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旦
一、“ 你的标题可以叫朱一旦正在灭亡”
夜里9点，小城淄博的烧烤摊生意正盛，店外的塑料棚里挤满了人。朱亘坐在拼凑起来的长条桌中间，不停招呼传媒公司沉默的员工们站起来“吹一瓶”。酒过两巡，塑料杯里的啤酒又见了底，他举杯，“来，欢迎来到淄博，welcome to 山东！”
和短视频里精准控制嘴角弧度、似笑非笑的朱一旦不一样，朱亘语调欢快，笑声爽朗，总是饭局上最活跃的那个。他自称是中国好老板——记得围桌每个员工的名字和酒量，连男员工交没交女朋友、女员工和男朋友的藕断丝连都了然——并不会像剧中人一样开除十佳员工，当着销售冠军的面羞辱性地奖励销售亚军，更不可能随意操纵别人的命运。
他不断强调，成为朱一旦确实是自己人生里的旁逸斜出，“是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之前，朱亘甚至很少看短视频，他更习惯看美剧和英剧，《实习医生格蕾》追到了最新一季。网红在他印象里总归是“偏负面”的词语，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是贸易、材料、矿石。现实里，朱亘名下有11家公司，所涉及领域多为实业。
合伙人王星越是朱亘多年的同学，据他说，这家公司的创立与账号的爆红一样充满偶然，“ 当时就当成副业，投上点钱，找上一帮青年人干干，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他们找来的第一个员工是玲姐（后来在视频里扮演马小玲），负责唯一的业务：招聘。但招来的年轻人和想象中相距甚远，“啥都不会，上进心还不足，学习能力不够”——没有人懂自媒体到底要怎么干。
两位老板只好托朋友的关系，坐动车到济宁、烟台，再飞到杭州去，学习人家的经验。玲姐说，最开始公司的业务主要在自媒体里发文章，赚取稿费，拍摄短剧《C座802》 已经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放在西瓜视频上，100万播放量能拿2万的流量分成。盈利远不及整体投入成本。
公司头一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朱一旦的枯燥生活》 爆红才算扭转了局势。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记得这一天，2019年6月11日。他们在抖音上传了《朱一旦》系列的第一条，本来“没抱啥希望”，玲姐和同事第二天上班才想起来关心一下，打开抖音一看，点赞量已经破了20万。抖音粉丝量在迅速攀升，“一直涨，一直涨，几条发出去有五六十万（粉丝），再之后有破百万的趋势。”员工们在办公室尖叫，“这个火了，这个火了！”
穿着Polo衫、戴着劳力士的富人朱一旦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迅速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符号，连朱亘在新西兰留学时的大学同学都发微信给他：我靠，老朱，是你吗？
烧烤架下的炭火渐渐衰弱，桌边的员工们默默刷起手机，只有朱亘断断续续地招呼着。邻桌有人认出了他，跑过来要求合影，他很配合，一遍遍对着镜头露出劳力士。
出名之后，他承担了更多的应酬。“他出去跑，人家就跟捧个小明星似的，都是旦哥旦总怎么怎么样。”王星越说，一个人忽然之间获得了名气，总会飘一阵，朱亘也一样。“他比较enjoy……累了就回来，不累就继续在外面enjoy。”
员工张策缺席了晚上的这场聚餐。他是朱一旦账号的导演、剪辑、配音，真正的创作核心，朱亘口中的“天才”和“灵魂”。几天前，他向朱亘提出休假，带着妻儿去了内蒙古。“现在是完全没有状态，就像篮球运动员没有手感一样，怎么投都投不中”，张策回来后的这天下午，我在公司见到他，他要赶稿一个商单，第二天就要交给甲方，此时电脑文档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朱一旦的账号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张策说，休假的这几天，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忘记写剧本这件事，但它仍然出现在每个空隙。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把每个作品都做好。张策不同意，也不允许自己趋于平庸。如果按照百分制，他要把剧本做到70分以上才能过自己这关。
“你能不能观察观察我？”张策说，他想通过别人的审视来看清自己，现在他正处于严重的瓶颈期，就像朱一旦的账号一样，早已过了拥有“加速度”的时候。他说，你的标题可以写：《朱一旦》正在“灭亡”。
前几天，新媒体运营萍萍在公司的员工群里发了一份文档，她对账号做了评估，梳理最近的粉丝数据发现，在抖音平台有下滑的情况。看到文件时，朱亘正坐在北京摄影棚的化妆镜前，他赶紧叫助理海藻把群解散，不让更多的人看到文件。
他后来这样解释，“不让发群里是因为说的话不专业，会让大家觉得做了很多事，最后是没有作用的，会给大家带来很大压力。”
