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扬
背叛
研究园林同时喜欢武侠小说、会用武侠秘籍《九阴真经》对比园林经典著作《园冶》的建筑学者冯仕达常说，学功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少林寺学十几年就练成了么？不是，都是“背叛”师门后在一场打斗中跌入悬崖、得某位世外高手亲传，再偷学点其他功夫，最后连吸星大法都学了，才成为一代英雄。学建筑也像学功夫，就算混入名门正派，没有得高手口授心传，终是难成。赵扬是怎么“背叛”师门的呢？
清华建筑系念到大三时，获得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导师王路。王路在德国读完一个漫长的博士后回清华任教，刚接任《世界建筑》主编不久，风度翩翩，炙手可热。在德国时，王路跟随导师威廉·兰彻特考察村落。当汽车快要接近目的地时，老师会让一行人下车，描述接近一个场所的感受，这叫“第一场所印象”。也许受此影响，王路对乡土建筑和场所的理解，大多也是以感受为基础。赵扬读研期间，跟着王路走过广西、浙江、云南、湖南，甚至瑞士的乡下。王路只是带大家走和看，偶尔笑眯眯地指出他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赵扬事后回忆，“竟跟开玩笑一样”，“但现在想起来，真是纯真年代般一段段抒情的旅行。他让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并不严肃，这让我完全感觉不到压力，反倒是带着开放的感受力，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和滋养。”当年跟着王路在山野乡间的行走，加上自己的旅行经验，奠定了他感受并理解场所的基本方法和心法，后来对大理一见钟情并定情，也许就是王路当年埋下的伏笔。
王路对赵扬，几乎是“宠坏了”，不仅比学校规定提前一年带他下乡考察，在出国机会不多的时代，还带他三赴欧洲：一次去意大利全境考察建筑，一次集中看瑞士建筑设计师卒姆托的作品（那时全国还没几人亲眼看过卒姆托的房子），一次去荷兰看建筑，并很早就让赵扬接触工作室的工作。
毕业后，赵扬留在王路工作室当了一年养尊处优的大徒弟，但在感觉到瓶颈时，“抛下”王路，“叛逃”到了张轲的“标准营造”。
张轲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哈佛树立起自己的建筑观的，他深受当时在哈佛教书的托马斯·赫尔佐格、拉斐尔·莫奈欧、卒姆托等大建筑师的影响，对于建筑学和建筑艺术的认识建立在欧洲建筑文化深厚的传统和教养之上，那是身处同一传统中的建筑师和大众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赵扬认识张轲时，张轲刚回北京创业，意气风发，聊起当时的中国建筑，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在“水木清华园”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成立了标准建筑事务所（后改名“标准营造”）。公寓的白墙上贴着张轲几年前在哈佛念书时的一张铅笔手绘的轴测图，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个台地园的改造设计。图面上线条不多，最醒目的地方是铅笔完稿后再手工拓印上去的一棵树的漆黑剪影。每根铅笔线条背后似乎都是锱铢必较的踌躇，这种踌躇不像是在等待灵感，倒像是怕灵感来得太廉价而伤害了一个需要精心维护的“标准”。赵扬说，回过头来看，张轲那时是在用他对好建筑的感性经验和对抗媚俗的理性自律来支撑整个实践。
