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
张鼎的作品需要身临其境，方能体会到它们所带来的远胜于语言描绘的感官体验。许多当代艺术家会以某种颜色、材质或是某个母题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手段，但为他所用的却五花八门，声、光、电一应俱全，又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创作的主线。
“内核肯定是有的，就是跟着形式和材料在不断变化。但创作的定位就像一条不中断的线，年轻的时候特清晰，现在很多东西反而开始模糊。”
他曾做过多次现场演出形式的艺术展，比如《龙争虎斗》就在伦敦邀请了26支乐队在13天里轮番演出，互相“对决”。虽然看起来和商业演出或是音乐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其中剔除了献媚和讨好的成分，“在现场我就是艺术家的角色，投入的精力和成本也好，音乐形式的选择也好，商业演出不会这么去做。艺术家做的东西有许多不可知，每次的现场也无法复制，我们的预设不是给观众的，更多是对自己的期待。”
他曾受上海外滩美术馆邀请呈现过一个名为《风卷残云》的艺术项目，150名VIP观众进入上锁的金色“牢房”里，当晚的用餐全程直播，“当时社会的某种现状，我就用了这个形式。”所有的餐具都是特别设计和定制的，他甚至研究了中国南北监狱菜单的不同，想请一位真正做过监狱牢饭的大厨来掌勺，只是考虑到食品的安全才做了改动，“最后请了和平饭店的大厨来蒸馒头。”
去年他在《菜市场》系列项目中做了名为《肉铺》的十几米长的通道式大型光电装置作品，通道尽头正中两米高的位置设置起一颗直径两米的巨大镜面球，迪斯科舞厅里用的那种，闪闪发光缓缓旋转，通道两边立有四个大冰箱，挂着16条半扇猪肉。“肉铺是一种日常生活记忆，但这里面是质感而非情感的投射。美术史里许多画家都会画肉，它本身就有一种特别残酷的美，把‘肉’这种形态和迪斯科舞厅这样的形态结合起来，是一种挺高级的生活化状态。菜场是一个广场，肉铺是广场中心的舞厅，每个在广场买菜的人都会提前半小时到达广场的肉铺，肉铺常常放一些Disco舞曲，人们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身体扭摆，沉迷在音响之中，把自己带到音响的旋涡之中，浪漫、洒脱、激情地选择一块自己适宜的肉，付钱，扭动屁股转身离开。”
《漩涡》的个展则在室内搭出了一个厂房，LED屏幕在初始状态伪装成了车间里常见的日光灯，观众步入后，会发现灯都在往中间靠，渐渐聚拢形成一块巨大的屏幕，上面出现俯瞰荒漠的影像，和一个巨大的金属矿坑形旋涡。此时，整块大屏幕在整个空间里360度移动，回到中心点位的时候，它又打开恢复成20盏日光灯的形式。屏幕极缓慢的移动速度会让观众有屏幕跟着自己移动的错觉，加上屏幕上运动的影像，整个空间昏暗的基调，以及四声道移动声场的似乎是大提琴的背景音乐，整个场景都会有一种神秘的状态，观众会感到巨大的压迫感，“可能也有一点莫名其妙”。
在最新个展《高速形式》里，他又一次大量使用LED屏幕，不过这次主要用“冰屏”（透明屏），看上百叶窗。“它的屏幕是透明的，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又因为有一格一格的空隙，做演出的效果特别好。”冰屏的像素糙、颗粒大，是标清而不是高清，“我就挺喜欢那种被压缩后图像的质感。”
张鼎排斥用过于文学性的词语来描述作品可能引发的“形而上”，“那个太酸了。”他也曾自问，是否可以把作品更简单一些、更多一点普世性，让更多人可以更容易地看明白。“我创作核心的部分很自我，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只是它没有那么直白——不然就太口号化、符号化了。”
曾有人把他的作品归为“亚文化”，他不置可否，“当代艺术不是那么主流的一种文化形态，但它也不属于亚文化。我们并不是故意给观众设置障碍，但艺术家有属于自己的、特别感性的认知，有相对比较私人的思考表达，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共识，但至少提供了世界认知的一种不同侧面。”
张鼎
“当代艺术这件事就应该犯错”
张鼎的工作室位于上海玻璃博物馆后侧，看起来像间空旷的厂房。每天他会按时上班，在这里待上八到十小时（“也不管这十个小时在干吗”），“看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做一些目前在做的工作。”
不管是否会出现在之后的展览里，所有的部件他都会先用3D建模，然后按照想象中的材料进行实质的渲染。技术从来不是困住他的真正关卡，“如今的社会分工特别明确，任何技术的部分可以找供应商解决。但并不是所有技术都要拿来做艺术，艺术解决的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他的最新个展《高速形式》开幕时遇上了和《漩涡》同样的插曲：技术开发需要时间来根据现场观众调整程序，“这是一个瑕疵。但对我来说，没有100%的完美呈现，也不求做到古典艺术的尽善尽美。当代艺术这件事就应该犯错，而且允许犯错，概念清晰才是最重要的。”
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场馆不是一个常规的“白盒子”形状，而是带了拐弯的动线型结构，层高低但面积巨大，颇具挑战，却又延展出新的可能，使他得以模拟一段封闭的线性公路。空间里铺上完整的带护栏赛道，上面自动行驶着改装过的电驱动代步车，于是，“行走”这种传统观展方式被“乘坐”或“驾驶”所代替，被加速的身体运动及观者与作品的距离，让“观看”的过程变得模糊。
“高速形式”的概念早在年前就定了下来，含义有二：直指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之外，他觉得“高速公路”是个有趣的形态，和当下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喜欢公路电影，比如昆汀的《落水狗》，但展览的主体并非借用公路片的形式，只是从“公路”的核心生发出去，以带有戏谑意味的方式呈现在公路上高速行驶的动态景象。
“我喜欢高速公路上开车时迷离的感觉，特别是晚上，车就好像在光雾里穿梭。我也喜欢对面的车迎面开来的感觉，雾里还是霾里，光压得很低、很微弱。”他觉得那是个“感性认知”的时刻，身体全由意识引导，“行驶时自我的存在感很低，虽然开车是一个物理运动，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识性的运动。”