朱一旦
二、 炫耀性资本与消失的创作欲
回头看，张策创作欲的消退是有迹可循的。《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更新到三四十集时，张策就已经想不出新的“原创梗”，刷下来都是重复：不停地把小人物“送去非洲”，重复开除“十佳员工”。
他只能在形式和剧情方面找突破，紧跟热点事件。百期之后，他感到分身乏术，“这些东西反过来要反噬你，每个系列像一个小石头一样压在你的头上，慢慢就把自己搞得心烦意乱。”
视频爆红之后，商单很快找过来。当时更新了大概20条视频，抖音粉丝量100万，他们的要价是一条10万——在当时，很多一两千万粉丝的大号要价还不到一半。如今这个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接商单成为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朱亘必须继续扮演朱一旦。
对于三线城市的员工张策来说，每单的分成收入非常可观。最开始他接了单子会慢慢拍，把每个广告都当成作品，觉得那是一种征服。“既把片子拍好，又把广告写好，那就真的有本事了。”但随着商单越来越多，他开始质疑自己，证明给谁看呢？
《朱一旦》火起来的时候，张策的孩子刚刚出生，媳妇张译文放心不下保姆，干脆辞了职，成为全职主妇。张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不了整个家庭的开支，只好把老家聊城的房子卖掉。“我说你给我三个月时间，干不成，我该干啥干啥去。但这三个月你别打扰我，我12点回来，你别抱怨我，我是在干一个大事。”当时朱一旦的视频刚更新10条，张策就对朱亘说，想把朱一旦做成全网头部账号。
之后，他基本保持日更的频率，一年多过去，全网一共更新300多部短片。什么概念呢？平均一天半就得拍一个片子出来，从编剧到导演到配音，再看评论，接受赞扬与批评，接受点赞数、播放量的折磨。张策说，观众的赞赏慢慢无法抵消批评带来的痛苦，当好片子拉高观众的期待值，创作水平的回落显得不可忍受——评论里，“水平下降”的留言越来越多，他觉得很受伤害。
频繁的商单的确让张策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层跃升：他换了奔驰车，在淄博买了套更大、更高档的房子，每个月的车贷、房贷、保姆费加起来有3万。噌噌上涨的账单让他心慌，“我不是大大咧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我会考虑以后不干《朱一旦》了，挣不了那么多钱了，要怎么办呢？”
他向妻子表达过这种焦虑，但张译文总会劝他，不要担心，实在没钱了可以把房子卖掉。张策承认，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妻子非常有投资意识，“花的钱没有白花的”，而他总习惯把钱存起来，那样才有安全感。“穷人思维”，他自嘲。
这种穷人思维曾经助益过他的创作。丈母娘曾经侧面表达过对张策赚钱能力的不信任，觉得女儿或许有更好的选择。张策在《朱一旦》的剧本中，表达过底层小人物心酸的快乐：高兴地吹着口哨又跑又跳，回家炒两个拿手的小菜，倒一杯散装白酒，把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高兴地分享给妻子，妻子一听一激动打电话告诉妈妈，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是在讽刺我自己，很多时候这种情绪，真正打动观众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讽刺我自己的时候做的。”
而现在，张策已经算不得真正的“穷人”了，写剧本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站在穷人视角写东西，已经“没办法感同身受了”。
他开始花更多的笔墨写富人圈的故事。在杭州，他碰到过一个富二代，“一个园区都是他家的”，这位马总拥有真正的汗血宝马和直升机，二十多岁时就周游世界，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到头了，没有波澜。在前一天晚上的直播中，他告诉张策，想体会一下人情冷暖。
第二天，张策写了一个剧本，让马总扮演一个在自己开发的小区被人骂的保安，戴着劳力士吃外卖，“体验一些他生活中没体验过的痛苦。”
于是，现实里，张策和朱一旦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微妙的置换——员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反而是老板朱亘，在视频火起来之后，越来越忙。
“通过它，可以接触到你以前不那么容易接触到的人，会接触到新的人，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价值。”这天，朱亘去青岛找一位投资机构的大佬谈融资，对方上来就说，朱总，你是我偶像！朱亘赶紧迎合人家，您也是我偶像。有了名气之后，谈合作自然比以前更容易，“他对你的情感不一样，他了解你的内容，而且天天看。”