同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张轲明白学校教育的匮乏之处，他会带着大家细读西扎（葡萄牙建筑设计师）、莫奈欧这些大师的图纸，让大家看出其中的“规矩”、“意图”和“激情”，图纸的客观性和感受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一种他称之为“制图文化”的东西。他也特别看重手工模型，但模型材料的选择很节制（主要是灰色的卡纸板和透明有机玻璃），彻底改掉了赵扬之前用花哨材料装点模型来取悦和哄骗自己的习惯。这种对待工具的谦虚和虔敬，让赵扬体会到建筑这门手艺的涵养和尊严，而延伸到电脑CAD制图和读图的标准跟方法，赵扬一直沿用至今。
正是在张轲的引导下，赵扬开始从体会一个平面图的品质去尝试理解一个建筑的品质，“一个帕拉弟奥的平面和一个路易·康的平面，虽然相隔了几百年，材料和技术跨越了几次产业革命，平面图的品质却是可以摆在一起掂量的。”
三年后，他又“背叛”了张轲。
接手西藏尼洋河游客中心时，张轲对赵扬前面十来个方案都不满意，逼着他做出了最后的设计：三个基本的功能空间，通过几何与朝向的安排，围合成一个独特的空间体验，把内部空间与外部景观联系起来。但两人却在是否用矿物颜料上意见不一：受当地寺院墙面的色彩启发，赵扬希望从室外过渡到室内时，在墙体上使用矿物颜料，而张轲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
彼时赵扬马上要去哈佛继续念研究生，很希望去之前拿出一个真正代表自己的完整作品，那年他29岁，孤注一掷，处心积虑要跟老板干到底。不久，他从标准营造离职，为去哈佛做准备，但得知尼洋河游客中心负责工程的经理来北京时，马上将涂了颜色的模型带到酒店，一顿“狂轰滥炸”后，经理感动了，说，“你去把颜色刷了，我给你买机票！”
趁张轲正在深圳参加深圳双年展，赵扬立即飞到西藏，定样板，买原料，现场盯着工人刷完颜色，再回北京请摄影师过去拍照，照片拍完，寄给哈佛，一场完美的暗度陈仓！
这一刷，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成为当时少见的网红建筑，那时国外的建筑网站很少发表中国建筑作品，但对这个作品宠爱有加，后续好多年都报道不断。不久，《世界建筑》也为尼洋河游客中心评了一个“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赵扬那时在哈佛，于是写了一段话，请代表他去领奖的张轲在现场念，建筑界都说：这个场面很有爱。如果再联想到《世界建筑》的主编是他曾经“背叛”的王路，就更有爱了。
故事还没结束。第二年夏天，赵扬回北京，张轲请他吃饭，举起酒杯说：“有个事，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房子，我还是把它刷白了。”那时的赵扬已很从容：“你要问哪个对，我还是觉得彩色对，但把它刷白，我完全理解，而且该占的便宜我都占了。”对恩师，当然理解的，那个房子从里到外都是石头，非常完整，使内、外一致，那是张轲的建筑观。而在已有成熟建筑观的赵扬看来，室外的毛石立面与外部自然环境一致，庭院内部可以是自成一体的空间经验。张轲也理解赵扬的，若不是对建筑较真儿，又何需“背叛”？
这不正是真正的恩师与爱徒间“彼此理解但各自坚持”的佳话吗？
赵扬
退居
两年后，在哈佛获得“优秀毕业生”的赵扬并没有去北京大展宏图，而是退居到了大理。
以南北狭长的洱海为界，大理可以简单分为海西、海东两大块。赵扬最初来大理的契机，是新大理人陈蓉在海东的双廊镇租下了一块宅基地，计划盖一个面朝洱海的家。了解项目期间，赵扬住在双廊镇的客栈“海地生活”三号院，也因此结识了客栈主人嘉明。嘉明在海东的金梭岛看上了两块“绝世风景”，在听完赵扬对场地的感受后，也委托他来设计——那时他还有一年才从哈佛毕业。
陈蓉那块宅基地坐落在临海的岩壁上，凭海临风，整个洱海尽收眼底，烟波对面，黛色的苍山耸起，横亘百里，一览无余。而嘉明在金梭岛的两处绝世风景，一处被他称为“海角”，一处称“双子”。在赵扬即将出版的著作里，他详细描述了对这三个项目地的感受和理解，其准确、细腻、密实，就像当年王路的德国导师和王路一样。
在提及海角客栈所在时，他这么写道：
