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我在北京南城长大，小时候家住在珠市口煤市街。从老时年间北京南城就是会馆多戏园子多，解放以后的北京依然那样。我母亲喜欢京剧，四五岁时我就跟着她去听戏，远一点的像陶然亭西门的中国戏校排演场，就坐三轮车去（可能当时并没有看过几回，而一个人儿时的记忆是很容易在脑海里夸大的）。因为有从小的熏陶，我对戏曲曲艺有股很亲切的感觉。前门珠市口一带也有很多电影院。王广福斜街的新中国电影院，大栅栏里边的大观楼、同乐电影院，我们小孩都熟极了，上小学那会儿看过很多电影。尤其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家里给一毛钱的早点钱，本来是八分钱一个大油饼二分钱一碗豆浆，结果五分钱一个小油饼，那五分钱就成了电影票。“文革”之前电影很多，《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烈火中永生》那时候都看过，还有很多外国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
那时候《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两个电影经常连放，进去的时候一瞧人不多，就坐到了第二排。战争片镜头晃悠得很严重，坐的位置又很靠前，看完四个多钟头已然晕头胀脑，出来坐门口台阶上就吐了……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电影几乎没有了，只有后来被称为“老三战”的黑白片《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在电影院里“值班儿”。再不然就是纪录片，那时候总放的纪录片有《台风》《泥石流》和 1958年拍摄的介绍西沙群岛的《珊瑚岛》。所有的书籍都必须重新审查，连描写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革命烈士斗争的小说《红岩》都成了毒草，图书馆也都贴上了封条。我记得那时候跟同学上房从天窗爬进小学校的图书馆，偷出书来看。那当中有好多“黄书”小说，什么《苦菜花》和《林海雪原》，在当时都是“黄书”，就因为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爱情的情节描写就被判为是“黄书”了。所有的古籍书籍全部归为是“封资修”的文化，线装书古籍善本都在“破四旧”的抄家过程中烧掉了，《三国》《水浒》《红楼梦》早已在生活中消失了。
1975年时，北京人艺还叫北京话剧团。我那年17岁多不到18岁。那时候全国的大学都停办好几年了，老师教授都去“五七干校”种地去了。恢复高考是1978年的事，那时候中学毕业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当知青到北京郊区去插队。正巧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话剧团招75年的学员班，我当时对话剧根本没什么概念，之前只看过一次话剧，还觉得特难看。只当是找一份工作呗，就拿着户口本去报名了。去话剧团跟你去副食店、工厂干个工作差不多，强点也强不了太多。
我现在还记得考试那天的情景，基本就是盲打误撞进去的。那不是个考试的日子，老师们正在开会，我是拿着个条子去的，老师们把会停下来看我。考试内容也很简单，林连昆老师拿了个《智取威虎山》的剧本，就跟我一对一地念起了第四场“定计”：“老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我有三个有利条件”“这一是……”一整套台词下来，我入选了。我后来也没问过老师当时看上了我什么，可能是那年头八个样板戏天天听，内容实在是太熟了，一点儿不犯怵。老师觉得我还行吧。
头三个月我们去密云高岭军训，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叫学军。天天出操、队列训练、瞄准训练、投弹训练，三个月下来还真的像点样儿呢，学军结束打靶，我9枪打了88环。然后是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真打实凿地干。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挑水推独轮车还都溜溜的呢。一年后我们开始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跑群众”了，一会儿是红军战士，一会儿是匪兵甲乙，反正角色都不大。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演出，幕一关上演员转身就得跟着换道具换布景，一轮演出结束以后拆台装台装车运景，大家都是一起干的。对舞台的熟悉程度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简直了……
我们北京人艺的表演方式不是学院派的，我们既不是斯坦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也不是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三者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我们是“北京人艺表演学派”。