对朱亘来说，短视频从来不是变现的工具——就算是一年赚一个亿也是有天花板的——他更愿意将它视作一个窗口。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名气意味着更多东西：“ 就像大家攒了个饭店，赚钱是可能的，但饭店是干吗的？它提供了一个创造资源的场所，你能和合伙人做出更大的事情，这是你追求的目的。这是炫耀性资本。”朱亘说，短视频就是放大型的炫耀性资本。
他一点都不担心流量的衰落——《朱一旦》会失去他的粉丝，账号会被快速更迭的市场淘汰，但作为一个有名的老板有什么损失呢？“他们又不是不认识我。”
去年6月账号爆火，王星越8月就把朱亘拉到办公室，商量流量退去之后该怎么办。前两个月，他们新注册了“光曜传媒公司”，将作为新的母公司，承接其他的内容合作。比如和顶级视频公司合作朱一旦的动漫IP开发，和大平台一起制作网剧，和淄博某学院合作，建设直播培训基地。
“光耀传媒未来的名字肯定叫光耀控股集团，”王星越说，他和朱亘第三步的计划是走到投资人的角色上，控股一些内容公司。“我们是企业家，就算公司最后不行了，不做了，我和老朱还可以去做我们的实业去。”
事实上，朱亘与朱一旦的形象早已浑然难分。劳力士换了新款却始终没有摘下，出门在外不能随意戴其他牌子的手表了，那已经成为“朱一旦”的象征之一。8月4日，北京高碑店一家拍摄基地，朱亘按照要求拍摄一镜到底的短视频：前半段表现朱一旦的神情和动作，T台走到一半时，需要转换成现实里的本真形象。
导演给他讲戏：“找到成功、帅气、多金的中年男企业家，找到你自己。”朱亘点点头，一遍遍上台，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又移开，他始终无法呈现中间的转变，拍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过关。
朱一旦
三、“ 我感受得到那种迫切”
一定程度上，短视频领域竞争的残酷性在朱一旦这里是失效的。和其他MCN公司的账号不一样，这次被推到台前的并非庞大机器上的“螺丝”，而是老板，是批量制造机器的推手。这款机器卖不动了，还可以有别的。而对于员工张策来说，账号的流量、粉丝的存续，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问题”。
2019年8月，朱一旦受邀参加某平台的“红人节”，他和张策一起赶到了成都。结果到了现场，张策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场馆里只有朱一旦的座位，他需要和观众一起排队入场。到了内场，又有明确的界限将两人区隔开。一排排红人座位后设置了白色的围栏，未受邀者张策只能站在后面。有网络大V认出了张策，来加他微信：佩服你的创作。“说完之后，我还是要在外面排队。”
他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当时受辱的感受，“这个世界只喜欢皮囊，不喜欢灵魂。”自那之后，张策不再参加类似的活动，另外，他决定“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他在几个平台上建立了“导演张小策”的账号，涨了几十万粉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保障，“如果你不去经营自己的话，将来是不是手里就没有棋了？没有抵抗的工具？公司将来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编剧）了，你张策就没有话语权了。”
在张策看来，自己的境遇与东汉的许攸类似，事成后会被毫无犹疑地放弃。“那个哥们儿也很狂，喊曹操曹阿瞒，相当于喊朱一旦狗剩一样”，他说，自己暂时没有落得同样结局，因为曹操还没办法攻破袁绍大营，老板朱一旦没有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创作者。
他相信如果记者与他换位，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防患于未然，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朱一旦的事，但是我要对得起我自己。”他说，手里边有兵权的时候，你才硬，你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文臣，写的文章很好什么的白搭。
后来，张策在抖音上看到网红“街溜子”的视频，发现有一个人在账号大火后开始频繁出镜，虽然没有和对方打过交道，但他猜测那一定是账号背后的创作者。“我能感觉到那个人的那种迫切”。
在王星越看来，没有任何自媒体导演像张策这样走到台前，他觉得张策在媒体面前的坦诚是为了更多的曝光。“张策只有在我们这儿才可以成功，他换到你们单位他都成功不了，因为没有人会给他机会，没有人给他这么自私的一个想法。”王星越说，“你还没有怎么样呢，就开始为自己找后路了，你说哪一个，除了我们俩之外，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培养这样的员工，对吧？”
