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王石67岁了，但读书仍是他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
他最初的计划是哈佛和剑桥一年，再加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各半年，可课题越深入，训练就越深不见底，到如今，他已经断断续续有七年半的时间在学校里，预计十年才能大致完成计划。
在希伯来大学的学习远不及当年在哈佛那么艰苦。去哈佛时他60岁，课业繁重之外还要过英语关，常常不得不熬夜，四个小时的睡眠也是家常便饭。他咧开嘴向我展示一口齐整洁白的牙齿，“都是假的。”他被牙周病纠缠了好些年，假牙不如真牙的道理，他还是门儿清的，“但到了哈佛就上火，然后牙疼，接着起包、化脓、流血。那时候哪有时间去医院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拔。”
在王石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里，他以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肉身”为开篇，又以探讨生命观、生活观的“生死”为结语，肉身之重之轻，是他反复掂量且郑重考虑过的问题，“如果把‘活着’本身当成目的，就没了意义。”学业和健康之间形成了某种悖论，他的取舍标准在于不留遗憾。“到那个关口，咬牙切齿你也要过去，熬不下去的时候就一个念头：你是不是尽了力？”
他对“尽力”的定义是“把命都拼上去”。虽然当时并不是非得熬下去，但他害怕将来会后悔。按照年纪，他觉得自己可能再没有机会了，“60岁过不了语言学术关，到65岁过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承认人的生理极限，到那儿就是记忆力不好、反应慢，只能不顾一切，就是减少寿命的代价也值得。”
年轻时他的记忆力超群，但书里细枝末节里记下的过往，靠的是当年的日记。日复一日的记录习惯是为了锻炼写作，“我的文字能力不是不行，是非常差。差，就练习。”他很感激互联网带来的博客，除了形式之外，还有它带来的无形压力，“实际上是逼着你写，200字我要慢慢写一小时。”现在他自认文字功底比那时增进不少，但先天不足，也无法强求，“老天是很公平的，给你某方面更突出的才能，另一些方面就非常、非常不行。”
他顿一顿，“但我就要较这个劲，快70岁了，还在较劲。”
王石
“人生无悔嘛，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44岁时，王石查出血管瘤，医生当时建议他卧床休息，因为随时可能面临瘫痪的风险。可他48岁开始登山，到59岁时，创下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纪录，继而完成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的“7+2”征程，创下6100米中国滑翔伞盘高纪录，62岁他开始学划赛艇，66岁开始蹦床训练。生理的极限摆在那儿，又一次次被突破，但如果换得青春的躯体重来经历这一次，即使事半功倍，他也不愿意。
“青春期带有‘涩’，涩有涩的味道，再来一次你能经历的也只是成熟的青春，还有意思吗？”生理上，他同样没有对青春的渴求，“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充满了挑战，很多你没有经历过的，自然到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当然有担心和惧怕，要是阿尔茨海默病来了，六亲不认也无可奈何，“即使没有遇上这个，哪天你会不会突然跌一跤？骨折了，是坐轮椅，还是动手术换一截骨头？”
岁月的所有问题，他知道都可能会一一落在自己身上，在准备面对的过程中，他解读懂了年轻时怕死的根本原因。“ 那时我怕活不到老，青春时生命戛然而止，那叫英年早逝，人生不完整就走了，那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到现在的年纪，他反而消去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心，仍然希望每一寸“生”的光阴都有相当的质量。“现在我考虑的是，死之前遇到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应对，能不能挑战命运？能不能到老年时还是活泼的、健康的，对社会还有贡献、对家庭没有拖累？”
2002年他和几位队友一起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南峰。在下山途中跨越一道只有30厘米宽的刃脊山脉时，他左脚打滑，右脚冰爪吃不住力，失去了平衡，右手把冰镐砸进硬雪壁后，连接手腕和冰镐上的短绳因为受不住下滑的冲力，崩断了，如果不是借了冰镐那唯一的一点支撑力，如果不是结组的同伴本能地做了滑坠保护，后果不堪设想。
王石
2003年第一次登顶珠峰的途中，他遭遇了因缺氧而导致的极限状态—在阴雪天里感觉到的那种“后脑勺暖洋洋”的困倦感，其实是濒死状态。2006年，在印尼的查亚峰他又遇到了在无保护绳的情况下独自下撤的险境，全身贴着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在凹凸不平的尖锐表面上寻找支撑点，用一小时下降了70多米后才脱离险境。