张鼎出生于1980年，小时候看的那些香港武打片在他的成长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曾经向往那种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的正义和邪恶，现在却觉得结构太过简单。“很多侠士都愤世嫉俗，但愤世嫉俗对我来说没用，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自己放进社会里实践，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想改造别人，也无法预估放在那个地方具体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但我应该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一些事情。”
他并不确定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清晰地认识自我，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因素，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对自己的那种认识。”但社会的发展带出的繁杂信息里，本身就隐藏着许多悖论，“就是你看到那么多信息后，如何比较敏感地把信息点提炼出来，对未来有一个基础的判断？现在我也判断不了，过多的信息把许多事情变得模糊，整个社会是暧昧的。”
张鼎
“美学对社会是有意义的”
张鼎是甘肃张掖人，当年一心想要报考设计专业，却因为专业课成绩高，误打误撞被兰州美院油画系录取。“我有点儿反感高考前那种‘三大面’‘五调子’的套路，还有那些针对报考不同美院的应试方法，所以对绘画这件事没太大的自信，加上小时候待的地方就那么点大，觉得对艺术的了解也有限，比较懵懂。”
既来之则安之，在油画系学习期间他研究梳理了历史上各种画派的知识，对绘画“好像得心应手了一些”。之后他去了中国美院继续学习，那些被他称为“特别特别好的老师”，为他开启了全然不同的大门。“他们教我的不是技术，而是学习方法、思考和观察的方式。而且有件事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就是被鼓励。我和老师谈想法的时候他们永远在赞扬你肯定你，你会有超级强的自信心，会没有顾忌地去做很多事情。”
他是中国美术学院开办的新媒体系的第一代学生，专业当时以摄影媒介以及录像艺术为主。他看了许多纪录片，觉得这件事“很酷”，但上手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它和想象不同。“你很难客观地去表达。纪录片其实主观意识很强，只是相对的真实，你截取了很多东西，其实还是很片面。”他最初良好的自我感觉很快就被挫败感替代，“机器往那儿一放，他们就开始表演，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难，不适合我。”
毕业后一年，他开始尝试做装置类型的作品，“我发现我对结构、材料、造型，包括对空间的认识都比其他更强一些，自己也更感兴趣。而且它是完全自我表达的东西，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需要借助外在形态来完成自己的作品。”拍完两个纪录片性质的短片后，他就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凑了个展览，当时香格纳画廊的老板Lorenz看到后来找他合作，“我说行啊，不过我没钱了，你给我钱，我就和你合作。”
那时他26岁，现在回看走过的一路，他也只能说顺遂，“一直以来，生存上我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压力，没有因为经济的压力做不了东西——做不好是一件事，能不能做是另一件事。”2007年他的个展《工具》是他的重要转折点，那些隐喻暴力于抗衡、顽强与脆弱之间博弈的“仙人球”，让他得以用矛盾的对立表达自我的观点和立场，也第一次实践了用“暧昧”的剧场化元素把控现场气氛，也为后来他在展览中引入表演等形式定下基调。
张鼎
从最初到现在，他从不允许自己的作品放松，“放松是会出问题的。诱惑很多，一旦放松，有些东西就会侵入你。”他坚决不再画画，“对我来说绘画是一门古老的语言，里面有很多因素，今天我要解决的不是绘画的问题，而要解决图像的问题。”
不过这些年来，他觉得自己变得“世俗”了一些，比如拍摄时尚杂志这些，早十年的他必然会躲闪不及。“80年代的人对艺术和世俗之间有很多纠结。其实到今天，我还是会对很多事情有所抵触，但做一件事除了用‘喜欢’做判断外，还可以为了达到一些目的。”
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当代艺术家到底在做什么，艺术又有何意义，“艺术家们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有社会属性的人，你要参与到社会里去。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艺术里转化出来的东西尽可能和更多人分享，让他们知道有艺术这样的形态可以做到，而且大家可以更放松，可以在展览现场跳舞听音乐，又可以看到新形态的现场。”
他也知道，眼下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被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我也没想过一定要影响多少人，我没那么大的野心，也没那么大的能力。但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会觉得中国当下还是有一些很有才华、很勤奋的人——当然不是我。”
生活总是大于艺术的，艺术并非每个人的必需品。“艺术在我的生活里占据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比例，是因为这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热爱，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样。大多数人生活还是有其他的核心，艺术是锦上添花，需要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因为很多人都还在解决更基础的生存问题，精神问题是排在这之后的事情。但生活会变得无聊，艺术可以增加有趣的东西，增加你对生命的认知。美学对社会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