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我叫万玛才旦，藏族人。“才旦”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恒寿，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这是家人美好的愿望，“万玛”来自藏传佛教宁玛派尊奉的祖师爷莲花生大师的名字中的两个字。
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写小说、拍电影，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藏地，有一些人专门说唱《格萨尔王传》，那些说唱艺人们是一夜之间就开始讲故事，而我是一步一步走上了讲故事这条路。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经典的藏族长篇史诗，比《荷马史诗》长很多倍。之前很多年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叙事的部分用说的，到了情感表达的部分，像对话什么的，就用唱歌的方式表达。什么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呢？很神奇的，可能是一个牧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天去山上放羊，几天几夜没回家，家人到处找，发现他在山上某个地方昏睡。叫醒之后，他回想起来，就是睡了一觉，梦里看到了《格萨尔王传》的画面，就像看电影那样，醒来之后他就会说唱《格萨尔王传》了。这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大家相信他们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能力是神授的。
最初我想走出藏区，是因为想读的书读不到。我从小喜欢阅读，但我出生在青海的一个乡村，能读到的书太少。我去县城上初中的时候，全县只有几十本写作辅导书，先去的人买到了，后面的人只能手抄，有时候可能要背下来。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很小，书很少，没有图书馆，找一本书太难了。我听说过很多书的名字，但是没读过，因为买不到。考大学的时候，文学常识提到很多作家，我都没有接触过。这让我特别想出去，去有很多书的地方。
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九十多块钱，马上去县城，买了一套《红楼梦》和一套《水浒传》。那时候，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小学当老师。对很多人来说，考中专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当上老师了，那么目标达到了，父母也觉得已经很好了。人生轨迹就这么定了，一辈子当老师，基本上可以望到尽头，将来也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可能了。
可是，我考中专的目的是希望改变自己，走出去。那时候中专很难考，一个县就招几个人。我从乡村考到县城，最后分配去教书的地方却还是一个乡村。在藏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业余写作，不太可能做职业作家。当时，我想做职业作家，把写作作为终身的职业。
我只好去考大学。通过考大学，才有可能走出去。那时候上大学和现在上大学不一样，现在大学是很多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教育，那时候上大学对我们这样处境的人来说，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能性。除了上大学之外，就没有太多走出去的机会了，那是唯一的出路。就这样，我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后，又考到西北民族大学，去兰州念藏语言文学。
除了文学，我也喜欢电影。老家那个村庄哪有电影院啊，基本上都是看露天电影，一个月两次，放映队一来，我们提着板凳就跑去看。70年代我们看的主要是革命题材电影，有一次放映队来了，整个村庄只有寺庙的大殿适合放电影，于是就在那里放电影，而且是一部爱情电影。
关于看电影，还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我的家乡在黄河边，那里有一个峡谷，又深又窄，很适合建水电站。于是，有一支水利局的工作队来到我们村庄兴建水电站，驻扎几个月。他们在工作站里设了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我们当地的村民也可以买票进去看电影，我就经常去。那里会放一些不太一样的电影，主要是国外的，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之类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
万玛才旦
80年代是文艺作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小高峰，很多电影改编自优秀的文学作品。看到自己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优秀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我也开始对电影行业产生向往。上大学期间，我想找电影方面的书看，去图书馆找来找去，只有一本《导演编剧的基本修养》，前苏联引进的版本。从那时起，我就希望有一个专业学习电影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在我们州做了公务员，那份工作跟文学或者电影完全没有关系。当时，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都饱和了，出版社、杂志社都没机会了，我只能找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又不是我的志向所在。
又一次，我想要改变，唯一的出路又是考学。所以我又考了硕士研究生，学翻译。硕士读到二年级，我来到北京，在国家翻译局实习，做一些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我还是想学电影，白天的事情忙完，晚上就从中关村到北京电影学院，咨询有什么学习机会。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基金一直在资助藏地学生的教育，我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请，说我想学电影。基金那边也觉得，这对藏区来说是特别需要的，我的申请很快就通过了。我终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两年，跟了一个编导班，读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才和电影有了正式关联。