登山时遇到的那些奇险经历让他一次次直面死亡，长期专业的严格训练让他可以“下意识”地做出应急反应，但他知道“万一”的后果。2002年的那次事故出现时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他甚至没来得及感到害怕，直到到了目的地，去祭扫登山殉难者时，他才感到后怕。“没有单独死的，都是一串一串的。就是说，一个人滑坠，基本保护不住，往往会把所有人一块儿带下去，按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可能老天再眷顾你第二次，‘无常’不会再给你这样的幸运。”他接受无常，无法预计、不可控制，“就我现在的认知来说，一切发生的不确定都是不可知的，从某种逻辑来看，这甚至是荒唐的，不应该发生的发生了，像这样的事，我是有准备的。”
他早就做好了自己的墓碑，不过不是专门给自己准备的，是家庭墓地的一部分。墓碑的正面唯一个“静”字，后面分别列有他父亲和母亲的简历，他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一样，都只是两位先人的儿辈，无需更多介绍。“我是谁啊？不用解释。都离开了，还需要在乎你是谁吗？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一代代更迭，人健忘得更快。那些大人物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何必自恋。”
但他不相信“冥冥之中”或“老天的安排”，“发生任何的事我都可以坦然去面对，而不是‘我就认了’。人的后天努力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事我不认，我知道这个我不行，我就要较劲，但是不是我一定能做好？那也未必。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成，至少不会后悔，人生无悔嘛，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王石
“我们对未来赌一下”
王石作为企业家的一生，同样也是一个较劲的过程。
他在万科时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原则，一是“不行贿”，二是超过25%的利润不做。不要说几十年前，即使到今天，许多人对这份决心和坚持仍抱一点将信将疑。挑战自我极限登珠穆朗玛峰，从训练到登顶，至多几个月的时间，成与不成都立竿见影；可赋予一个企业领先于时代的规则，用几十年去验证其可行性和正确性，在各种怀疑和挫败的夹击中前行，王石也感到过孤独。
“我自恃是挺能干的人，也是有理想的人，现在也不忌讳说，是有野心的人，就想有一番作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从某个角度来说，个人英雄主义，一直也是有的。”王石说。
去深圳之前，他在广东外经委工作，离开前途无量的“铁饭碗”，为的就是摆脱那份“委屈”。他和父母都曾以为会一辈子在军队里，但为了得到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他从汽车兵转去劳动强度相当大的锅炉大修车间当工人，终于从30个复员人员中脱颖而出，进入兰州铁道学院，1980年经过招聘进入外经委。这一番经历曲折又来之不易，却没有磨去他“不受约束”的天性，在任何不鼓励显示个性的地方，他都感到拘束和不甘。顺服于环境不难，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对深圳的期待，就是“可以一点点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得堂堂正正，受人尊重，也尊重别人”，那时他不想成为一个商人，甚至离他真正接受自己的“商人”身份还有十几年，但基本的底线他没有动摇过，“别人没在做的我在做，好像‘不行贿’这条社会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反而成了我的优势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994年前后，他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宣布了万科不行贿的底线，公开提是希望告诉并告诫一线公司的老总，同时向各个分公司所在地的政府部门表明态度。但近十年后，依然有同行当他的面直言，说他至多只能成为“个案”，“在中国不行贿只能一事无成”。王石曾受黄铁鹰教授的邀请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做讲座，从2002年至2015年，黄铁鹰连续13年在自己的课上说“相信王石不行贿的请举手”并现场录像，但结果表示，举手表示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从来未超过1/2。
王石
但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他要求万科所做的自我约束，让企业在一次次大型受贿案案发后免于牵连，在政府坚决反贪污、反贿赂的态度下，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家商业伦理的标杆。虽然也有个别受贿案例出现，但万科创立34年以来，出现行贿和受贿案件的，加上最重大的1995年万科工程部集体受贿案的五个人，一共是十个人。
