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
我走进陈建斌的化妆间时，他正猫着腰系鞋带，一个黑色的背影弓成一个特别大的墨点，我喊“导演好”，得到一个近似呜咽的“嗯”的回应，也是从那个墨点深处发出的。等他直起身子来，再坐进沙发里，我看到一张不打算有什么防备但又端住了一些威严的脸。他身兼编剧、导演、演员创作而就的电影《第十一回》马上就要见观众了，这一遭谈话就因此生发。谈话之后，我决定以一种揭秘式的写法呈现这次对话中较为鲜活有趣的内容，他们大多自电影中的情节、人物、故事为起点，正所谓物如其人、字如其人，作品也如是。在一次创作中，陈建斌守住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样样皆有来处和去处。
陈建斌
电影本来的名字
《第十一回》本来不叫《第十一回》，它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如是我闻》。这是一个宗教语汇，意思是：“我是这样听说的……”陈建斌当初喜欢这个名字，无关信仰，他只是单纯觉得这四个字“特别有美感”，且，背后也有深意，因为是“听说”，所以就势必与现实存在着偏差。“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的看法有些时候真的是片面的，是有偏见的……甚至就连当事人自己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真相产生怀疑和迷惑。”—这是这部电影中，他想探讨的内容之一。
待到后期就快要定剪了，要收工了，他忽然起意做一版“章回体”。事实上，那个时候不是快要定剪了，而是已经定剪了。他跟剪辑师、也跟自己说：“给我一次机会吧。”一个晚上的时间，陈建斌紧急召唤好友史航来家里，把十个章回的回目起了出来。就是在这一瞬间，他决定，电影改名叫《第十一回》。
“一般的电影都是我们出了电影院，电影里的故事就结束了，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电影，十回演完，结尾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第十一回，这就是你走出电影院之后，你自己的想法和故事—这个是《第十一回》，电影才算正式地开演了。”
陈建斌一下被这个（想法）迷住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把前面所有的剪辑都否定掉。“必须它得是章回体，必须它得是《第十一回》。”即使这个名字令人摸不着头脑，“既不商业也不艺术，不知道为什么”，但陈建斌就是认准了。
他不愿意将这说成是什么“坚持”：“坚持就意味着好像你为了捍卫某个东西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不，这个是灵感、是创作，是一个艺术家最愉快的东西，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就等于说电影拍完了，我剪完了，又给了我一个创作的机会，又给了我一次认识我这个作品的机会，我非常高兴。”
陈建斌
“可以无休止地拍下去、剪下去”
在《第十一回》的剪辑指导方媛眼中，陈建斌是一个“有点儿完美主义”“会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推翻之前的定稿”的导演。对于陈建斌在电影定剪之后重新调整结构的做法，方媛表示理解：“他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非常执着，像孩子一样，一直给自己提问题，一直去寻找答案……像土壤里植物的根须，满怀热情，小心探求。”
联合编剧之一雷志龙也告诉我们，《第十一回》的剧本他和陈建斌写了九个月，然后从电影开拍到杀青，他一天不差地待满了两个多月，几乎每一天都在改剧本。陈建斌将这个过程称作“调整”—“是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一个过程。”
一天的戏拍完了，陈建斌会和编剧们一起“反复讨论”第二天的戏“还有没有更好的表现形式”，他总希望找到“最棒的、最有趣的、最有意思的、最精彩的”手段，他说，这件事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还有条件，那我可以把这个电影完全重新拍一遍……”
他以为这种“没有终止”的现状，就和生活本身一模一样，而且是不受控的，随时会被“打断”。
“我们总是觉得生活就应该按照小时候想的那样，我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直永远地幸福生活。可是长大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姐姐出嫁了，你自己上大学了，甚至你就生活在别的城市了……”因此他渐渐明白了，生活就是“一次排练”，不可逆，只能往前走，而且永远时时刻刻都是排练，没有正式演出。
所以他只能选择爱过程。“不是说我们不想要那个结果，因为那个结果是不可知的，是我们得不到的，我们只能选择爱上这个过程。”
陈建斌
结尾被剪掉的镜头
电影《第十一回》的结尾，本来还有比现在多一个的镜头。
是窦靖童饰演的女儿多多骑电动车载着周迅和陈建斌在街上，一直开到一处停下，多多下车跑到一个过街天桥上，那两个人就躲在车里偷偷看她要做什么。多多在人群中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就看着对面人流中走过来一个年轻男孩，于是一把抱住了他。那个男孩其实根本不认识多多，但在车里的爸爸妈妈看来，他们以为，那就是多多的“他”。