进了电影学院，一开始我不太适应。我当时的观影量远远不够，上课讲到中国电影史，很多片子我是看过的，一讲到世界电影史，从影片到创作方法、创作经验，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当时我都不知道长镜头是什么。那两年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我把文学先放一放，没有写小说，每天早晨8点去上课，晚上12点才回宿舍，不是看电影相关的书，就是看各种电影。因为这个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我非常珍惜。进修两年之后，我拍了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但是我还想学得更精一点儿，又考了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硕士，又回到学校学习。
走出藏区以后，我反而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迷茫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出现，30岁前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最后我找到了我的路，我知道我要从事什么工作了，就不会想太多，也不会再去看其他的路了，迷茫也就结束了。
从事电影工作之后，我写作的时间变得很少。所以我始终保持着一种专注力，有了新鲜的灵感，不管所在的环境多么喧闹，必须专注下来，进入书写的世界，一旦进入就停不下来，很快写完。
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会有很大的不同。像《塔洛》，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把塔洛写成了一个很孤独的年轻人，整天在山上放羊，却有超强的记忆力，能通篇背诵毛主席写的文章。等到筹备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塔洛对毛主席语录这么熟悉，那么他一定经历过“文革”时期，这么算下来，他应该是一个中年人了。所以说，写剧本和写小说完全不同，写剧本就像写论文，必须非常严谨。
我的电影呈现出来的样貌，其实跟资本进入电影圈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资本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拍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讲述藏区人们的真实生活，没有猎奇色彩或者神化的部分，而且是藏语电影，这样的题材肯定是资本不太青睐的嘛。但是资本仍然会影响我，简单来说就是给我带来一种制约。
万玛才旦
因为电影的市场架构已经建立起来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电影的投资和回报都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数据来衡量，我拍的这些题材，在这个衡量体系中只能找到有限的投资，于是我只能拍小规模的影片，像《气球》《塔洛》，整个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比较集中的，从电影的层面实现起来成本较低。
我刚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写的是藏民族的史诗剧本。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现实接触，当我对现实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就明白了那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史诗类电影需要非常大规模的资金，写小说更容易实现。写小说是很痛快的，很纯粹，也相对自由。拍电影是一个宏大的严谨的工程，要投入时间、精力，要考虑各个部门，但有时候电影的层次和丰满度可能比小说更好。本质上，写小说和拍电影是一样的，都是创作，都会带来痛苦或者快乐。
在藏地，宗教和神话传说是大家认知世界的一个方法。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人，后来上了学，接受了另一套体系的教育——唯物论的教育，有了一个新的参照，就会做一个对比，我原来的想法是不是错误的？有可能开始反思，也有可能更加坚定了。
我当然是有反思的，我有两套价值观或者世界观，两套价值观一直在影响我。对于从小接受的信仰，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比如我经常想，信仰对现实是有推动作用还是有制约作用？所以，我可能不会百分之百毫不怀疑地信奉，只能算是一个近似佛教徒。
现在我的生活里有一种穿越感，有时候白天在村庄里，晚上就到了北京，甚至到了纽约、巴黎，穿越的不仅是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穿越。交通便利了，距离感就缩小了，现在从北京到西宁再到家乡就是一天的事情，我小时候去一趟县城就要一天，那时候觉得县城太遥远，不仅是交通上的遥远，心理上也觉得很遥远，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县城就是远方。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太大了，从外在到内在的变化都有。家乡的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机遇也多了。以前，农民只能种地，牧民只能放牧，现在还可以去城里打工，甚至在家乡那个村庄里就有很多就业机会。电商、直播带货我们村里还没有，但是很多地方都有，慢慢地我们村可能也会有了。
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手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来得太快了，突然一下子就来了，新的和旧的混杂在一起，带来一种荒诞和变形。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好，来了很多好东西，慢慢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了。就拿大法会来说，以前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聚会，大家都很认真地对待。现在可能交流方式变了，公共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在公共活动之外，大家还有很多可以挣钱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请假了。原本做一次法会需要七名僧侣，现在可能七个都凑不齐，就算了，简化一下，三个也可以。
藏传佛教的基本观念是：物质不重要，世俗生活不重要，甚至今世都不那么重要，今世是用来修行的，修一个更好的来世。以前大家都相信这个。现在很多观念通过各种渠道比如电视剧被带进来了，这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家就觉得，你看人家活得那么好，我们还等着来世干吗呢？还不如去挣点儿钱。于是，物质和世俗生活变得很重要，今世很重要，来世到底有没有谁知道呢。原本宗教给我们的影响就这样慢慢淡化了。
摄影：张亮／采访、撰文：Maggie／化妆、发型：Shailen、亚楠 ／策划、统筹：暖小团／美术编辑：火大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