“当地白族盖房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防风和躲避强烈的日照。这些岛民的院子没有窗户，外观很封闭；可是在大风的天气里，一旦步入庭院，会感觉空气突然就安静下来。坐在檐廊下的阴凉里，看着院心移动着的光斑，会觉得阳光也变得驯顺。除了照壁，庭院内部的空间界面都是木结构的。和层高相比，檐廊显得很深，镂空的格子门半开半阖，构成一个柔和的边界，舒畅通透，丝毫没有被院墙限制的感觉。这庭院中，檐廊下，正是渔民经历每日的风浪飘摇后寻得安稳平静的场所，这种传统的空间品质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算得上是疗愈性的。”
而不远处的双子客栈，又是另一番光景：
“双子的气场属于它所面对的那个荡气回肠的自然。金梭岛处于洱海面宽最窄的部分，站在双子的岸边，山海都显得迫近，下午的阳光从苍山背后投射到海面上，因为逆光，苍山的纵深压扁成深邃的剪影，烘托着已经变成一个光效装置的辽阔水面，山和水的认知被一个气势撼人的光学现象消解了。这个时候，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整个存在被抽象成一个光学现象令人彻底出神。每次去双子现场，我都尽量选择下午，就是为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体验，它总让我想起我所钟爱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欧文那本著名传记的名字《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观看就是忘记观看对象的名字）。具有这种让人出神品质的景观，在大理，大概就只有金梭岛西岸荒无人迹的现场了。”
那时的大理新移民，戏称大理为“大理福利亚”。熟悉的人都明白，“大理福利亚”指的不是良田万顷的海西，而是传统上被主流农耕文明边缘化的洱海东岸，就好比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利亚。海西苍山的构造主要是变质岩，海东的山体是石灰岩。海东比海西干燥，日照时间长，夏季降水量明显少于海西，冬天也更温暖，气候上真有点儿加州地中海气候的意思。
赵扬是熟悉加利福尼亚的。在海东待了不到两周就收获三个项目，这让他相信“大理福利亚”或许真的就是一百年前的加利福利亚，独特的气候和质朴的人文环境让来自文明中心的辛德勒（奥地利建筑师）和诺伊特等建筑师如脱胎换骨一般，纷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之路。就连他们的师父劳埃德·赖特也在晚年远离“镀金时代”的纽约、芝加哥，直面美国半干旱的中西部——那一片尚未被过剩的文明触碰过的自然，像是回到文明初创的起点，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纯真和元气淋漓的果敢。赵扬已经笃定地知道，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必是大理。
然而一年后从哈佛归来，双廊的模样已经变了，“一年前那个布衣粗服、发了一点低烧、只有一点臭美的双廊开始忘形了。开客栈已经从一种生活方式演变成一种金融模式，新的客栈建筑又高又胖，一副打了激素的样子，层层叠叠的海景房不顾一切地挤到岸边，争先恐后地像要跌入洱海里。”
但这是赵扬在大理的最初几个项目，因为这几个项目，他们来到大理，有这样的缘分，自然要尽量成全。他根据每个项目的特质，设计了熨帖的方案，准备大干一场。但接下来的两三年，双廊被客栈业的无序扩张彻底吞没，陈蓉原本计划做自宅的家，先是决定改成酒店，然后决定加房间，最后决定加高一层以容纳更多客房……作为对这个房子了如指掌的建筑师，赵扬很清楚，任何加建都会破坏他们在过去几年的变数中精心维护的均好性和平衡感，他不可能做违心的事，只能请陈蓉“另请高明”。