万科从1984年开始进口摄录像设备，经历过200%的暴利阶段，也看到过利润率下跌到20%以下后陷入的恶性循环。1993年万科结束这项业务时，王石请财务算过一笔账，发现暴利怎么来就会怎么去，总账竟然是亏损的。地产市场也同理，永远可以期待，也永远只能得到公平的回报，这就是他提出“超过25%利润不做”的前提。
“当时来说，万科的净利润回报不能低于10%，不然会失去上市公司的招股和扩股增资的资格，现在虽然没有了这个规定，但是10%是底线。现在的万科我不知道是否超过20%，我那时有18%、19%，就算是好年景了。这是一个企业正常的、有效率的运转方式，并不是我剑走偏锋、出奇制胜，或者说我高明。”
王石到深圳的时候，整个环境都有利于创业，举例来说，原本正常的调整外汇，因为政策的变化变成了“倒汇”，但政策尚不明确的时候，深圳还是“白区”。一切都在混沌中摸索，一切都没有铁板钉钉的模式，是浑水摸鱼，还是先于他人制订规则、划清界线？
1988年万科进行股票改造时，借鉴了香港新鸿基证券给他们的咨询策划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招股定价，并第一次在党报上公布招股。“我们基本按照香港上市公司的条例在要求自己，因为国内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你可以说在做一种创新和一点尝试，全国才五家上市公司，你无意中走在了前面，无意中在引领别人。”直到今天，王石也不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存在对立或矛盾，那些先于时代认知的举措，也不是前者从后者的时代里突围的结果，他只是对社会制度做了准确的判断，顺应了一种基本逻辑。
王石
“当时内部仍然在讨论，我们是否真的按照这个方向走？是否会捆住我们的手脚，我们怎么和别人进行竞争？我是创始人，我就说，我们对未来赌一下，我们未来是按照工业发达国家的方式，还是按照东南亚国家的方式？如果走工业发达国家的路，我们现在走出去，将来也走出去，现在活得好，将来会更好。”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就是一个选择。苹果在乔布斯后不减其影响力，曾经在同期辉煌一时的王安电脑却已经破产关门，“王安电脑的企业管理更多还是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制度，王安让并不合适的儿子接班掌门人，很快企业就垮了。”
他引此为戒。他目睹过好些相识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原因锒铛入狱，“有些真的是因为制度建设在渐进过程中切割的问题，原来合法的事情变成了不合法，比如‘倒汇’的时候，我们的法人代表逮捕证都发了，是深圳政府给顶了下来。”他曾去监狱里探望过那些企业家，“看他们就是看我。现在很多事情可能挨在他们头上，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这时候是最需要人关心的，万一我碰到什么事儿，他们也会来看我。”
但他依然想赌一个明天，一个讲法治、讲透明、讲健康的未来，一个真正有序、健全的市场。“现在很难，如果我们未来能活下来，我们会成为样板。”假如整体环境走向另一个方向，王石宁愿退出也不要迁就，在他眼中做企业不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百米赛跑，只代表和表现自己，现代企业的特征本身就是制度化、团队化、品牌化，其重要性都超过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做企业就要真正按照标准去做，你在的时候成功，不在的时候就差，那只能证明你强大的个人能力，而身为企业家，你有很大的局限性。” 王石说。
2004年春天，王石去希腊德尔斐神庙考察，神庙有三条箴言：认识你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过分；承诺带来痛苦。单单“认识你自己”这一句，或许就是芸芸众生一辈子需要不断思考的事，现在，他达到自我认知的期待值了吗？
“2008年之前，我以为我达到了，其实还远着呢。好在现在是长寿社会，你还可以不断去进修。”在哈佛的时候，他曾选择“江户时代日本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为课题，他在剑桥开始的课题“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则一直延续到了希伯来大学。都说学以致用，60岁开始深入研究这些课题，他不求任何立竿见影的成果，只想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个人修为。课题之前的语言关他过得很艰难，请家教加强练习，又借各种合适的场合壮着胆用英语演讲。
仍然是持续不断的较劲。他32岁到深圳，33岁创业成立万科，到2017年辞去万科董事长一职时，差不多66岁，好似每33年，他的人生就重启一次。但在王石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生选择。
“迎上去，解决它，压力反而会给你信心，会变成你生活的常态，没有压力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沮丧。”王石说，“人生就是这样，主动或被动都要面对新的压力、新的挑战，这些是生命中回避不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