这场戏确实也拍了，但最后陈建斌还是决定不保留，让结尾就是现在的样子，窦靖童骑着车，“驶向自己的道路”—“当父母把他们的爱全部给了孩子之后，就意味着父母完成了义务和责任，那个时候小孩长大了，就要去走自己的路，而且是她带领着父母继续往前走。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你带领带领我，一会儿我带领带领你。”
还有一个“到此为止”的原因是，陈建斌喜欢骑着车的窦靖童脸上的那份无所畏惧。“一个年轻的小野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对于眼前面临的东西是没有恐惧的，是特别坚定的。”
方媛则记得，有一场“红雨”的戏，马福礼在舞台上被红色的雨浇透了全身，他拖着红布离场，这是他们在后期剪辑时，陈建斌表示“绝对不要拿掉”的一场戏，也是他们花了最长时间修改的一个段落，甚至在剪辑期间进行了补拍。“导演不停地调试，打乱顺序尝试。”这场戏，最终出现在了片尾的彩蛋部分。
陈建斌
“最起码十几个（戏剧演出）版本”
《第十一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戏，都发生在舞台上。
大鹏饰演的导演胡昆汀和春夏饰演的演员贾梅怡同属一个地级市话剧团，他们和一众团员要一同排演一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
为了排演这出“舞台剧”，陈建斌特意邀请来了话剧导演邵泽辉和苏小刚来鼎力相助。
苏小刚是陈建斌在中戏的师弟，苏小刚收到“建斌师哥”的信息时，刚在欧洲看完戏剧节，正在西班牙玩，陈建斌在电话那头喊话：“你怎么还能有时间度假？你要工作！”
戏剧演出的部分，他们一共排出了“最起码十几个版本”。从最现实主义的方式到最先锋的，都有。如何从中摘选最适合这部电影的戏剧排演方式，成了“一个巨大的考验”摆在陈建斌面前。他直言，目前观众可见的这一版，从舞台剧呈现上来讲，并不是他最满意的，但最适合这部电影的情境：“我必须选择一个观众能第一时间看懂的方式，而不是让他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怎么回事？’那就完了。”
苏小刚曾经有一个排演设计，是在每个演员的眼皮上粘一个假的眼睛，那个“眼睛”永远都是睁开着的，也就是说，演员闭上眼睛的时候，画着的眼睛还是睁开的。陈建斌觉得：“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了。理由同上：“好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一秒钟都不能让观众出来。”
最终选择用“一块红布”作为舞台剧部分的核心道具，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建斌以为，电影中胡昆汀这样的导演，“能拿一块布把戏排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已经开了挂了，你能想它在里面排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来，怎么可能？不可能，他排不出来”。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陈建斌在二十多年前挑梁主演过的一部舞台剧，改编自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的同名作品，导演孟京辉。
因为没有遗憾，所以不再回顾
这部“无政府”，二十多年来一直被热爱艺术、崇尚先锋、不拘一格的青年们奉为必看的剧目之一。但陈建斌这些年来再也没有自我回顾过。
为什么？
“因为当时已经做得很彻底了。那些东西就跟爱情一样，如果当时你做得很彻底，就没有任何回顾的意义或者觉得遗憾，都没有。把我自己再弄回28 岁，我也不可能演得比那个更纯粹了，那我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没有遗憾。我要不断地往前走，因为有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在吸引着我、在挑战着我。”
陈建斌
关于选角
胡昆汀和贾梅怡，有其他演员来试过戏，陈建斌觉得不合适的原因在于：不可信。
方媛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拍摄中，导演看着监视器不禁兀自感慨：“春夏真的有一双小鹿一般的眼睛。”
“这双大眼睛特别纯真，望着大鹏的时候，你就会相信她很崇拜这个导演。”
这两个演员让他不想割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两个人本身都对“突破自己原本的生活局限有需求和渴望，他们渴望能够发现和解放自己身上的可能性”。
胡昆汀的演员，首选本来是……
本来是陈建斌自己。
他认真地动过这个念头，他要一个人分饰两角：“我一边演马福礼，一边演胡昆汀。”技术上，可以用化妆术来解决。
他为什么想演？
“因为（胡昆汀）那个角色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从实际年龄上，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过了这个阶段了，但实际上我的内心根本没过，我的内心还是那样的，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他剧中所有的台词都是从我心里流出来的，说出来的，包括那些他拽的经典戏剧里的台词，全部都是我的。”
