的路会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我的想法也许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但我自己觉得很难越走越宽，因为生活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要去面对，年轻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各种束缚和牵绊。”
听起来残酷，但胡歌觉得事物终究有其两面性。“与此同时，你精神上的选择可能会越来越自由和宽广。”他特别享受一个人开车跑长途，曾经从上海一路开到西安、再到西宁和格尔木，横跨中国的东西。“我的性格还是不怎么擅长社交，开车的时候可以很专注。”一路上他可以和自己聊些有的没的，觉得孤独了，就打开电台，随意搜索当地的节目。“听当地的方言，当地的家长里短。”
“哪怕我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但我总是觉得，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再一次远行，去往一个更梦幻的地方。”
摄影：范欣 / 创意、策划：王晓白 / 形象：王昊 / 化妆、发型：姜洁 / 采访、撰文：李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