建筑就是社会性的，长在环境里，被环境成全，也被环境带跑。不久，嘉明在金梭岛的两个项目也因为资金问题决定停下来。虽然双子后来基本盖成了，却因为突破了新出台的关于宅基地建房的面积指标，被强行拆除五分之二。拆房子的那几天，赵扬正在东京参加展览，双子客栈的木结构模型就摆在整个展厅的入口，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关切地问他项目的近况，“我竟说不出口”。那时的他，很希望那几年勇往直前的青春无悔得到承认，无法跟这三个起步的项目告别。
赵扬
告别
到底是“大理福尼亚”，把家搬到大理，日日面对苍山、洱海、宽阔的大理坝子，赵扬有了真正的生活：心情变得敏感，时光有了质量，流经的光阴都能感受到。他慢慢松弛下来，因为获选“劳力士艺术导师计划”而带来的各种关注和媒体效应，也终于蔓延到云南，他也实现了在大理的第一个完整作品——竹庵。
竹庵是蒙中夫妇的私宅，选址在喜洲镇一个古老村落的端头，背靠苍山，面朝大片开阔田野，占地一亩二分。蒙中是书画家，夫人文一是设计师，夫妇二人都有古典情结，想完全按照生活的理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园子”。
典型的中国私家园林，往往把居住用的房子和游息用的“园子”明确分区，但一亩二分地和一个住宅的预算很难做出这样的排场，而且亭台楼阁、曲廊假山等物件，对于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来说，未免太过造作和牵强。看场地的时候，赵扬正好在斯里兰卡参观了建筑师杰弗里·巴瓦的自宅，那是一个经过好些年头不断改建和加建而成的房子，几乎是一层铺开的平面，大大小小的花园和天井穿插在各种功能房间之间，室内外没有明确的限定，阳光、热带的植物、水的光泽和声响、各个年代的家具和巴瓦周游世界收来的物件，交织成一个迷人的氛围。大理的气候和空气也能保证一年四季总有大量的时间适合在室外或半室外生活，而蒙中夫妇对于家居陈设以及园林植物的热爱，也可以使一亩二分地的空间生动丰满。赵扬于是决定做一个把房间和“园子”混在一起的现代园林，把功能空间和游息空间交织在一起，让室内、半室外和完全露天的空间不经意地过渡，使功能性的行走同时也是游赏的漫步。
最后的竹庵，一共有大大小小九个天井，在蒙中夫妇的重度参与下，百余种入诗入画并兼顾实用性的植物，精心搭配其中。他们甚至在后门外辟了一块菜园，种上四季变换的蔬菜，供给平素的食用，也平添了几分“归田园居”的意境。
房子不仅仅是空间性的事，更是时间性的。赵扬每次回访，夫妇二人对房子都有新的想法和感悟，比如廊院那株缅桂的冠幅有点儿大了，中庭的西墙要从屋顶垂下白蔷薇，好几个角落都需要增加石凳来放置盆栽的花木等等。
竹庵没有理念，每个地方都不是很关键，也看不见什么建筑细部，但连在一起就很舒服。竹庵建成后，在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内引起了现象级别的热烈反响，冯仕达看完后特别高兴，说：“我觉得双子被拆是天意，竹庵才是开宗明义的作品。”
之后，赵扬在海西的大理古城设计了“柴米多农场餐厅和生活市集”（一个凝聚大理所有新移民的社区公共空间、被大理的艺术节称为可以窥见未来的乡村样本）和“既下山酒店”（在逼仄的空间里用似连非连的八个小独栋围合出一前一后两进庭院，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和竹庵一样，每个作品都引来专业人士的频繁探访、大众的热捧和朝拜，以及国内外媒体的争相报道，甚至有权威设计杂志如影随形，他走到哪里，庞大的报道团队就跟到哪里。
赵扬和大理，也因此有了一种如同根茎般的紧密联系。因为竹庵的典范性，最近先后有当地白族青年写信邀请他建房子。第一位白族青年是在详细了解赵扬的所有作品后才写的信，他原本在外地工作，家中父母老了，于是回大理城区所在的下关工作，但不想住在下关，于是想把在下关买房的钱用来在家中宅基地上盖一栋房子。大理坝子上一大片宅基地，最传统的木结构房子已然抛弃，又没有摸索出适应当下的建筑类型，如今，看上去如此舒服、宜居的坝子，如果走进去，没有一家人的房子是靠谱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是极大的浪费。
