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忠
我8岁离开家去体校练篮球，从此开始了集体生活。13岁长到一米八，凭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身高“不争气”，四年才长了一厘米，这也成了我放弃当职业运动员的主要原因。人生如果有机会随我选择当球手还是演员，可能我会选择前者，因为那是最初的梦想，是竞技体育独有的热血。
竞技体育培养了我一种永不服输的劲头。当时我的最大梦想就是进国家队，晚上睡觉都抱着篮球，队友们都会练私功，很多人偷偷配了一把训练馆的钥匙，我有一回发狠，早上4点起来去加练，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的“砰砰”的打球声，原来还有队员更早就开始练球了。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体工队的生活让我学会了怎样和别人交流，如何让自己强大，失败了没关系但站起来的速度会决定你的未来，这些成长经验让我一生受益。
运动员和演员之间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首先都需要很好的控制能力，高级的表演需要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控制分寸和火候；经过长期的体育训练会让我的肢体很敏感，可以在镜头里表达出下意识的身体反应，这和在球场上做动作是一样的；同时竞技和表演都需要你在任何场合下保持内心绝对的专注，球员在场上必须忽略周围观众的嘈杂，你一分心球都接不着，表演甚至做人都一样，抛弃杂念，自然水到渠成；还有篮球和影视创作都需要团队合作，取长补短说来简单，真的做到心里有人，尊重对手其实并不简单，但这些都是职业运动经历带给我的养分。
天津是标准的曲艺之乡。我小时候有个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就是院子里一棵大树底下吊了盏灯，很多人围着在那儿吹拉弹唱热热闹闹。我青春期正赶上80年代的文化复苏，那时候各种夜校、文艺培训班特别多，每个人都想通过一个途径来挖掘出自己的潜力。我从体工队出来，就决定去考中戏试试，看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性。
上中戏那会儿我们的生活条件挺苦的，经常一宿舍穷小子连着几天都吃清汤挂面，靠着接外活能赚一些生活费。最肥的活儿就是拍摄KTV里用的伴奏录影带，基本都是港台歌手的。那几年北京所有公园都走遍了,根据歌词的规定情境，假装各种青春困惑、爱与哀愁，树叶没少揪，钱也不少挣，一首歌赚150块到200块，这对90年代初的学生来说算是不错了，但那会儿都是谁挣了钱花谁的，僧多肉少，所以大家也都是混个半饱。
在戏剧学院都是按照教学大纲来学习的，从技术层面来讲，大家经过一段时间训练，都会差不多。
但是每个人的天分和经历不一样，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对人情世故的感悟就会不一样，就是人活着这点味儿，这点意思，都会让你对一个角色赋予不同的表达，这会形成你的特色。
黄志忠
有人问我年轻时碰到“烂戏”如何对待，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么多年过来，我参与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说谁想故意把它拍成烂戏的，种种问题，许多限制，客观主观，但大家都是奔好的方向去的。不管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你先要保证自己别丢人，尽心去做，别轻易放弃一场戏，这些体会和经验就会潜移默化地长在身上，成为你的财富。
毕业后演了十年也没什么人认识我，就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地演。有时候技艺上的提高就是很长时间看不到成果，但都在积累，一旦有个合适的机遇，你把所有的能量调动起来赋予他，“砰”一下就亮了，那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我觉得那段经历特别好，压着你，心里憋着一口气，自己跟自己较劲。如果因为是小角色就稀里糊涂混过去，那本事永远长不了。
我接到《大明王朝1566》这个工作任务是在有一年的春节前。当时让我准备的一个角色戏份不多，我不是很甘心，导演张黎说你先踏踏实实过年, 回头再从长计议。整个春节假期我就把自己闷在一个房间里，读《嘉靖传》《张居正传》， 看各种明史资料，写了几万字的心得体会，反正甭管行不行，先让自己心里有点儿底。过完春节进组，在开机前几天剧组突然说给我做个海瑞造型试试，我心里就明白了：机会来了。
为了更接近角色，我必须完成的第一件事是减肥。12天瘦了19斤，基本上每天就吃一个鸡蛋一个苹果，到第5天时出现呕吐感，过了那天之后居然就不想吃东西了，体重下得特别快。所以作为演员，我觉得你一生的使命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你是材料，你是设计师，又是成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是帮不上你的。
我们那时候的创作状态和现在比不太一样，没有速成法。为了一个角色，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年拍《大明王朝1566》也好，《人间正道是沧桑》也好，演员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就进组了，去感受气氛，准备功课，台词早就背熟了。那时候剧组有个风气，如果你拿着剧本，或者是张嘴没词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半截进来的演员，举着剧本说对对词，发现大家都揣着手就过来了，说吧，一句不落，就会感到压力很大。现在跟很多年轻人讲，他们不理解，但当时就是那种工作状态。