朱一旦也在找新的编剧，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要符合账号的基本调性，又做出好的内容才行。张策一个人压力太大了，而且也不合理啊。”
事实上，这一年来，张策面临很多选择：一个大老板直接把18万打到他的卡里，只要求张策给自己做号；有人给他年薪200万，想拉他一起成立MCN公司。
但张策都拒绝了。他向朱亘提过几次离职，最终还是没有离开，“现在我给你朱一旦的，我觉得我已经够了，我给公司留下的东西，是我在这里待了一年所消耗的东西的十几倍了已经。我给你这些荣誉、我给你这些粉丝，给你这些做的商单，我对得起你了。所以我问心无愧地要走。我留下，原因是真的看不下去它衰亡，不舍得让它衰亡。”
王星越算了一笔账，拿马小玲的账号来说，工资、场地、器材等加起来，每月成本在3万左右，但目前没有广告，只有流量分红，连成本的钱都没赚够，不可能给成员发奖金。但玲姐觉得自己的团队分摊了公司其他人的成本：“就算是马小玲这个号的成本，完全够我们组的开支，而且马小浩（摄像）又不是说单独给我们做，编导亚楠也不单独给我写剧本，这个马小玲里面的收益，完全够了。”
和很多小城私企一样，光曜传媒的管理非常杂乱。《朱一旦》火了之后，两位老总的朋友想让他们帮忙做卖房的自媒体，他们答应了，分给底下的员工；市公安局想让公司帮忙做策划，他们也答应了，再把任务分配下去——有员工质疑，老板的人情债凭什么要大家来还？
朱一旦
四、“要让现实把我打醒”
张策在聊城的农村长大，直到五年级，家里才搬到县城。父母在县里最繁华的街道上盘下一间100多平的超市，经营冷饮、冷食，冬天卖羊肉片、汤圆，夏天批发雪糕饮料。
10岁开始，他就帮着父母干活，装货、卸货、算账。在那里，他见惯了市井小聪明，开始有了审视他人的习惯。遇到难缠的顾客，他只能忍着，比如为了买3个雪糕打开冰柜挑选15分钟的大哥，“电钱都挣不回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才知道上学的目标是为了考大学。在他所有的小学同学里，他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其他人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
张策说，比起利，他对名更有欲望。拥有好的名声在他看来意味着受到尊重。
王星越的人生经历和张策有相似之处：小学五年级前他在桓台县乡下念书，父母都是农民，初中才搬到县城来，交了3600块借读费才和朱亘在一个中学成为同班同学。
当时，那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王星越心里自卑，“我从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各个层面上比同龄人要强得多。到了初中，我一看城里人，家家有电话，我们家连电话都没有。”
到了高中，王星越和朱亘是兄弟班级，但并没有太多交集。王星越对他的印象仅限于，家里情况好点，学习很烂，经常被老师罚站。
和从小家境优渥的朱亘不同，王星越见证了父亲改变家庭命运的过程：父亲一开始在村里砖厂负责销砖，靠着人品和智慧，一年年升一点职位，直到王星越出国读研之前，父亲才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
朱亘出国留学那年，王星越高考落榜了。第二年调剂到省内一个二本学校。他说自己和朱亘不一样，没有太享受过物质的乐趣，所以需求很低，但精神上需求很高。他不买劳力士，觉得那没有意义，“我追求的是看看我人生到底能到一个什么份上，我能摸多么高。”
王星越有时会羡慕朱亘对待财富的坦然。成为朱一旦之前，朱亘经常去旅游，还要过周末，有回王星越有事找朱亘，电话问他在不在办公室，朱亘很奇怪地问他，今天不是周末吗？“我说你一个私营企业，你还过周末，你这不是闹吗？”王星越基本上全年无休，他信奉的逻辑是“享受当下等于没有未来”。
创业积累的财富被他置换成房产、股票、期货，永远要预留一部分资金抵抗风险。“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会慌，他不会，因为他小时候就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慌过。”
在很多人看来，朱亘和朱一旦一样，出生在富裕的家庭，父亲是税务局领导，母亲是医院系统的会计，一生平顺，没有什么委屈和遗憾。“不受委屈是扯淡，谁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受过很多委屈”，朱亘说自己也不例外：一度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父亲认可。
2004年毕业回来，和很多山东家长一样，朱亘的父亲也想让他考公务员。朱亘这次没答应。初中时，他曾经想走音乐这条路，被父亲拒绝了，这次他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朱亘参与了国考，过了线，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转身投入创业。
