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
出租车已经停在楼下，面对趴在拉杆箱上喊着“妈妈，你不要走”的儿子，正要动身出差的周轶君毫无招架之力。
记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要常出远门，每次离家前孩子都哭得撕心裂肺，临时替班的外婆哄娃的话术是：“ 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周轶君心里隐约觉得这是个糟糕的说法，“妈妈工作只是为了钱吗？这样你们就可以不断要玩具？”但一时也无法摆脱“上一代”的语言，找到新的说法去回应。
“如何在十秒之内有力地说明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那一刻，她与那个从国际局势到家长里短都能侃侃而谈的《圆桌派》常驻嘉宾，在战火纷飞的加沙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战地记者，遍访16个国家、探究全球民主浪潮这样复杂议题的自己距离很远。一个没怎么“怕”过的女人，在为人父母的这方小天地里，被难住了。身为国际新闻记者，周轶君的职业习惯是“去大世界里解困惑”，带着中国式成长下的童年回忆和典型中国家长的困惑，她走访了芬兰、日本、印度、英国、以色列及中国的30多间学校，拍摄了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她想在世界各地的教育智慧里寻找自己的度量和语言。
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旅途的第一站是芬兰—那个传说中没有考试、不提倡竞争且极其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度。当地的企业家告诉她，芬兰最好的学校就是离家最近的学校。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芬兰的森林课依旧活跃，孩子们要在森林里寻找美妙的气味，也要触碰“恶心”的东西，再发挥想象力为它们命名。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时间的概念，芬兰的小学老师拉妮带着孩子去康复服务中心与老人一起画画。周轶君一直认为自己不擅长画画，但一位老人告诉她，她同样没有学过，只是单纯喜欢而已。拉妮也告诉她，这些画是用来表达自我而非彼此竞争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画。
那一瞬间，周轶君在镜头前忍不住流泪。作为采访者，她太明白自己需要保持理性与冷静，但实在没控制住。“抱歉，我有点感动。”她对拉妮说，“我们总是被说，你这个不行那个做不好。”她想到小时候自己本喜欢唱歌，但家人却出于自认的善意告诉她“你唱歌像背书”，从此她再没敢在人前开口唱过。
以比较的名义、对与错的标准、竞争的形式抹杀孩子对一件事情的喜欢就是如此轻易，但那些大人忘了，输赢是一时的，而你的人生中有一项爱好才是美好的，“它让你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绝望”。起初她以为这个片子只与孩子的教育有关系，但芬兰之行让她觉察到自己似乎获得了一种更豁达、包容的力量，她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原点和有关成长的一切。
在以色列教育家德隆的家里，周轶君参与了他们的家庭游戏—在两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例如车钥匙和遥控器之间找到几十种联系。“他们觉得我给出的联想挺赞的，我也的确能感觉到大脑中有一个部分在运作，就像肌肉会变酸痛一样。”
这种肯定，她在学生时期不常获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中等的孩子，考试永远不是第1名，可能有时候是前10，有时候更差一点。但我发现当一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我可以做得挺好，甚至回想起过去的一些经历都是这样。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们的自我认知是被标准化的考试限定的。”
团队中，与周轶君一样被治愈的还有一位被临时拉入的95后女同事。她不打算结婚，也不想生育，对教育话题无感，在拍摄时看到满地乱爬的孩子常常一脸“这是什么鬼”的表情。直到看见当地的家长与老师面对孩子的平等态度和对每个人的空间和自由的尊重，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可是父母一句“你能看点有用的书吗”打消了她的阅读兴趣，她感到心中的伤痕在此刻愈合了。
“有人常说你看我们小时候的教育，虽然不算多完美，但我们不都长大了吗？实际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自己。”周轶君说，后来这个女孩告诉她，突然觉得有个孩子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在《他乡的童年》里，当看到一个九岁的芬兰男孩说“成功没有什么标准，如果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再有点钱，已经算成功了”，从小为了分数学习，长大为了绩效工作，人生的竞争没有尽头的人，多少会反思一下生活的意义；当看到以色列人说“英雄是那些失败了很多次，但依然敢于去尝试的人”，被输赢困扰的人多少能感到释怀；当看到印度的孩子哪怕没有想得很完美，也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总怕自己说得不够好而只能沉默的人多少能获得一些勇气；当看到日本幼儿园的园长说，有些累不叫累，叫作“完全燃烧”，要享受烧完后的喜悦，把“丧”挂在嘴边的人多少能有热血重燃的感觉……这些故事纾解了成人的焦虑，童年亦获得了喘息。
周轶君告诉团队，这个片子他们只完成了一半，而另一半是观众去完成的。她不认为自己为教育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想呈现的是一个为自己解惑的母亲在旅程中的所见所感，她不再那么焦虑，本意是为孩子寻找教育的智慧，却发现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最好的教育是大人也不要停止成长。当你有困惑，要自己去找答案。从你出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不一样了，人生会因此变得开阔。”
周轶君
在世界转了一圈， 面对的还是自己
在做导演之前，周轶君还有一个更酷的身份—战地记者。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是当时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
她的驻外申请曾经两次都被驳回，让一个26岁的女孩到当时全世界最敏感、随时会发生爆炸的地区，领导于心不忍。第三次，她用“男性的爆发力比女性强，女性的耐力也许更好，去加沙是两年，不是两个星期，耐力重于爆发力”的理由，终于说服了领导。这份执念的源头，是一名年轻的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也相信自己能有好运气。