杨立新
除了两年学员的学习，我们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学的，别人在台下看他们表演，说真棒，但是他怎么棒的你不知道。我们跟他们一起拿到新的剧本，一起在会议室里做案头工作，听他们分析角色，跟他们一起在排练场里，看他们一点一点实现对人物的设想，一起在舞台上联排、彩排，见观众。见证了从文字到观众喝彩的全过程，这是最生动的表演课，用侯耀华的话说：“您看戏的那个位置，我们花多少钱也买不着”。
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曾经在文章中说到，北京人艺就是那么些个不像演员的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就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奇迹。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小鲜肉更不是帅哥，也曾经一度苦恼过，正像有人说的，演农民不够土，演工人不够鲁，演知识分子又没那么文气。但随着表演经验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这正是我的优势，不会被限制在一个类型角色里。再多下点功夫，我更能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
演戏关键是得下点功夫。当年剧作家何冀平写话剧《天下第一楼》，为了体验生活一头扎进全聚德烤鸭店一扎就是三年，写出剧本的同时，自己还考了一个二级厨师的证书。你说都做到这步了，他能演不好吗？
我在《天下第一楼》中扮演大少爷。大少爷是个痴迷京剧的高级票友，为了学戏唱戏抛家舍业，最终导致祖传的烤鸭饭庄子彻底衰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也跟大少爷一样，听京戏、泡后台、傍名角儿，跟好多京剧演员成了挚友。大少爷在台上张嘴是“词儿”、闭嘴是“唱儿”，我不仅把他在台上那几口唱，唱得地道、精彩，同时还恶补了很多京剧的剧目和唱段，因为演大少爷这个角色，我自己也真的成为了一个资深的京剧票友。拍电影电视剧也如是。有些特殊职业的特殊技能你不会可以找人替你拍一拍特写，比如工业的车钳电焊铆，建筑的瓦抹扎石土，勤行的红案白案，乐师的钢琴架子鼓，可有些就没法切特写和你的脸部分开了，比如小提琴和笙笛管箫。
人艺有一出话剧叫《小井胡同》，这出戏是在1983年排练，1985年演出的。这个戏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49年写到了1979年，剧中有1949年的北平和平解放，1958年的反右派和“大跃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1979年的改革开放。我当时虽然不到30岁，但在剧中演小力笨儿，和吕忠大姐演夫妻，混在林连昆、谭宗尧这些老一辈演员当中，一点儿看不出我是个年轻演员。
2013年，《小井胡同》的作者李龙云去世了，人艺为了纪念李龙云决定复排话剧《小井胡同》，我担任复排的导演。我带着现在的这帮年轻人体验生活，登前门楼子儿、串八大胡同，湖广会馆听一出京戏，曲艺行儿里看拜师，让他们读“516通知”，让他们听样板戏。年轻人问我，“这些都对我的表演有用吗？”“有用啊！”我就告诉他们，“你没听过你演的角色他听过，你没经历过你演的角色他经历过。只有把角色经历的东西都经历了，你才能逐渐地靠近那个人物。”
杨立新
关于表演，北京人艺有著名的三句话：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
1991年我参演电视剧《半边楼》，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生物化学系的老师。戏中有很多老师带领学生到边远山区采集土壤标本回来在实验室里化验的戏。我问导演，我们是研究什么的？导演说没有具体的内容，这样我很苦恼。编剧笔下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我们要在剧中还原成真实的生活。细节真实了人物才可信，那我扮演的人物在干什么呢？拍摄的布景中，我家里有一个书架，我所扮演的人物经常点灯熬油地在书桌上勤奋地工作，面前的书架上，正巧有一本《中国土壤学》，拍摄的间隙，我翻到了西北黄土高原这一章，书里全面地介绍了黄土高原的地理构造、形成原因、土质特性、生态现状，我忽然想到西北黄土高原最大的问题是植被问题，解决了植被就解决了水土流失，解决了水土流失黄河就会变清。怎么解决植被问题呢？我扮演的西北大学生物化学系老师正在寻找一种经得起干旱、耐得住暴晒的苔藓，如果培育出了这种苔藓，就可以让西北黄土高原穿上一层薄薄的绿衣，就可以在上面植草，在上面种植灌木、乔木，西北高原就可以绿起来，变成原始森林……
然而有意思的是，多年后的朋友聚会上，一位朋友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国家荒漠化治理委员会的，他说他很喜欢我当年演的电视剧《半边楼》和我扮演的呼延老师，他告诉我：剧中呼延老师正在主导着一项意图使西北黄土高原绿起来的研究，他们觉得老师的那个推想很科学，并且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我被他的话惊住了，然后我告诉他，那是我一时冲动私自改的剧本，他也被我的话惊住了，说原来这不是一开始编剧写的啊，这事儿可挺有意思。