据朱亘说，这些年，父母在创业方面支持他的钱加起来不到10万块。他从哥哥嫂子那里借到了初始资金，不到100万，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时间过于久远，第一家公司多久实现的盈利他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一单生意是给一个企业供煤，从河北煤矿拉到淄博来。到处都是陷阱：煤炭讲究灰分、水分、挥发分，当场化验时，可能是5600大卡，20%水分，拉到了，突然间它涨了一些水分，水分就是钱啊，厂里结账按照化验跟你结算，找谁说理去？
经验在一次次吃亏里积累下来：化验时不一样，取样怎么取？煤里有石头，如果取石头多的化验，发热量能一样吗？“这里边都是利益的输送，”朱亘说，“你不跟他搞好关系，他给你故意捣乱，人在掌握权力时，想赚钱是很容易的。”
从门卫到过磅、取样、化验、供应、财务，都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各个领域里投资，贸易、化工、广告，还跑去开沙场，天天和“沙霸”打交道。2013年左右，朱亘先投的矿产，又投的电影，都亏了，损失惨重。用王哥的话说，那是他“最没有尊严的时候”，但朱亘再讲起来时已经非常淡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经历了就好。当时算最艰难的时候吧，向各种朋友借钱。”
这天晚上，朱亘在理发店里回忆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他仰靠在皮质座椅上，眼神有片刻虚焦。理发师将染发膏涂抹在他的鬓角，大学毕业后，他的双鬓就开始有白发。
王哥和他相识14年了，他对朱亘的第一印象是“门路广”，连冷僻的玻璃胶都有门路。虽然他是朱亘蜂蜜生意的合伙人，但在传媒公司王哥也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跟老朱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王哥说，朱老爷子在家有个规定，朱亘和哥哥两个家庭里面必须有一个是公务员，朱亘不愿意，他老婆就得去考，嫂子做生意，哥哥就要去考。“老爷子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王哥说，就算看到朱亘的成功，也绝不会承认这些年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朱亘回忆过去，说起自己最快乐的时光，不是爆红后资产的快速积累、与名人大佬的饭局，甚至不是家庭，而是人生里看起来最接近“一无所有”
的时刻。
2000年代的最初几年，20岁左右的朱亘在新西兰读书，生活费常常在家里寄来没多久就花光，只好自己去打工赚钱——赚来的钱自然不是为了学习，他玩赛车、去赌场、到新西兰的各个城市游玩。朱亘运气总不是很好，但还算节制，每次去赌场就拿两百美金，输完就走。新西兰简直是这群无心学业留学生的天堂。“圣诞节、复活节、女王生日，还有乱七八糟一些节，都放假”，他吃不惯西餐，天天下馆子，吃川菜、东北菜。韩国菜便宜，他就吃份餐。那时候谈女朋友身上揣50块钱就够了：“我点一份便宜的9.9元，她点一份贵的15块，好，25块了。一人买一瓶饮料，然后上山看星星，再到海边转一圈，油费10块钱。”
创作《朱一旦》的过程，是朱亘、王星越、张策，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交汇的时刻”，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资质和出身，最终一定还会奔赴各自的方向。
张策回想起，自己20岁出头刚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有拿到——大二为了参加济南的一场活动，他请同学替考被发现，结果被学校取消了他的学位授予资格。毕业后，他辗转在两家连学位证都不检查的公司工作，导一些宣传片和人物传记之类的片子。
2018年，妻子张译文怀孕，他辞职陪老婆回了老家，本来打算到岳父的公司做工程了，因为不甘心，决计赌最后一把，加入了朱亘新成立的公司。那年夏天，张策第一次见到朱亘，对方翘着二郎腿，拿把扇子，下巴一抬：“说说，想要多少钱？“朱一旦爆红之前，张策很少离开山东，从未到过上海。他承认自己受益于这个短视频的时代，让他有机会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光怪陆离的一线城市，面孔更迭的酒桌上，话题绕来绕去永远是相似的。
张策说他在等待《朱一旦》彻底“凉凉”那一刻的到来，他不怕面对这个结局。“凉了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它凉了之后我张策又可以去为生活而奔波，这样又会重新接触社会的人情世故。”他想，或许到了那个时候，会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敏锐。
“要让现实把我打醒，把我打跑。”
摄影：苏里／监制：陈博 / 撰文：张果果 / 编辑：杜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