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在她因为把不远处一家电厂机械事故的爆炸声误认作空袭而蜷缩在原地20多分钟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不知道下一声爆炸在哪儿的恐惧揪心裂肺。”
来加沙一个星期后，她看到了第一具尸体—5岁的小男孩阿曼·法利斯躺在比他大得多的冰棺里，他在自家门口中弹。这样的悲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尽地重复， 11岁的塔里克·苏西背着书包走在上学路上遇到了轰炸，那天他只是比平常早了半个小时从家里出发。前一天在遇袭现场，周轶君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第二天，换了双白鞋，又染上了同样的颜色……
“一个小男孩，那么可爱，长到11岁忽然就经历了这一切，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是注定要这样吗？这个算命运吗？我觉得这也太可笑了。”生死无常，生死如常，谈运气太轻巧，她不再相信运气，也很快丢了虚荣心。她熟练地武装自己，把自己塞进长袍和头巾，从联络采访、修理汽车、买菜做饭、与当地人打交道这些具体而细碎的日常里融入战地生活。
在频频发生导弹定点清除和不知何处就冒出一枚人体炸弹的隐患下，周轶君很少独自坐公交车，每次坐车都会紧张地给乘客逐一相面，排除对方是“炸弹”的嫌疑。若是跟以色列朋友同行，这个行为很容易遭到对方的嘲笑，甚至会反问她：“ 战争每天都在发生，难道因为这样就不活了？”他们的信条是不让外界因素打乱自己的生活，用如常抵御无常，这让她看到了人性的坚强和伟大。
在她的叙述里，国际局势不仅仅是政客冷冰冰的外交术语，战地记者的高光时刻也不是在炮火中冲锋在前，展露自己有多无畏，而是在枪林弹雨里，记录那些真正生活在此处的普通人的心跳。持久的冲突下，当地人生活在一种自己无法摆脱也无法解释的困境中，比炮火本身的杀伤力更强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麻木与绝望。她说在巴以地区没有见过纯粹的魔鬼或天使，“流泪的流血的都是人”，这让她沉下来，学着去理解每一种行为背后的原因。
一位与当时的她同龄的巴勒斯坦女孩哈娜迪，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总爱穿当季新款、辩论功底过硬的实习律师，但是她把自己变成了一枚人体炸弹，因为未婚夫与弟弟死在了以色列士兵枪下。哈娜迪在一家以色列餐厅引爆了自己，在场19人死亡。去她家采访时，周轶君看到了这个女孩曾用美术字体写下的诗句：“ 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为何我们还需护照—无名国家。”
只有两年任期的她知道自己注定是一个过客，“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她无意过分渲染自己最危险的一次经历，诸如爆炸点就在自己百米开外的惊险比比皆是，但如果最后被人记住的是经历的有多危险，那是一种失败。她希望大家只是经由她的眼睛看到一些故事，那是一种“大过自我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走走停停，一个问题涌入她的脑海，如果出生在别的国家，投身在另一种文化中，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无论是动荡的加沙，还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芬兰，越往更大的世界走，眼界越开阔。周轶君找到了那个答案：“我不觉得如果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会更好或更坏。你与生俱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财富，你要做的是怎么去看待它，怎么把它带着往前走一步，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种命运。”
周轶君
女性的圆桌
战地记者、时事评论员、作家、主持人，如今又多了一个导演的身份，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如果女性的生活是一张圆桌，周轶君的桌面一定挤得满满当当。
她在上海长大，北京求学，游历了很多个国家后定居香港。在她身上，我们预设了一个独立女性一次次勇敢地撕下标签、不断挑战自我的故事，但周轶君无意成全这样的误会。“我特别享受把一件事情给弄清楚的过程，最先想到的都是下面有什么好玩的事，然后再发现这可能跟我过去做的不太一样，身份转换都是后知后觉。”
她渴望的状态从来都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完全燃烧”，最好每一次都“烧成灰烬”。高中毕业时，对北方的文学与摇滚文化的向往让她在高考志愿里填满了北京的学校，成了全校唯一去外地的毕业生；大学选择念阿拉伯语，是因为在法语、日语等一众两个字组成的词语里，阿拉伯语这个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做会计的母亲期望她当一个每天能在屋子里吹空调的银行职员，她却成了在外跑的记者，还一门心思去条件艰苦的战地。
她身无负担、心无挂碍地满世界跑，坚信新闻现场的真实感无法被代替，一定要亲身以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空中飞人，连老公也是在飞机上偶遇的。有一次她从加沙离开却被无故扣留在以色列边境，第二天只能从特拉维夫先飞苏黎世再飞香港，她的邻座是个瑞士人，他们巧合地打开了同一部电影，后来周轶君先睡着了，醒来后询问邻座电影的结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由此开始。
她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女性要独立承担一切的人，接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帮她分担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轻松了。有一年，她为了专注于新书《走出中东》的写作辞职，丈夫说每个月给她发工资，“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我不好说你又忘记转钱给我了。”她决定重返职场，继续赚钱后感慨自己跟孩子说话都更有底气，“这些玩具都是妈妈给你买的，用自己的信用卡去刷，真的不同。”
然后她注定又要遭遇那个经典的、棘手的、女人总比男人回答得多的问题：工作和家庭如何找到平衡？2019年的夏天，在拍完这部纪录片回到家中，面对整个暑假没见的孩子，她意识到问题的答案其实在他们身上—就像她在纪录片的最后参加郝景芳的“童行学院”夏令营时看到的一样，让孩子自己回答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为什么不喜欢妈妈出差？因为妈妈不在身边。为什么喜欢妈妈出差？因为妈妈每次都能带回来新的东西与我们分享……孩子最后与她约定：每年她可以出差6次，每次不超过7天，总计42天，临时增加可以向他们申请—当她邀请孩子坐上她的圆桌平等对话，平衡的答案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