资本的涌入会主导一个行业的生态，但是我相信很多事物都是物极必反，到了一个特别混乱的时候，还是会慢慢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黄志忠
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到现在拿到一个角色后还会忐忑不安，夜不能寐，这种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幸福。我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对角色要仰视，要小心地接近，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完成每一次创作，树立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形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觉得塑造人物，演员不要太老实，要有一定的“破坏性”。不是剧本写成什么样你就演成什么样，那不成生产流水线了吗？这个“破坏性”不是没有依据的，而是剧本字里行间给我的信息赋予的，还要加上你扎实的生活观察。比如在《金水桥边》里我演一个交巡警，第一次出场，我给自己加了个落枕的细节，歪着脖子走路晃晃悠悠，强化这个人物玩世不恭的性格，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一个不完美的好人会让观众觉得人物更加生动鲜活。
我不喜欢循规蹈矩，也希望在片场能有一些“不讲理”。完全照着剧本念台词或者安排镜头其实会让导演或者演员的即兴灵感大打折扣。有时候演员会根据拍摄现场突然讲出几句自己创造的台词，导演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一拍脑门说不行，我得换个拍法，大家撒开了演。这就是戏剧的魅力，刺激所有的感悟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最有冲击力，也是最过瘾的。
《至暗时刻》上映时，我去电影院看了三遍，每次看都很激动。我特别喜欢加里·奥德曼的表演。后来还看了这部电影的幕后采访，我记得导演当时说：从开拍到结束，他没见过奥德曼本人是什么样，因为他每天提前四个小时去做造型，收工后又要花很长时间去卸妆，每天在片场出现的就是丘吉尔的形象。在进组前几个月，奥德曼在家抽雪茄、喝威士忌，穿着浴袍在楼梯上模仿丘吉尔含混不清的发音，最后呈现人物的高度。这就是航灯，在不固定的时期会忽然出现在你眼前，那就往前走吧。
有时候觉得旅游分为两种，一种是欣赏别处的风景，一种是在角色的生命里旅行，这也是属于演员的独特体验。
演员这个行业很残酷的一点就是，站在山顶上的人不多，多半都是推车的、拉纤的，和在路上奔走的。但站在山顶也不是说就能高枕无忧，因为这个行业是没有头的，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参照系，都是阶段性的，更像一场马拉松，有的人可能上来冲得很快，后半程体力跟不住慢慢就掉队了，可能有人就跟跑，跟着跟着他发力就冲上去了，人生不就是起伏吗？
当然走得高是一个坐标，但能走得远也是一个坐标。我们这些中生代演员，很多人有过一些荣誉，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含着那口气默默往前走。即使现在青春不再，我觉得会更从容一些，还是按照自己选择作品的方式，继续完成你在这个行业里的一些想法。
黄志忠
演员这个职业是很被动的。我大概十年前开始有做导演的想法，但总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客观因素没能成行，直到2017年终于指导了我的第一部作品《神探柯晨》，以1928年的天津为故事背景的年代剧。导演是一个对精力、体力消耗特别大的工作，从跟作品握手那一瞬间，到最后说拜拜，你也不知道这个创作过程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为了幸福就一定要全身心地去跟他拥抱。第一次做导演，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压力、焦虑无限放大，每天工作14个小时，我虽然身体指标是十年中最正常的时期，但是痛风还是犯了，打了8天的激素，在轮椅上拍了45天。
导演工作是很有诱惑力的，我未来还会尝试。做演员要尽可能地给人物可能性，为导演提供更多素材，而导演要对所有呈现有更完整的把握，两种身份的交替，会让我个人有更多的同理心，创作和表达得到充分释放的同时，更懂得“人”。
可能从小有一种英雄情结，我塑造过很多军人、警察形象。最近正和郭涛、姜武合作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叫《三叉戟》。讲三个老警察在临退休之前联手破了一起经济案，关系到当代社会问题，像P2P、非法集资、不良贷款，在拍摄期间很多群众演员都表现出很强的代入感，相信上映后也会引发观众广泛共鸣。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为社会尽的责任。
演员这个职业很难达成平衡的生活状态，一个戏拍几个月，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尽量花时间陪伴家人。
我这个年纪了，现在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拉着我妈的手去逛街、吃饭，小时候她拉着你走，现在你拉着她，她依偎着你就像个小孩一样，我就特别高兴。人生就是这样，你折腾来折腾去都是要回归到亲情当中, 不然的话你事业再成功，你都不会觉得真正的踏实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