陈建斌
关于挚爱契诃夫的理由
电影里，陈建斌让胡昆汀和贾梅怡在交流中说出了许多许多的经典戏剧中既有的台词，那是两个人“心灵的密码”—这种沟通方式，令陈建斌感到“心心相印”“特别美好”。
这些台词中，有一个人的话，比例明显超过其他人，这个人就是契诃夫。
为什么如此偏爱契诃夫？
陈建斌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还忍痛剪掉了一段电影里的戏，是贾梅怡以一段《三姊妹》的台词宽慰胡昆汀。“那段戏太长了，我听上去觉得太有意思了，但是我必须要理性地告诉自己，我要考虑观众的感受。”
很多人都会说，契诃夫的作品里有诗意，有幽默感。陈建斌以为，这一切的前提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不能领会的，就是必须要先遭受磨难，然后心灵感觉非常痛苦，但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他还在开生活的玩笑，还在寻找生活的诗意，那才是契诃夫。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一部分，你直接演他的幽默、演他的诗意，那什么都不是。”
对角色一视同仁
《第十一回》中，剧团里的角色的名字，几乎个个都是戏仿。
贾梅怡对应的是“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胡昆汀，显而易见，是昆汀·瓦伦蒂诺。团长傅库司致敬的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保卫科苟也武比对的是北野武。没有出现的副团长郑锡兰，指的是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
这些人，都是陈建斌爱的。
而这些角色，即使有不堪、可笑和无奈，也都是陈建斌爱的。而且他没有不喜欢谁，或者偏爱谁。
“他们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勇敢，那我们都喜欢，但他们身上软弱的东西我们就不喜欢了吗？他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不觉得他应该超越他自己，我连我自己都超越不了，我凭什么要求他？”
他对这些人物的爱恨与尊重，是非同一般的，“我一视同仁”。
陈建斌
唯一一次在片场大发雷霆
陈建斌在《第十一回》拍摄现场唯一一次发火，是因为监视器的传输信号有问题，不能实时看到回放。他不是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发火的，“第一天我就忍了”，是直到第二天，问题还没解决，他实在不能忍受，才急的。他自评把“所有的耐心和热情都给了创作”。
他喜欢做导演，喜欢的是做导演时的那个自己：“理性、宽容”。做演员的那个他，“也很好”，“但是太纯粹了”。“太纯粹的东西是要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我不喜欢，我也不能不喜欢，我也就只能被迫接受了。”
你最懂我
一个说法很盛行，是说大凡陈建斌自主创作的电影，片中的主角总是“不堪的”“底层的”小人物。
陈建斌对此颇感不解：“这个判断、这个概念是一个错觉。”他一点也不觉得生活中的我们和舞台上、电影中那些人物有什么两样。
“我们跟（《等待戈多》中的）爱斯特拉冈、弗拉基米尔有什么区别呢？除了他的名字跟我们不一样，他说的是英语，穿的衣服有点不一样，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
“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直面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缺乏勇气，我们宁愿在幻觉里，我们宁愿在一个错觉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就舒服……我们对自己不诚实。”陈建斌有时候会想到苏东坡和妻子朝云的一个对话。苏东坡问朝云：“你看我这一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朝云答：“你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后大笑，说：“你最懂我。”
以前陈建斌不懂，苏东坡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他生活得还不够幸福吗？后来陈建斌懂了：“不是那个世俗中的苏东坡觉得自己不合时宜，是那个作为艺术家的苏东坡觉得他自己不合时宜。但这个不合时宜的部分才能使一个人变成真正的艺术家。”
艺术家—这三个字，作为一种身份或者一种追求，在陈建斌目前的视线所及中，大约是无法被抹去的了。“我支持别人有其他的权利，没问题，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而且他深信，艺术是一门手工艺，不是流水线，不能太“顺溜”，必须要有“毛边儿”，甚或“瑕疵”。“它是一个不方便的东西。”
摄影：范欣 / 策划：葛海晨 / 统筹：阴博/ 文 & 采访 & 撰文：吕彦妮 / 化妆：薛冰冰 / 发型：潇天 / 造型：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