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我害怕过早平静
初秋，河南修武一个新农村建设项目邀请梁鸿和家人一起前往。梁鸿带上了儿子，感受乡村的变化。尽管这里距离邓州尚有一段距离，但每次回到河南这片土地，梁鸿仍然觉得回家了，这片土地是作家梁鸿成长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初,梁鸿出生于河南邓州梁庄，土地的经验是她真实的成长现场，乡间的劳作与生活贯穿她的童年。“如同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另一个人走过的人生途中有多少荆棘一样，我们都无法了解体悟一个乡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挂在田头树下，或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铁锨锄头倚靠在回家的门后，迅速捧起书本的那种感觉。”梁鸿的师友，著名作家阎连科曾说，梁鸿的成长之路让他对晚辈心生敬意。
即便是在家里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梁鸿的父亲从来没有让孩子们退学，“再艰难，我父亲借钱、借粮食，都要让我们上学。”梁鸿说。中学毕业之后，她到县城读师范学校，然后回到村小，做三年的小学老师。在此期间，读书与写作，是梁鸿心里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以为农村没有书。当时我找各种书如饥似渴地读。”当她得知，做老师还可以考教育学院脱产继续读书，欣喜若狂，一步一步从教育学院开始念本科，从ABC开始自学英语，考入郑州大学读研究生，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师从王富仁先生。毕业后，她进入高校，以评论家身份从事文学研究，也开始了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的研究。
一路随着知识指引进入高校，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成功上岸”，但她觉得远远不够。曾经一度纯粹的研究生活，让她开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这并不是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平静、过早隔离。”这样的意识，让她开始以笔引路，用书写介入现实世界，于是便有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梁鸿
在时间里持续记录
记录是从2008年开始的，在北京当大学教授的梁鸿，离开书斋，回到豫西南乡下的老家小村庄，住了将近5个月。每天，她寻找往昔的伙伴、长辈，和他们聊天，用熟悉又不同的眼光重新阅读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5个月里，她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庭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了一次摸底式的了解，把所见所感写入非虚构作品。乡村田野调查，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近代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记载了上世纪初的中国乡村面貌。梁鸿的“梁庄”，则从另外的角度，记载了当代中国乡村转型时期的变迁。
2010年的《中国在梁庄》，2013年的《出梁庄记》，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的故事。两本书，记录了故乡梁庄在现代化进程里的变化；两部作品，让梁庄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乡村的命运被更多人知晓。
梁鸿至今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她仍在观察与感受。“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和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句天。”家乡那些熟悉的人与景象，让她觉得亲切。“我看着他们，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就像看见我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也在变老，也在时间之中，我的父亲已去世，我身边的那么多人，一个个去世。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当然，这十年间，一切都还有变化。对她来说，记录是在历史的长河里与时间共进。“随着梁庄的变化，我也在跟梁庄一起生长。”梁鸿说，她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在不断重返梁庄的十年里，梁鸿将近十年的持续观察汇成新作。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笔下的，是在历史空间里的梁庄，整个村庄和村庄里的人是整体性的存在；而《梁庄十年》有了不一样的视角。“之前更多写的是人们怎么样在历史洪流里面奋斗、挣扎、哭泣、欢笑，现在我希望去讲述私人化的梁庄、个人的梁庄，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非常日常的生活状态讲述出来。”梁鸿说，在《梁庄十年》的记录中，她更多聚焦村庄内部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早年写梁庄的时候，我没有把更多视角放到女性的生存上。到了《梁庄十年》，我突然意识到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她们的身份问题也是对梁庄内部的重新发现。”眼下，梁鸿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非虚构作品，“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女孩的故事。”梁鸿兴致勃勃地讲道，这个女孩通过奋斗取得事业的成功，“她挣钱了，有了工厂。结果，丈夫跟她有了纷争，两个人打官司、闹离婚、离不掉。”梁鸿越来越喜欢在更微观的层面去讲述更具体的个人故事。在这些小的故事身上，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发展肌理，在个人的故事身上，可以照见更广阔的故事。