电视剧《我爱我家》作为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从播出到现在过了快三十年了还经常被人提起，有一些电视台直到现在还在不停地重播。《我爱我家》被有些观众誉为“空前绝后”的情景喜剧，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再凑起这样一个创作班子确实不容易了。除了有梁左那样的好喜剧编剧和英达那样的喜剧导演之外，《我爱我家》的那批演员能凑在一起也是很难得的。
《我爱我家》拍摄的时候每一集都相当是一场小话剧演出，而且是连排练加上演出的全部创作过程。每天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每周拍摄四集，周日休息，在拍摄场地发布日程小黑板上写的是排练、排练、排练、演出，演出实际就是拍摄，带观众的拍摄对于情景喜剧实在是太重要了。
没有观众的喜剧表演像是演员对着空气说相声，没有回馈没有反应，这是演出的大忌。
一般的正剧演员还可以凭着生活经验判断自己的表演符合不符合生活常理和逻辑，而喜剧不一样，他们的角色需要他们将生活的正常逻辑进行适度的扭曲和夸张。表演过程中有观众的反应，演员才能知道自己的表演是不是被观众认可和接受，并且通过观众的反应不停地调整表演的分寸和尺度，以致日臻完善。这也是大家平常说的演员应该经常回到舞台上演演舞台戏，要经常回到舞台上继续“充电”的道理。
杨立新
现在能够当着观众的面像演话剧似的把一集电视剧连续地演下来，这样的演员太难得，更不要说凑整齐一台演员了。用英达导演的话说：那样的豪华阵容光演员就已经是大制作了。现在动不动就把某个演员说成是某个戏里的“演技担当”实在不理解，好像意思在说其他的演员都是没有表演技巧和技术似的，这不合适。
我认为，好的演员应该是爱好广泛的人，有些技能你一定要学，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我从小熟悉并喜欢戏曲曲艺，说句算不得吹牛的话，前些年在歌厅里唱《沙家浜》里的智斗，我能原调一赶三，就是阿庆嫂、刁德一、胡传奎三个人我一人全都唱下来。我们人艺前些年重排经典，派我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中间的几段唱不说，全剧最后一整段单弦岔曲在排练过程中现学现熟悉单弦这个曲种是不可能完成的。北京关于“玩意儿”有句老话：学的曲儿唱不得，教的拳练不得。意思是说现趸现卖效果肯定不会好。另一句话说的是：“曲儿不离口拳不离手。”想演好戏，就要把一些技艺不停地在身上磨炼，像老物件儿一样经年累月地盘，反复盘，一直盘出包浆来，就有那个味道了。
电影《霸王别姬》最后有一段，是说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历尽风雨、莫逆之交的老搭档，又重新扮好了戏彩唱了，程蝶衣又说起了小时候自己总说错的那句词“小尼姑年方二八，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陈凯歌导演要求，虽然这会儿说的还是小时候说的那些原词，但你一定要说出六十年的沧桑感来。这就不是有没有戏或者会不会演戏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塑造人物的问题。
话剧演员以塑造人物为天职，我演的最难演的人物应该算是2010年的电影《第一书记》中的沈浩了。当时我就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遇见的最难演的人物。怎么说是最难演的人物呢？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响应中组部的号召，到安徽凤县小岗村任第一书记。安徽凤阳小岗村是著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的带头村，当初，是小岗村的十八户社员代表（现在叫村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在大家一起签订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从此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上了快车道，分田到户的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第二年的春天，小岗村的村民们就有了隔年的粮食吃。在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支持下，小岗很快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示范村带头村，小岗在受到各级组织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的同时，在物质资金方面也得到很多资助，而当时代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小岗内部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沈浩是顶着全国的名村只能干好不能干差的压力，下派到小岗任第一书记的，他到了小岗一干就是六年。在第一任三年期满的时候，小岗的村民们又发扬了“红手印”的传统，上书省委组织部要求把沈浩留下来继续任书记。
