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
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活着？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采访当天，韩延突然提起。六年前的12 月7日，31 岁的韩延成为了父亲，第二天，他导演的新片《滚蛋吧！肿瘤君》在北京开机。
妻子待产的最后一天，他住进了医院附近的酒店，忙进忙出照顾待产妻子的同时，还要远程沟通开机前的筹备工作。一边是迎接新生命，一边是讲述一个关于疾病和死亡的故事，那段时间，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活着的命题不断在韩延脑子里转。
儿子如期顺利出生，护士抱着一团被被子包裹的小小的东西给等在门口的韩延看。韩延有点懵，没有想象中的感动和一瞬间成了父亲的感觉，只记得护士不断提醒他：“千万要托着脖子，孩子太软了。”听了这话，韩延没敢抱，也不敢动手动脚，甚至都没摸上一下，儿子就被抱进观察室了。
安顿好妻子和孩子，韩延立刻回到了《肿瘤君》剧组所在的酒店。走进自己的房间，全世界都安静了，他坐下来，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一切，感动、感慨、责任、生命……各种复杂的情绪和感触才一下子都涌了上来。
拍摄《肿瘤君》的整个过程，韩延只见过一次儿子。“那天收工早，赶紧回去看了一眼。”再见到儿子就是电影杀青之后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产房门口的“那一团小东西”已经会笑了，有了那么点小孩子的模样。
后来，韩延经常会想起《肿瘤君》杀青后的那段时间。孩子还小，正是磨人的时候，晚上经常要喂奶、换尿布，时不时地哭闹。刚好，那段时间韩延昼夜颠倒，晚上极少睡觉，父子俩莫名多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时光。漫漫长夜，儿子睡了醒，醒了睡，韩延就一直在旁边。孩子当然不晓得，韩延也没法和他互动，但那是他们父子俩为数不多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当时你没这感触，都是后反劲儿的。”韩延说。
韩延
成为父亲让“ 活着” 变得具象
韩延觉得，自己和《滚蛋吧！肿瘤君》挺有缘分，电影几乎和自己的儿子同时降生，他自己的生日又是电影原型熊顿去世的日子。“好像冥冥之中提示我，要对生命的思考多一些。”韩延说，在儿子出生和遇到《肿瘤君》剧本之前，他对生命和活着的思考是文艺青年式的，“特别形而上，特别宏观”。后来，这种思考变得具体了。“你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特别琐碎的孩子的成长，还有剧本里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人，得了实实在在存在的疾病，她要去抗争，当你开始在这个生活的维度探讨生命时，就会觉得之前那些飘在空中的人生探讨有些虚无，有点矫情。”
这缘分一直延续到现在。新片《送你一朵小红花》是今年6 月11 日开机的，从决定把它拍出来到最后成片，过程特别快，“和当年的《滚蛋吧！肿瘤君》一样”。
《小红花》从两个患癌症的年轻人韦一航和马小远切入，讲的是几个抗癌家庭的故事。“我不想讲疾病本身多疼、多难治，那是科技该解决的事。《小红花》想探讨的是一个更普适性的话题——如果你的家庭有人生病，这个家庭会面对什么，要怎样度过。”《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计划拍摄的“生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想拍“三部曲”的想法早就有了，《小红花》的主线故事其实是《肿瘤君》时留下的遗憾。“《肿瘤君》讲一个个体抗癌的故事，我当时也拍了很多展现熊顿家庭的戏，但最后没用在成片里。”韩延还记得，有场戏是讲熊顿化疗剃了光头，父亲来看她，中间出去买了趟东西，回来时自己也剃了个光头，熊顿做完检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韩延
一家人心里都明白，但都没矫情煽情，父亲就举重若轻地说了句“太热了，剃了凉快”，但一个家庭面对女儿的疾病，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爱和多少小心翼翼就都呈现出来了。
《小红花》拍的就是这样的抗癌家庭的故事。电影里有一幕，与《肿瘤君》有着某种联结：《肿瘤君》里，熊顿有个室友小朋友叫毛豆，毛豆得的是白血病。当年饰演毛豆父亲的演员李晓川出现在了《小红花》里，他依然是毛豆的父亲，自己的孩子得的依然是白血病。“我想给观众一个暗示，在韦一航和马小远抗癌时，楼上的熊顿和毛豆也在和疾病作斗争，这是同一时空里的世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我要拍的‘生命三部曲’内部，彼此是有关联性的。”韩延说，拍“生命三部曲”的想法虽然早就有了，“但不能着急，我需要慢慢生活，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是急不来的”。
《小红花》的主线故事写于四年前，但当时，很多细节韩延还没想好。他也没太着急，手头还有别的项目在做。