就像当年的竹庵是信手拈来，赵扬说这个房子也很简单，而且没有竹庵那样的文化抱负，面对的问题更基本，就是真实回应三代白族人同堂居住的生活：屋顶会用传统的木结构和青瓦，楼板和墙面会用混凝土——巴瓦也是这么做的，他在斯里兰卡做民居时，一层的民居就是木结构、坡屋顶，如果是两层，就一层用混凝土，二楼的楼板用混凝土，楼板以上用木结构（木头带来的细节、尺度感，会非常温馨）。混凝土和木板结合，看起来很折中，但其实非常合适。
这个房子，要满足父辈的需求，所以有堂屋祭祖，又要满足30岁出头的青年夫妇的需求，会在有好多标高的大屋顶下做出容纳他们生活的空间；还有一个共享的餐厅，他哥哥也可以从旁边过来吃饭。传统白族民居没什么窗户，人们在田里干活儿，太阳晒多了，屋里就要避开太阳，但现在的年轻人整天坐办公室，又需要阳光，所以年轻夫妇的卧室开朝南的大窗户，而父母的卧室退到一楼，像以前的厢房一样，对着院子，但加了一些现代功能，老妈妈常有闺蜜来，便在朝南的一扇窗户下做了个空间不大的榻榻米，可供两人闲聊……造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三代人未来的生活场景，已跃然纸上。
从2011年夏天来大理，已经八年过去，为当地白族人建的这栋房子，可能是赵扬和大理最好的道别礼。刚来大理时，赵扬想象这里可以一直良性发展，他自己的成长也可以和这份良性发展互动、共鸣。“二战”后的欧洲，很多小城市都有这样幸福的建筑师，像路易吉·斯诺奇（瑞士建筑师），在瑞士南部盖了一辈子房子，但大理这些年的发展，和他最初的期待背道而驰，在大理做事情和在别处做事情的区别越来越小。“大理的时代过去了”，赵扬应该也要离开了，即将出版的新书，便是对过去这些年在大理建房子的如实记录。
赵扬
了结
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去哈佛呢？
老子的《道德经》里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梁思成和林徽因以降的清华传统，看重的是“有”和“器”，而“无”和“用”才是中国文化里的厉害功夫。学校里讲的中西建筑史，和赵扬自身的感性认知没有关系。他的感性认知来自重庆嘉陵江边磁器口古镇的童年。在那里，没有所谓“房子”或“建筑”的概念，室内和室外从来就是流动的，房子和房子之间没有边界，一个镇只有一个屋顶，一个镇就是一个建筑：穿斗房的木结构像丛林的树干那样蔓延，青瓦坡屋顶像丛林的树冠那样一片连接一片，七上八下，百转千迴，无始无终。只有营造，没有法式。这是卡尔维诺那个看不见的城市，是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磁器口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磁器口在“道”的层面，有“无”和“用”在。
去哈佛，是为了和一直以来所受的西方建筑教育做个了断，或者说，去单挑。大部分职业的路径都在一个继承的坐标系里，这是安全的，跑去大理，要放弃既有的坐标系，而敢放弃，是因为单挑后确定了自己的坐标系，才有这个信心退居大理。
在哈佛，赵扬密集地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艺术家和学者的讲座，也跟来自全球不同文化的同学有了深入交流，“ 我感到世界之大，建筑学有无穷的可能向这个‘冷漠而温情未尽的世界敞开心扉’。”之前对于“建筑学”的执念，也可以一笑而过了。
但知易行难，直到2014年在斯里兰卡第一次看巴瓦的作品，在坎达拉玛酒店和卢奴甘咖庄园亲身体验巴瓦的建筑学和这个世界的不隔与不二，赵扬才跳出了过去的拘谨和狭隘，能全然面对在大理所遭遇的鲜活现实。不过，新书的书稿里，大理那三个未完成的房子还是写了一年多，因为要在心底做一个了结，赵扬最后这样写道：“创业初期，内心急切期待认可，但其实，‘作品’这两个字，我还是看得太重了。建筑师首先要对情境，而不是‘作品’负责，如果我当时能放下建筑学的那点煞有介事，放下一部分对于‘完美’作品的执念，以真正温和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大理风起云涌的现实，也许这三个房子早就生龙活虎地完成了，而创造性会以更让我意外的方式自然呈现也未可知。可那几年，毕竟还是输给了年轻。”
