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显得有些拘谨。他面向镜头，表情严肃，时不时歪下头，用手扶一扶眼镜。拍摄时的服装不太合身，也要其他人提醒才会讲出口来。直到摄影师说，施老师，您就当是在上课，给我们讲讲最近会不会打仗吧, 他这才放松下来，对在场人士分析起了最近的国际局势。
分析世界局势、预测未来秩序是施展的拿手活儿。他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的史学博士。这两年他很忙，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从线上授课到线下演讲，他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大历史观。他在新书《破茧》里写到，书名“破茧”有双重含义，一是希望人们破除如今公共空间里的信息茧房效应，二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可能正待破茧而出，他对信息茧房到未来的数字秩序，都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施展的下一本书，将会把关注点放在中国的北方走廊地带上。这一走廊的走向大致与长城一致，施展觉得，这片区域的地理状况、历史和当下，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中国”。今年，他四次去调研。10月份，他刚去了一趟晋北地区，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停留不久就匆匆返京。
施展也是大观学术团体的一员。这个学术团体的成员还有刘擎、李筠、翟志勇、张笑宇等人，他们都任教于北京和上海的知名高校，学科领域涵盖政治学、哲学、法学和历史学等。几乎每个季度，他们都会就当下的热门议题组织学术讨论，因为看待问题的角度各异，有时甚至互不相让。最近，他们纷纷把关注点放在了“数字世界”上。在这个话题上，施展总有很多话说。
虽然是历史学出身，又在大学教授政治学，但施展很关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这些新兴事物，在他看来，这些新事物很可能孕育着秩序的重大变迁，就像历史上诸次重要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类秩序发生重大变迁一样。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对这些新技术的看法，并以此为基础，构想了信息时代的全新秩序逻辑。这种大胆尝试，也为施展惹来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作为一个文科教授，这样会不会跑偏了？
不过施展并不在意这些。他说，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生发出的想象力，“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施展
Q&A：
您觉得今年有哪些事算得上是“黑天鹅”事件？
施展：太多了。我都目不暇接了。最重要的还是疫情，但疫情已经不能算黑天鹅了。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美国洛杉矶港的货船根本卸不了货，以至于集装箱回不来，淤积在那里，咱们就会出现集装箱荒，导致海运成本增加。还有像今年的极端天气、煤荒电荒，事先谁能想到这个？还有一些我后知后觉的事，比如数字货币的猛涨，还有元宇宙这个概念的迅速展开。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为什么这两年来公开发言的一个关键词是数字货币？
施展：数字货币的底层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组织机制，我称之为“囚徒困境”的第三种解。“囚徒困境”表明人们之间多么容易背叛、多难合作起来，但人类社会又是基于合作，所以就必须为囚徒困境找到解。过去有两种解，一种解是反复多次博弈，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人们就不会背叛，囚徒困境被破解，但反复多次博弈以小规模的熟人社会为前提；大规模陌生人社会中多数活动都是单次博弈，人们大概率会背叛，此时要破解囚徒困境，就只能靠强力第三方执行人，来对背叛者加以严厉惩罚，合作才能出现。区块链当中的公有链基于其分布式记账技术，能够在陌生人社会中实现熟人社会的效应，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数字货币则是让公有链获得活力的驱动机制，公有链和货币是共生关系。
但好像有能力去玩数字货币的，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经济基础的人？
施展：现在年轻人参与的也特别多，而年轻才代表着未来。
今年还有一个关键词：元宇宙。
施展：我觉得元宇宙目前是概念大于现实。首先技术能力就没有完全跟上，元宇宙要获得好的体验，对带宽和算力有很大需求，这个就对能源又有更大需求。现在的元宇宙还处于一个将爆发未爆发的阶段，许多人都是看中这个概念来提前卡位。我直觉上判断，这有可能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一轮互联网泡沫。元宇宙一定是未来重要的方向，但当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时，涌进来的人一多半都会变成泡沫死掉。
在中国，今年还有一个词也很重要：反垄断。
施展：一个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天然是垄断的。传统行业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企业规模扩大，管理成本会急剧上升，边际效益会下降，最后达到一个均衡点，那么这个企业就扩展到极限了。而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网络的规模越大，价值就越高，而增加的管理成本远远小于网络价值的增值。这种产业，最终一定是以全球作为运营单位的，而不是有限的规模。
一个平台型的公司，在今天已经具备基础设施的意涵了。只不过这个基础设施不是国家来建构的，而是由企业。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网络越统一，效率就越高，所以这种平台天然具有垄断性特征。
这时，对它们的监管要求就被提出了。基础设施的基本特征是必须无差别地提供服务，有“二选一”的话，就不是合格的基础设施了。
对于这样的企业，监管逻辑和其他企业肯定不一样，需要精细化的监管；但对应地，平台型的公司也应该享有它的一些特殊权利，权责需要有某种对应关系。
施展
但平台壮大之后，怎么处理个人隐私问题？
施展：确实非常严峻。我在《破茧》里讨论过这个话题。不同的时代对个人权利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像农业时代，资源匮乏，分配高度不平等，95%的人生产，5%的人消费。贵族或者领主手中会聚拢大量财富，他们不能仅仅将这些钱用来消费，也必须用来为手下的那些附庸做些什么，生老病死他们都要管。那个时代对个人权利的定义，和我们现在熟悉的很不一样。富人的财产上附着有对穷人的义务，穷人虽然没什么财富，但仍然对于富人的财富可以提出特定的权利主张，产权边界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非常不一样。
工业革命以后，财富资源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多，95%的人生产，同样是95%的人消费。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效率，保证效率的前提则是清晰的产权关系，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为了确保产权边界的清晰，人们对个人权利做了一种新的界定，这和当时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逻辑是紧密相关的。
