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
不可抗拒
站在“后疫情时代”回望过去一年，因受制于环境，人们的生活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局限性，随之而来的改变也已然根植于个体生活中。对原本就深居简出的范伟来说，大体上是没什么影响的，但他还是在如常的生活中察觉到了些许不同。
范伟的外甥女常年在外，他便把姐姐一家接来与自己同住，组成了一个祥和的大家庭。从前，这母女俩的代际沟通中有不少磕绊，久而久之交流自然也变少了。疫情期间，极速而剧烈的变化让人不由自主地珍惜时间与机会，范伟发现，俩人开始频繁地交流，不再介意该不该表达，该如何表达了。另一个产生变化的人是范伟的姐夫。那段时间姐姐做了大手术，只得卧床，根据防疫要求唯有至亲可以贴身陪护，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甩手掌柜”在20 多天里像换了个人似的，把一切都料理得妥妥当当。范伟说：“在一个不可抗拒，掺杂着不幸成分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正面的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熟演员在工作中也会面临同样的状况。自身的创造力终将服务于故事和角色逻辑，演员仅是表达的介质。但一个热爱表演、关怀角色的演员是依旧会在“制约”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可能性，不停地创作的。
在电影《一秒钟》筹备期间，导演张艺谋用“他就是那一天的’皇帝’”来描述放映日这一天的范电影，给范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人物的感受力也随之更为具体。以此，在与合作伙伴的不断交流中，共同“ 缝缝补补”。于是在电影中，范电影有了白衬衫、小马甲、前进帽，因为放映日是他的荣耀时刻，必须要换上“节日的盛装”；他还有了一块全钢链的手表，一个印着“电影放映员001”的搪瓷大茶缸，是身份的象征。
于细节，范伟从时代背景着手，因为那是生活提供的依据；在人性的层面上，他认为也有一些超越时间的共性可循，比方小人物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也许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但哪怕再小，人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他甚至发散性地设想，范电影可不可以是”时代的眼睛“，物理上他时常站在放映室俯瞰全景，而那一天他更是目睹了电影与现实中讽刺的对照。
“导演对整部电影在分寸上有自己的把握。演员有演员的想法，导演有导演的担心，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结果。” 范伟说，“年龄一大，想事儿的时候爱拐弯，多想一些东西。”从业这些年，在角色创作上他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则，例如尽可能多地设置出表演的可能性，给导演在现场做减法提供基础。他曾提到，“过度准备”能缓解自己在拍摄初期，刚刚进入角色时的压力，“非得有十足的把握了”，心里的坎儿才能过去。
范伟
立身之本
20 世纪80 年代初，范伟考入沈阳曲艺团。当时团里有10 多对相声演员，作者却只有2 个，显然是供不应求。他着急想有自己的作品，一直等肯定不是办法，便想起平素爱看的《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从里头找了篇喜欢的小说着手改编。范伟回忆：“其实那篇小说并不是适合相声的好料，但我们当时的团长是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文学方面很有修养，他认为这个相声的角度好，就一直没放手，我们就这么不断地开讨论会。”后来从北京来了一个编辑，团里把范伟叫去读了这个叫作《一个厂长的日记》的相声，听罢，对方给出评价：“写得不行，但念段子的语气、感觉很好，是个好苗子，望团里重点培养。”这次并不完美的“演出”却为范伟带来了转机。
创作过程中的喜忧参半和由此带来的改变，让范伟对演员的立身之本有了意识，尽管艺术形式变了，但自发性地创作几乎成了他的本能。
沈阳人习惯管文官屯地区叫724——国营七二四工厂，也被称作东北机器制造总厂。繁盛时期拥有几万名职工，整个地区配有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几代人在此繁衍生息，它象征成沈阳工业曾经的荣耀，也在范伟绵长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曾看过一个“东北退休厂长”的人物设置，由此一路天马行空地想了许多。范伟说：“那儿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他就是老国王。包括细节提到他腿脚不便，我就想他一定是永远坐轮椅，让老伴推着，绝不能让厂区的人见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老国王也许还有一段割舍不下的前缘，在被权力裹挟的大部分人生里那也许是他心底纯净的慰藉，但可能终是误解。当思绪信马由缰时，范伟总是微扬着下巴，嘴角挂着一抹极为浅淡的笑意，那是无人打扰，属于他最纯粹的快乐。
小说家骆以军曾经描述过他在看一档综艺节目时的震撼。当时节目中发生的事是把人类文明历史中88 个标志性建筑以沙画的形式呈现，让一个男孩在短时间内进行观察并记忆，时间一到，沙画框全部立了起来，方才眼见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而后拿出截取下的一个极小的方块，让男孩识别出处。骆以军形容那一刻男孩的处境，像是对现代人真实处境的隐喻。