这是赵扬全书书稿里最后写完的部分，那个当年为了尼洋河游客中心的完整性不惜背叛师门、为了大理最初三个房子的完美度几乎和两位业主翻脸的赵扬，在“功成名就”时，却如此总结过去。建筑到底是什么呢？赵扬说，“建筑不是从建筑学中来的，建筑要从世界中来，再回到世界中去。”
在大理做了这么多年小体量的房子，他正在着手的有几个体量较大的项目，其中一个在浙江安吉的竹山里，有30亩使用面积，而且没有红线。就着山形水势，做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一直期待的。以前酝酿的都是心法，因为足够真诚、用功，功力一点点增加，到了有这样一张画卷时，就可以把心里的东西发挥出来。赵扬说，中国人对于空间秩序的理解，和西方不同，和日本也不同，它和气韵相关，和呼吸相关，这在以前的村子里触目皆是，就像曾经的磁器口，但如果不被当代建筑阐释、实践出来，就只是过去的事。
在哈佛的某个傍晚，赵扬无意中听到法国景观建筑师亚历山大·谢米陀夫的演讲，表面上没有理论，却给赵扬重读《道德经》一般醍醐灌顶的感觉。讲座后，他立即买了谢米陀夫当时的新书《Visits: Town and Territory –Architecture in Dialogue》，正是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赵扬第一次认识了巴瓦。书上有一张卢奴甘咖庄园的照片和谢米陀夫对巴瓦的评论：“一点一点的，巴瓦把一个由新的和旧的建筑构成的庄园编织成一体，让花园和自然景观相互交融。这所有的一切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元素都因为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而成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建筑宣言。”所有元素都因为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而成立，这句话也可以用来理解赵扬的每个作品。这不是比附巴瓦，建筑学的思考可以无限勇敢、开放和自由，对大师，赵扬早已告别了粉丝一样的学习状态，而是以同理心去揣摩他们工作背后的心理状态、意识形态和文化构成。
如今，赵扬一边回清华给俗称“大师班”的建筑学院本科三年级学生做开放式教学，一边继续做有启发性的作品。冯仕达曾说，赵扬是同代建筑师里运气最好的一个：“背叛”师门，但不仅被原谅，还在日后不断被成全；建筑师是每个房子的生父母，使用者是养父母，赵扬过去的每个养父母都很好；而赵扬自己，建筑作品、文字和他生活的气韵完全一致，与西方不隔，与中国过去的传统不隔，又有自己独立的、堪称隽永的语言。建筑学者Erwin Viray这样评价赵扬，“赵扬的建筑作品，现代而且抽象，一种对当下的洞见，而不是对过去形式的模仿。但是潜藏于作品深处的，又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场所精神中的秩序观——每一个特定场所中事物的秩序赋予建筑以形式、运动和节奏。赵扬竭力在每个场所寻找一种‘存在的理由’，并将此呈现为当下的形态。这是一种充满勇气和远见的尝试，一种理智而又感性地回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中国情景的方式。”建筑学有无穷的可能向这个“冷漠而温情未尽的世界敞开心扉”，赵扬还不到40岁，静候他无穷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