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
2020 年7 月1 日，电影《1921》在上海开机。围绕“中共一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平均年龄只有28 岁、为一个共同目标和理想奋斗的热血青年，相聚上海，突破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顺利召开“一大会议”，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和十年前创作《建党伟业》相比，这一次黄建新导演更加强调“温度”。“我们回到电影最初的逻辑——把所有注意点集中到人物，从人物的生活习惯、表达方式、情感等一点点展开，让观众与角色产生联系。”像搭一张网，一个帐篷，周围钉满木桩，观众站在里面，就看懂了结构和关系。
“中共一大”会议开在上海，他请来上海籍导演郑大圣做联合导演。拍摄基地在车墩，上影厂的一级美术师和老师傅们，与华建集团通力合作，花费三个多月，一比一复刻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博文女校等实景。黄建新说：“我们在车墩不是搭景，而是造房子。”
由于这些原址属于老上海石库门建筑，临近搭建结束时，地面的石块路已经铺了一多半，黄导一看不行，太平整了，没有历史的痕迹，要求重新铺。因为要“铺出自然错落的手工感”，包括石库门人家的厨房，都是复原老上海本地风格的灶台，烟囱是真的能冒烟。影片拍摄期间，主演说“黄建新导演，连一个花瓶的位置都能看出问题”。
黄建新为建党故事丰富了大量生动细节，观众能看到“一大代表”吃上海老字号的“乔家栅”汤圆；李达和王会悟这对新婚夫妇，挤在6 平米的小房子相互打气，为编辑杂志、参与筹备“一大会议”而彻夜忙碌；王尽美、邓恩铭会热情地围着刘仁静，打听“五四运动”的情况，宛如“追星现场”，而当时年轻人们的“偶像”，是为救亡图存奋力呐喊的学生先锋。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看到他们就像我们身边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这些年轻的先辈为了理想，却舍弃自己已有的东西。其实，很多‘一大代表’当时的生活很好，并不是活不下去，但依然为了革命放弃了安稳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这样？这里面就有他们的坚定信念，有他们对改变中国未来的强烈追求。”
黄建新
1921，看历史的横截面
一旦开始阅读“一大代表”的早期文献以及他们的回忆录，会发现许多非常生动、有趣的细节，这些故事会令人感到兴奋吗？
通过大量深入地阅读这些人物原型的资料，你发现他们的故事很有魅力，每个人都是传奇，每个人都能拍一部电影。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丰富到我们瞠目结舌，看史料的时候就觉得太好看了。有些史料提供细节，有些不详尽的地方，又提供很大空间和想象力。
您觉得吸引观众了解真实的历史并发生兴趣，这件事其实适合影视工作者来做吗？
我们拍《1921》，也是希望通过一个故事，能比较通俗地把厚重的史料通过影视化表达，介绍给年轻人，他们有了兴趣，尽可能再去看书。电影是一个入门了解的途径，我们需要让大家认识到那段历史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
拍《建党伟业》时已经做了一轮资料查阅，十年过去，面对同样的故事这次有哪些“新料”？
这次策划编剧团队去了国外资料馆查找，在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里发现，有电报显示日本共产党员曾计划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的消息，而日本特高科计划进行破坏；另外，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警戒“一大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信息。在这些史料基础上，我们丰富了日本和欧洲两条故事线，合理化加入了谍战、追车等类型化元素，让电影的戏剧冲突也更强烈。
党史大多从“五四运动”开始讲述，选择加入国际视角，是否为了避免观众“审美疲劳”？
加入国际视角，服务于丰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1917 年的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展，觉醒了一批“新青年”。所以，影片中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如何来到上海的展现，以及他在“一大会议”中的角色。这次我们专门邀请了国外专业演员来饰演马林，希望每一个人物都能真实、可信，动人又富有激情。
电影名为《1921》，是只集中在这一年份，还是带一些“前情回顾”？
《1921》剧情主要聚焦在1921 这一年前后的事情，尤其是“一大会议”召开前后几个月内的故事，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及国际社会，将视角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处的世界形势，高度浓缩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力图全方位地展现建党过程的“横截面”。
《1921》是如何展现先辈们的建党初心的？