到了未来的信息经济时代，可能就会变成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大量的人会因为AI的替代而失去工作，也就没有能力消费。如果这样，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会崩溃，此时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分配原则出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权利的逻辑也一定会发生改变。
那些大的平台公司，之前，它们从个人身上拿走了大量数据，再基于这些数据获得巨额收入。人们的行为都在产生数据，但在过去，这些数据没有价值，今天是因为大平台的算法而有了价值；平台当然应当因此获利，但这些利全部落到了平台手里就不对了，产生数据的人也应该获得分红。
比如李佳琦，他非常之努力，但他获得的财富，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粉丝追捧的结果，那么这些粉丝是否应该得到一定的分红？
基于过去的权利观来看，这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是李佳琦努力的结果。但如果没有粉丝的追捧，李佳琦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在过去，哪部分是李佳琦努力所得，哪部分是粉丝贡献所得，没办法在技术上作出区分。但区块链让这些东西在技术上能区分了。这个事儿可以基于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比如你在不断追捧我，流量足够大，厂家愿意把东西放到我这里卖。这时我可以设置一个分成比例，跟我的粉丝做一个智能合约。假如李佳琦没理这一招，这时冒出一个愿意分成的张佳琦，那就会很多粉丝涌到张佳琦这里。这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过程，一种新的分配机制会出现，这才是一种健康的、让所有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状态。
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想象力，只要能想出来，现在的技术都能做到。只是现在我们还是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模式想象数字世界，对数字世界立法，但这种立法多半是错位的，因为最初的想象模型就是错位的。就好比大航海刚开始时，人们站在陆地的视角上想象海洋，把陆地的法律逻辑推广到海洋上去，结果完全失败。直到人们意识到海洋需要全新的秩序和全新的逻辑之后，新的空间才完全打开。
您所在的“大观学术共同体”，今年还有什么重要的讨论？
施展：还是元宇宙或者说数字世界吧。我们想要了解的是，经济以这种形式发生了变化，对于未来的秩序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群人共同进行研究已经有12年了。我们在共同研究的一开始就达成了一个原则性共识：中国因为加入世界秩序而获得了成长；世界秩序又因为中国超大的体量，会被重新定义；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未来会如何演化，相当程度上是被我们自己重新定义的世界秩序所反向规定的。所以，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所有的研究，都会不断地回到这一点上。
施展
如何总结您的2021年？
施展：2021年我花了很大精力去探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了写我的新书，到处调研；当然了，同时我也在密切关注现实。
前段时间去山西，是去考察什么？
施展：上个月我去晋北走廊，这一地带有相当一部分是和长城的走向重合的。这几年我一直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是谁？一个国家究竟是谁，是通过对历史的讲述方式表达的。
对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也都是一样。你对过去辉煌的讲法，定义着你对理想中自己的想象，也就规定着你对未来的想象。
在公共舆论当中，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讲法有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就是中国史基本被等同于中原史了。边疆、少数民族，在公共叙事里是缺席的。这不仅对中国历史的讲述是不完整的，甚至对中原历史的解释也变得残缺。因为中原和草原是相互塑造的，脱离开一方无法完整地解释另一方，它们构成一个共生演化的体系，所谓的中国史应该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它最终演化为多元一体的中国。
过去我们往往说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我说那是错的，长城仅仅是中原的北部边界。当我们讨论中国时，长城其实是中心，而不是边界。所以我想以长城为中心切入视角，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这几大板块融在一起讨论，来重新解释何为中国。
您对2022年有何预测？
施展：Winter is coming（凛冬将至） 。2020年我还在幻想，世界是否还有可能回到疫情前的状态？但2021年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一方面，回到过去那种各国之间互信的状态非常难；另一方面，想回到过去，需要技术条件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旦技术条件改变，那过去就终结了。现在能看到一系列新技术正在出现，而且它们的演化会很快，可能十年之内我们这个世界就面目全非了。
2009年的时候，你没法想象2019年的世界。同样，我们今天无法想象2030年。如果元宇宙真的到来，那么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权利、什么叫财富，甚至什么叫国家，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回不到过去不一定是个坏事儿，有可能只是意味着某种新秩序要展开。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严重的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理解，没有任何答案。应对不确定性，最重要的能力是提出真问题，是对既有问题的不断反思。
我们回看人类历史，充满确定性的时代，其实是历史上的偶然，人类更长的历史都是处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正是因为此，人类最主要的知识都是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人类上一次如此充满确定性，是在“一战”之前，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一战”
打起来的43年时间。当时整个欧洲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一战”开始，一切都变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快速发展、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其实也就是这40多年。
我们只不过是刚好生活在这40年里面，于是以为这就是常态。在这个角度上，当下的我们是夏虫不可语冰而已。
摄影：苏里／采访、撰文：党元悦／策划：陈博／统筹：谢丁／化妆、发型：文琪／时装编辑：李萌／造型助理：Simon、李昕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