直到今年疫情期间，韩延突然觉得《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故事必须要讲了——不管剧本完不完善，准备充不充分，电影都得拍了，那是一种创作者再也压抑不了的表达欲。
韩延
“ 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
今年再回看四年前《小红花》的剧本，韩延觉得，大方向和故事都是对的，但很多细节和情绪没那么准确。疫情和疫情期间家里发生的事，让他对故事里人的遭遇和情绪有了更深的理解。
特殊时期的大半年，新闻里滚动播放着各种生生死死的相关数据，从国内至全球。韩延家里也有两桩关乎生死的事，家里的事比冷冰冰的数字生动得多。
因为要在一起过年，韩延一家三口、韩延的父母、妻子的父母，一大家子都聚在了一起。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聚就是三个月。“你想想，全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么久，其实挺可怕的。”韩延说，很多家庭问题他都是第一次面对。
疫情暴发没多久，韩延的父亲生了小病，有点咳嗽，全家人一下子紧张得要命。“我们就在北京，没出过门，不会被传染新冠肺炎，但那样的大环境和氛围就会让你不安。”家里人腾出了一间屋子给韩延的父亲，吃饭、喝水、吃药都是家人给送到屋子里。这么过了两天，第三天，父亲和韩延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哭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那眼神，像是在求救，他怕我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也觉得内疚，给我们添麻烦了，还有恐惧、委屈、孤独……很复杂的情绪。”韩延慌了，他没做好准备面对父亲的眼泪，一时间说不出话。“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你没法走上去抱抱他，做不出来，说什么也都不对，我就只能沉默，长时间地沉默。”
在北京，韩延有四个关系特好的朋友，几个人是一起从老家山东跑来北京的。这两年，其中两个朋友的父亲患胰腺癌去世，一个朋友的母亲发现了早期肺癌，还好治疗及时。去年，韩延的阿姨患乳腺癌去世。今年3 月份，岳母又查出了乳腺癌，现在正在康复期。“这一系列事，尤其是岳母生病让我发现，所有家里有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不同，治疗手段可能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个病人时，病人的心态和情绪，还有整个家庭的心态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如何去面对疾病，如何调整关系，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韩延
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朋友感受过，后来韩延也体验到了。岳母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可以说是痊愈了，但老人自己走不出来，她不太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出门。“她心里肯定悬着，害怕复发，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卑，觉得自己是负担。我们作为家人，不能冷落她，但像打了鸡血一样哄她，对她热情，老人就更觉得大家有事瞒着她。”韩延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家庭关系的微妙，当年那些想象和杜撰的细节、情绪突然有了现实依据。
《小红花》是个用细节堆砌起来的电影，其中夹杂着太多这几年韩延经历的事、遇到的人。电影里，韦一航母亲突然对车窗外的乞讨者发脾气的事，是韩延从自己的经历里转化来的。有一次韩延被工作和搬家搞得情绪很差，正无处发泄，一个打电话过来的房产中介撞在了枪口上，韩延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对方身上了。“生活压力大的成年人，生活中没有发泄口，很容易迁怒陌生人。”还有电影里医院门口的陌生人，聚在一起加油打气的病友，成年人的突然崩溃……“情节可能是创作的，但我可以说，《小红花》里人物的所有情绪我都真实地经历过。”韩延说，如今，他和电影里的人物一样，曾经觉得梦想最难，现在知道，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
拍完《动物世界》后，韩延被认为是国内探索类型片最成功的几个年轻导演之一。一边拍着《肿瘤君》《小红花》这样探讨生命的剧情片，一边在尝试高度类型化、工业化的电影创作，韩延的导演方向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动物世界》那样的电影，满足的是我对类型片和技术的好奇心，可能到了一定阶段，好奇心满足了就可以不探索了。但剧情片是一直会拍下去的，因为你只要还活着，就会有新的生命感悟，就一直有想讲的故事。”韩延说。
监制：任博 Renee Yam / 摄影：FanRan 范然 / 策划：梅红妹 Timmy / 采访、撰文：宋彦 / 造型：阴博文 Blair Yin / 妆发：刘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