其实最初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都投身革命，想改变旧社会，但每个人的格局和层次也不一样，全面了解以后，你会发现历史有很多必然性，看着是偶然的，实际是必然的。所以《1921》试图去展现，最初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因为他们忧国忧民，他们对中国的衰退、被分裂，越来越不满，他们要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是超越了生命自身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们能把理想主义付诸实践。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只用了28 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想拍这个戏的原因。100 年来，你看到的所有客观变化，都是这样的一群人“精神里程和心灵里程”的实践性体现。
黄建新
打造一个“有烟火气”的故事
您曾经提到“这回塑造每一个人物的方式和以往都不同”，可以介绍一下吗？
比如，我们会设计李达彻夜编辑“一大会议”上讨论的党纲后，光着脚爬出天窗，站在屋顶向着朝阳挥舞手臂，兴奋呐喊的情节，这种抒情式的情绪释放，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来说，是丰满了他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情怀感的，努力去真实体现先辈的热血青春。立体细腻地描摹人物，也是我们这次《1921》的一大重心。
《1921》中聚焦建党故事的时间段更集中，对主创来说是不是一次更酣畅，更充分的表达？
我们的精力可以更多地投入在细节和人物上，视角集中在1921 年的上海。这一年上海社会发生了什么？“一大会议”怎么开始筹备？“一大代表”怎么到达的上海？会议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波澜？面临各种暗潮汹涌的危机，他们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些在影片中都有所展现。
《1921》中对毛泽东有哪些生活化描写？
比如1921 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和李达夫妇吃饭时，他调侃同为湖南人的李达“现在都吃不了辣”。还有一场夜跑的戏，毛泽东的情绪从开始的不满愤懑，到信念逐渐坚定，再到最后充满斗志。王仁君为了拍这场戏，从进组前两个月就坚持晨跑和夜跑。
过去老电影有600 多个镜头，近年翻了三倍，《建党伟业》有2400 个左右，机器至少有三台。《1921》在镜头语言方面，有哪些新意？
这次想有一个新的形象塑造体系，以更生活化的视角、更充沛的情感，让人物在历史大事件中具象化。以人物为中心，来构成1921 年这一关键节点，这是和之前我的电影表达不同的地方。拍摄上也会用更现代的方式，运镜上更追求动感和韵律，写实和写意相结合，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温度，以及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精神力量。
黄建新
一百年，正青春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年轻人合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常常被他们的活力和热情感染？
许多年轻演员是第一次合作，他们的热情、认真、才华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拍摄“五四运动”一场戏时，就启用了一批历届艺考前一二名的真实大学生，来演当时的大学生们。他们的青春感，和对世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激情的感觉是纯天然的，是由内而外，不加雕琢的，很有感染力。这帮新生代的演员们，怀着学习的态度在塑造角色，也很让人惊喜。在进组前，哪怕只客串一天，他们也会索要一堆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然后和编剧反复沟通来了解人物背景。
《1921》有很多新生代演员出演，也有很多之前您合作过的演员，和他们的合作感受如何？
历史上1921 年参与建党的这批革命者，确实非常年轻，尤其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28 岁，最小的才19 岁。为了贴近历史，所以我们也选择年龄相仿的演员，“以青年演青年”。有些演员是之前合作过的，比较熟悉，像黄轩、祖峰，我就希望他们打破之前的模式，向观众展现不一样的一面。他们也的确带来了惊喜，努力赋予了角色有血有肉的生命力。现场演员们也很团结一心，比如拍到红船最后一个镜头，大家一起唱《国际歌》的部分，当天其实没有张超的戏份，但他也来到现场，在旁边弹吉他、伴奏，帮助其他演员找音准。
作为导演，您会从善如流地接受演员的想法建议吗？
拍摄前他们会和我深入细致地一起研究、琢磨，该如何传神准确地饰演好这个人物，一句台词、一个小动作，经常都会认真地讨论。许多演员跟我说，通过出演这部电影，不仅深入了解了建党的历史，而且对这些为革命理想不惜奉献一切的历史人物，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共鸣，感慨通过演这部戏，自己成长了，我觉得这个成长提供给我们塑造角色一个极为有力的心态和动力。
这是否就是您说的，《1921》探寻的是先辈的“心灵源动力”？
《1921》探索的是第一代共产党人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义无反顾、不懈拼搏的“心灵原动力”，即建党初心。所以我们尽可能展现先辈的人性弧光，通过表情、语言、习惯动作，让观众感受到，为什么他们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完成“用28 年改变旧中国”的“中国奇迹”。“一大代表”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不同的观点和相同的救亡图存目标，参加“一大会议”，他们的精神碰撞，和各自的个性魅力搭配，产生了一种活力，这个活力就是未来。
摄影：黎晓亮 / 策划：葛海晨 / 执行：阴博文 / 采访 & 撰文：陈晶 / 形象：李洁晨 / 妆发：徐文龙 / 助理：徐晓雯、陈奕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