现实中的沈浩曾获得“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全国百名优秀村官、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光荣称号，2009年11月6号，沈浩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在小岗村不幸去世。
杨立新
为了让全体中共党员学习沈浩的奉献精神，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安徽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了电影《第一书记》，我演沈浩。演周朴园我不怕，可能前面有人演得好。但是真实的周朴园，我没见过你没见过，甚至连曹禺先生也没见过，那只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让我演“程疯子”，我虽然不太有信心，但是毕竟五十年前看过于是之先生表演的观众大多不在了，演沈浩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安徽省财政厅的领导和干部们见过并了解沈浩，凤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干部们见过了解沈浩，小溪河镇和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见过了解沈浩，沈浩还有母亲妻子女儿，她们不但了解沈浩，还和沈浩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不仅了解沈浩还是沈浩至亲的亲人，唯独我不了解沈浩甚至都没有见到过他。饰演沈浩真是个大难题啊。
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演出《雷雨》，演出一结束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安徽凤阳，把行李放进县委招待所我问摄制组接我的同事：导演在哪儿摄制组在哪儿？摄制组已经在小岗拍空镜头了。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小岗，跟导演报到之后就在村里走访起来。凡是跟沈浩有过密切接触的我全都要走访到：村委会的干部，妇女主任，大学生村官，大包干带头人，《安徽日报》写沈浩报道的老记者等等。沈浩的事迹，沈浩干的事情，沈浩的脾气，沈浩的生活习惯，包括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凡是关于沈浩的事情我都要听都要了解。三天之后沈浩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个基本的轮廓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拍摄和长达四个多月的后期，2010年7月1日电影《第一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一个星期之后的7月9号安徽省的放映仪式在安徽大会堂举行，我们应邀参加活动的一行人在合肥活动结束以后，利用放电影的时间驱车赶往凤阳小岗。当我们走进小岗村的时候，小岗的《第一书记》恰好刚刚放映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问迎上来的小岗新任第一书记丁俊，大家看后反应怎么样？丁书记告诉我：放映结束后应该有三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没有声音，忽然一位大包干带头人的老村民说道：沈浩书记又回来了！掌声和泪水同时爆发了出来，我的眼眶也湿润了……那一天，我们去了沈浩在小岗的墓前献了花，我默默地在心里跟沈浩交谈着：我的答卷你还满意吗？
现在大家都爱说“敬业”这个词。其实演员这个行业不用监督都会竞业的，没有一个演员到了舞台上愿意被观众看扁了自己。说起来，这应该是个方法问题，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在入行之初获得正确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会影响他一生的。
我十七八岁进到人艺，开始做“学徒”，从小看着他们老一辈儿演员演戏，一点点学习和理解表演的。看着他们年富力强，看他们成就辉煌，看他们谢幕接受观众的掌声鲜花，也看着他们离开舞台并向人生告别，这样的历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演戏，也会鞭策我做个好人。
今年我六十几岁了，也到了快要离开舞台的年岁了，我想象在最后一次大幕关闭前向观众鞠躬谢幕的时候，我一定也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