梁鸿
梁庄人
2019年在吕梁文学季，贾樟柯导演和梁鸿提到，他想拍摄一部文学纪录电影。对梁鸿来说，这次邀约是一种创作者之间的默契，因为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年轻的一代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拍摄组近90人的团队抵达梁庄，完成电影的记录。镜头前，作家讲述家庭与乡村的故事，从中映射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梁鸿谈到自己的童年、母亲、姐姐和父亲，几次落泪。“我感觉又重新回到梁庄的那条大河，而且更加强调了‘梁庄人’的身份。虽然我离开了这个地方，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跟这片大地连在一起。”梁鸿说。
彼时，电影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待到这部电影与大家见面时，则更名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谁也不曾料到，2020年开年后，作家们和故乡的动情故事被暂时藏在疫情带来的漫长等待之中。
影片拍摄时，梁鸿的儿子还是在初中读书的少年。他和妈妈一起回家乡，被贾樟柯的镜头“抓住了”。贾导请他对着镜头做自我介绍，他用一口京腔普通话讲：“ 我今年14岁，生在河南，长在北京，现在是人大附中的学生，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物理学家。”贾樟柯问他，会不会用河南话讲，男孩面露难色。这时梁鸿走了过来，“来，妈妈教你说。”然后，她带着儿子一句一句地说起了刚才那段自我介绍。影片中的这段情节，让很多观众无比动容。
“我觉得教他讲家乡话，像是一种记忆的重新唤起。语言让某种精神传递下去，有地理性的语言携带有历史性。当他用方言表述的一刹那，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北京的孩子，可能也是梁庄的孩子。”梁鸿说。对梁鸿来说，孩子在成长，有了新的故乡记忆，这是自然的。“梁庄是我的故乡，儿子从小在北京生活，对梁庄不可能生成我这样深刻的情感。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状况，但这种变化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带着孩子回家，让他看着你和家乡那条河、那些树、那些村庄的房屋产生感情，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就没有感知。”时间确实铭刻了成长，影片公映之时，当时的少年已上高中，思想的成熟让他对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个人观看时的焦点不一样，会让影片呈现出多义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认知方式属于新生的，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新方法。”儿子的几次公开发言都让观众由衷鼓掌。从某种意义而言，年轻人的成长，是时间流转最好的证明。
梁鸿
一次真实的相逢
初夏，梁鸿在郑州待了一个星期，开会之余的时间，她给自己安排了集中的写作，这里见证了她的新故事。几个星期之后，7月20日，来势汹汹的暴雨突袭郑州、新乡等地，全省多地降水量均打破历史纪录。郑州之后，卫辉受灾，洪水肆虐中原大地，河南告急。7月23日，她和文学杂志《莽原》的主编王安琪、李清源一起接力，完成了一次募捐，为灾区卫辉送上了亟需的药物。朋友们的灼灼心意和关切，让梁鸿几度泪眼模糊，几乎看不清手机。
9月，汛情退去，但人们的牵挂未曾消失。9月29日，《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电影公映前，郑州松社书店老板刘磊提议在河南办专场，她参与筹划，和导演贾樟柯商量，把特别点映场即首映礼安排在河南。“其实时间特别紧张，但是这片土地太需要大家聚在一起，提提士气了。”梁鸿回忆说，电影首映的主办方之一松社书店的老板特别给力，忙前忙后，观众就更加热情了。
“本来说安排一个厅放映，后来报名的人太多了，开了三个厅。”
看到这样的场面，梁鸿心里很感动，“或许重启生活需要一种仪式感。大家聚在一起，有重新开始生活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刻，和贾导一起在郑州来谈这个电影，会有格外不同的意义。”首映式第二天，她和青年作家李清源一起重访卫辉。不久前的线上爱心接力，以真实的场景呈现在梁鸿面前，她有了更深的触动。在卫辉，参与救灾的同志指着墙上近一人高的水线位置说：“当天的水位到了这里。”他们所捐赠的药物，清源连夜奔忙，自己送到最前沿的安置点，老百姓可以在那里直接取到药，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老百姓几乎没带任何东西就出来了，所以，那批药物还真的起到了作用。听到当地老百姓讲这些，梁鸿发自内心地感谢当天献上爱心的朋友们。
灾情过去几个星期，重建工作开始了。眼前的卫辉并不是一切如旧。公路上晾晒的麦子散发出巨大的酒的味道。粮食在水里泡得太久，已经不能食用，只能做酒糟了。“决堤口，平原的树上挂着水中的杂物，依然可以看到水位。看不到的是每个家庭具体的疼痛。”她心里深知，灾后的重建，是更加静默的战场。对当地的家庭来说，怎么重新走出来，是一道更难的题，“看不见的黑洞能压垮人。怎么提振信心，太重要了。”
随行的人员向梁鸿表示感谢，可她始终觉得，自己在这件事里所做的事不值一提。几次讲到，她都表示，最应该感谢的是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每位朋友。“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自我的激发，你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在做那么一点点对别人有利的事情。”
这是一个作家对家乡的情感，更是人与人之间真切的相逢。
编辑：宫哲怡 / 摄影：李银银 / 文：何棋武 / 造型：Cici Lee / 妆发：丫丫 / 视觉：玉清 / 编辑助理：杨芳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