也许记忆中的实体终会崩塌，甚至消亡，个体的记忆便成了唯一索引。在人孤独的脑海中或许有那么一瞬闪曝又即刻熄灭的光，照亮了螺旋形蜿蜒的记忆窄梯，一步一步，下到深不可测的记忆最深处。做演员，让范伟得以将从深处拾起的碎片深植于另一个灵魂之中，于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名字成了可以活在观众心里的人。
范伟
不合时宜
杜红军下岗后在娱乐场做的停车场谋了份看车的差事，因为要独自撑起一个家，为本就与他有隔阂的儿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工作和生活使他腹背受敌，但好在有花店店主小宋的关爱，两个也正计划着在近期结婚。怎料小宋的前夫杜三横加阻挠，并三番五次暴力欺辱杜红军，这个向来少言寡语，看似温和的男人决定反击。2005 年上映的电影《看车人的七月》中的这一角色，让范伟拿下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范伟说：“杜红军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生气时候的爆发总不在点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杜红军终于攒足了劲要去找杜三理论，杜三放狠话他也应了，但真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他退了。后来他给儿子买了个生日蛋糕，结果回家路上让人碰到地上，一下就爆发了。其实他在心里已经排练了无数次，究竟该如何爆发，可都忍住了，但就是在这么一个不应该发火的时候突然发火了。”
他想起过年前回沈阳探望身体抱恙的哥哥时，发生在医院的一幕。来探视的人是哥哥的发小，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有许多下岗工人，来者也是其中之一，生活过得很潦草。沈阳人探病讲究礼数，高低得拎点儿东西，但哥哥的发小没有多余的能力，空手就去了。在病房里，范伟只见对方从包里掏出个小盒，对哥哥说：“我现在学针灸，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给你扎扎，对你能有缓解。”哥哥一口答应，结果没一会儿护士进来了，尽是埋怨。
以上这些瞬间折射出在生活之上如履薄冰的普通人，他们极力维持着尊严和体面，便有了沉默的尴尬，以及看似无端的爆发。他们或许是单一的个体，又似乎是一群人的集合。范伟说他喜欢这样的故事。“我把这个事儿讲给大家，有的人听完之后哭了，有的人笑了，你说它是个喜剧还是个悲剧？它有让大家自己去理解和想象的空间。”
范伟参加过无数剧本讨论会。他发现，“成熟的人”多数时间在听，或是提问，而自己却总渴望表达，把当下对角色的全部思考和设计和盘托出，绝不吝啬。他自嘲有着不合时宜的“天真”。“但我后来思考，确实是兴趣推动着自己不停地往下做，但在发散思考的阶段是特别天真的。”范伟说。可你知道，下一次他还会如此选择。
他是个极为内敛、审慎的人。日常生活中，该在何时表达，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时常需要反复思索。可只有在表演——这个于范伟来说绝对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上，他无暇顾及太多，因为对呈现结果有着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冲破自我的内心防线是危险的，不得不时常面临受挫和沮丧。范伟说这对创作者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到底还有一半愉悦陪着受挫，已经很知足了。
范伟
推倒围墙
人心的自我矛盾与挣扎最值得被书写。曾有人谈论作为演员的抗压能力，它当然包含了在现场受制于各方面条件时，能否快速进入表演状态等等。但更重要的是直面自身性格弱点时的抗压性，以及将它们转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的能力。
痛苦也许可以逃避，但范伟看起来并不打算这么做，问他为什么？他回答：“现在所谓的受挫感，其实不就是来自于那点没被满足的心思嘛。”他想掌管全局，“做一点自己喜欢的电影”。“从剧本的角度出发，我这种性格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但另一方面精力净放在拍戏上，接连不断地拍，没法专注在一件事上。”范伟说。这又是一场关于精力的交战，残酷而现实。“慢慢来，我觉得要做自己的东西，为了不冒险还是压低成本，甚至我自己都不赚钱，只要把这事儿弄成了就行。因为在资本面前，大家还是有一个预设，范伟来演必定是常见的喜剧，大家看着爽的，大开大合的那种，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我就想做些……”他不想被继续定义，观众乐就乐了，哭就哭了。
“我有时候会提醒自己，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一套习惯的体系，然后把自己禁锢。所以我会选择不同的年轻人跟我聊聊剧本也好，聊聊生活中的事情也罢。我周围有那种特别愤青，谈东西特形而上的小孩，他当然有他偏执的一面，但每个人都有优点；再比如我身边的助理，他就是凡综艺必追，我没事也让他讲讲，这是比较落地的孩子，让我了解到现在部分年轻人的心气。”等待是漫长的，终要靠自己创造。“有时候你真冲出去了还真就没想象得那么可怕，我现在觉得就来这么一下子能怎么着？”
他常年保持走路的习惯，以此维持体力水平；他依旧喜欢做饭，哪怕坐在桌旁吃不了两口，看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他心里也觉得愉快。“有时候心情一低落了，我马上就开始从手机里翻录音。过去我是记日记，后来就开始用嘴说，然后录下来。那时候我就会把之前的录音调出来听，顺着想一想，特别好，一下子那个心情的低落就过去了，所以创作的过程还是有意思的。”说着，他的下巴再一次扬了起来。
摄影：张悦 / 策划：葛海晨 / 执行：阴博文 / 妆发：啸天 / 采访、撰文：在安 / 助理：白告、陈奕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