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
今年夏天，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宣布，从第71届柏林电影节开始，将不再设立以性别区分的最佳男演员与最佳女演员，而是以最佳主角与最佳配角作为替代，用来肯定演员在电影中的杰出表演。于是去年获奖的王景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最后一位手握银熊的华人柏林影帝。
或许很多年后，他还会因为这个独特的头衔而被反复提起，但对王景春来说，得奖一年半之后的现在，那晚的荣耀已经成了时间线上的一个节点，确实存在着，也真的过去了。他没让自己沉迷在光环里。影帝之后，他又回归成一个平凡人，如同他在无数部作品里扮演的那样。
王景春
落地
刚从柏林回来的时候，王景春着实体验了一把“影帝”的排场：“天天接受采访，一天安排十个工作！”那一阵的媒体被他占领了，虽然大家还没看过为他赢得这个荣誉的《地久天长》，但人们开始乐此不疲地探寻起他的故事：演小人物二十年混个脸熟、终于一朝扬眉吐气。一时之间，他成了“演技”代言人，观众通过对他的赞美，表达对脚踏实地的肯定。
于是许许多多的邀约出现在面前，他一方面庆幸着终于熬到被看到这一天，一方面却有点儿“疲于奔命”。表演这个工作他再熟悉不过，他享受在剧组里“慢慢悠悠”的创作，但作为公众人物的王景春本人被镜头关注，却需要他适应一种截然不同的节奏，并且还要拿出比表演更多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回复记者们对他差不多的好奇和疑问：“我觉得老说重复的也挺没劲的，人家的工作也想要报个料，那就给人家。每次都不一样，总归要有点儿新意。”
那一个月，他接受了一百多个采访，然后发现这只是个开始。电影即将上映，他第一次承担起宣传的责任，“以前拍完就完了，现在红毯多了，发布会也多了，完了以后还要跑厅。”“跑路演完了还要采访、跟观众互动、拉票房……”他还是演员，只是工作范围突然就不一样了。
王景春
密集曝光带来的影响，还开始蔓延到他原来无人打扰的生活里。“我家门口有个商场，底下有超市，我就在那儿买菜。前天我戴着口罩进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吃面，然后过来一个大哥，跟我聊了半天。”就算在家附近他经常出现的区域，来来往往的路人对他的态度也今时不同往日，“我还遇到过跟我自拍合影以后发抖音的。”但哪怕丧失了原来的自由自在，至今他都没把自己锁在由包间、VIP通道构筑的私密空间里，“无所谓呀！人家无非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再就是合个影，是不是这样子？”他甚至没把这些归类为“声名所累”就全盘接受，“没有啥烦恼，我都挺开心的。”
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多数作品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演员，他太知道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次柏林再加上一个金鸡，大家可能知道的人多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因为我们做这一行肯定要这样，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没有观众知道你、没有一个好作品，那也是挺遗憾的事儿，大家知道你这个人，说这哥们儿演戏挺好的，就行了。但知道多了，就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不过都接受。”
包括最容易被阳春白雪“嫌弃”的商业合作，在他这儿都是值得向往的一种肯定。“我觉得这些不都是很正常的吗？”很多人习惯把明星和演员区别对待，好像明星接代言天经地义，躲在角色背后的演员突然“营业”就是“为五斗米折腰”，但在王景春这儿，有个偶遇的画面埋藏在心里，像奖项一样被他认定成绝对的好事：“我以前去巴黎还是伦敦，突然就看到卖表的店里，放着陈道明老师的一张大照片。那旁边都是咱们以前看电影认识的英国演员、美国演员，这说明这个广告不是简简单单针对中国客户的，而是人家国际上，也承认我们中国的艺术家。”获奖之后，这次轮到他接广告，果然他没有什么诸如电影高于广告的鄙视链，“这也是一种艺术尝试，为什么不去接受？”
王景春
对他来说，这些通过影帝身份带来的附属品都是演员工作的一部分，坦然面对才是自然，“为什么要排斥它？那就有点儿矫情了，那就自己把自己架起来了。架起来就悬在半空中，也就不落地、不像个正常人了。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要做个落在地上的人。”
如果说原来做个不声不响的普通人是王景春的现实，拥有影帝头衔之后，面对聚光灯反而成了日常。他没刻意去“缅怀”曾经的随心所欲，从拥有银熊那一刻起，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此不一样了才是真实。
同样真实的，还有一边体验着这样的新生活，一边像原来一样回到剧组：获奖之后没过几个月，他进入《隐秘的角落》剧组，开始又一次扮演平凡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警察，“待遇一样，都跟大家在小帐篷里头，我也没有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