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乐队：茂涛 & 仁科
“乐夏”：问题出现以后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第一场表演后，媒体的采访邀约纷至沓来，每次一聊就两三个小时。
一位记者拿着几页纸的采访提纲坐下来，刚起个头儿，就被仁科带到楼下的超市买啤酒。“喝完之后瞎聊，我想阻止他问那些问题。”那之后，仁科和阿茂觉得不能再接受采访了。
8月底，在丽水音乐节上，时隔九个月后他们公开演出，压轴，一口气唱了45分钟，又临场换了两首歌，还打乱了表演曲目的顺序，阿茂因为太高兴，把人字拖甩到了台下。
这次，台下的歌迷多是冲着他们来的，挨挨挤挤，狂叫，大合唱，为了合照冲击着安保线，而保安也喜欢他们的歌……“这就很不像我们的画风。”仁科想起他们以前在音乐节，更喜欢小舞台演出，因为主舞台太大，他们那时连贝斯也没有，压不住场子，“像三只老鼠”，而且台下的观众大多在等别人。
如今，再去下馆子也只能去包间了，平时20块钱能搞定的一顿饭，现在要多花不少钱了。
也有很多导演找他们去拍戏，其中有他们很喜欢、认为“很酷”的角色。他们很想尝试一下。他们以前写过一些剧本，专辑《故事会》本来是他们想拍一个电影，给它做原声的。
“电影这个事情挺难的，是一个团队活儿。哪怕失败了，也要试一下。”
至今，新状况大体如此，他们应付得还不错。
采访时，他们刚从丽水音乐节赶回来，又连续拍摄，在迷迷糊糊中聊着，而第二天，仁科就要有一场独白演讲，还不知道讲什么。采访中途时，他突然想到，“明天就讲今天和你聊的这些可以吗？好奇心，迷幻，人脑芯片……拿你当‘小白鼠’了。”
一个别人要准备很多天的问题，在他这里，又被即兴地破题了。
五条人乐队：仁科
“所见所闻都可以让我更自由”
两人都已人到中年，却很少有同龄人的危机感。
茂涛说自己“内心越来越摇滚”，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听得越来越多，看得越来越多。所见所闻都可以让我更自由。”
仁科这段时间也在思考年龄焦虑的现象。他之前看了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张志伟的讲座，讲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受此启发，他想到或许不应该总是用线性的观念去看时间，“时间是一种运动。时时刻刻存在。”
“年龄焦虑，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想象，也对过去怀念。但其实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存在就是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皮肤脱落，心脏每刻都在跳动，都是运动。1岁也好，80岁也好，是一样的。时间只是方便我们去梳理自己。”
他理解很多同龄人，需要考虑工作、父母的健康和养老、孩子、房子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他能体会背负这些问题、遵循这种规则时的担忧，但他们避开了。
“目前没有房子，不着急。我身边很多朋友生孩子，有的确实喜欢小孩，有些生了后悔的，觉得很麻烦，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是逃避这个问题，没去细想，就放在那儿。”仁科如此，阿茂也一样。
媒体描摹他们早年困窘的生活，但他们知道，那其实很不错了，他们形容自己就像是哪吒踩着风火轮，自洽又自在。但同时，他们知道，生活里处处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
五条人乐队：茂涛
他们在《世情》里写过一个“阿良仔”，因为“老三叔婆无征无兆，眼一闭就去”，被刺激了，要去外头见见世面。要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大利亚钓鱼。结果，“风咧在吹，雨咧在落，时间十多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现实这样被刺破的时候，占了人口大多数却默默无闻的生活被摆上台面的时候，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
臧鸿飞评价说：“我觉得五条人代表了南方潮湿的、有画面感的那种内心。怎么说呢？城市边缘人的那种不服输和不甘心，特别契合这个时代好多的年轻人，那些在大城市里过得不好的年轻人的那种不甘心。”
但在五条人自己这里，这种边缘意味着始终如一的即兴和冒险。生活总是不断地出现种种问题，就像他们都因为父辈的生意失败，逃出家乡，却在失落中激发了创作的欲望。
就像他们那首本该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场演出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写一个年轻的朋友，从即将结婚，到感情破裂，伤心报复，就像生活中很多烦恼的缩影，但故事里不断穿插着“所有的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也是他们的温柔打动了很多人：该来的会来，不要害怕意外。此刻且为喜讯喝醉，下一段再为离别干杯，生活就是冒险，就是沉浸，就是问题出现时再去解决问题，反正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
摄影：张亮／采访、撰文：刘洋／编辑：暖小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