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
从“奶爸”到“硬汉”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酒店套房，迷人典雅的小客厅摆放着西式古典家具，墙上是几幅点到为止的抽象画，洁净的白纱把窗外浑浊城市街景恰到好处地虚化了，透进来的午后光线柔和分布在室内，让人几乎意识不到身处于冬日严寒的北京。
杜江正端坐在盥洗台前，任由化妆师在脸上涂抹。他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小麦色，显得硬朗，不再是几年前白净细嫩的模样。化妆之后连续有三个采访，他应对着大同小异的问题，巧妙地让每一次回答保持一致又各自有所变化。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一双硕大的眼睛在灯光照射下自带聚光效果。
媒体采访告一段落，杜江离开房间，当电梯门徐徐合上，他微微斜靠着电梯墙面，像一根紧绷的弦骤然松懈，身上的光采也瞬间变得黯淡下来，仿佛电量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但活动只完成了上半场。
2019年是杜江迄今最忙碌的一年。这一年他有五部电影上映，《地久天长》《追龙II》《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加上2018年底上映的《你好，之华》，他连续十二个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频率中。
“今年上半年是基本在拍戏，7月份开始就特别忙了。有时候一天有三四个工作，早上5点就起来去拍杂志，脸还都是肿的。”他无奈地低声笑。跑路演非常辛苦，他有时候一走就十几天，好几个城市，一般都忙碌到半夜，然后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到下一个城市。
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是从2018年的《红海行动》拉开序幕的。有趣的是，他表演事业的风生水起和中国主旋律电影大片崛起几乎是一条重合的线。此前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角色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童子鸡”，从死人堆里浴血爬出，带着一身伤逃到小妓女家中破了处。再前面是《高跟鞋先生》，一部他“演完了看回放都无比难堪”的反串喜剧，让他拿到了某个娱乐盛典的“最佳女演员奖”。
继续往前数，他似乎就只是“霍思燕的老公”和“嗯哼的爸爸”了，拿得出手的角色并不多。对于这两个标签，杜江虽然来自传统的山东，但并不觉得困扰，但确实给他的事业带来了一些难度，“毕竟没有人有义务了解全面的你”。但他还是尽力正面地看待，杜绝埋怨，努力展现自己。将公众认知从“奶爸”更新到“硬汉”，杜江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你不能因此责怪别人，而是要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争取《红海行动》的角色时，他铆足了劲去健身，塑形，晒黑，降体脂，打消了林超贤导演的最后一丝疑虑。在这部由无数军事化训练堆积起来的电影里，他黝黑精瘦，大眼睛终于不再满是童真呆萌，而是露出坚决的狠劲儿。但他对此不以为然。“我倒不觉得这些有多么值得拿来说起的，反而觉得是因为更早之前的懈怠，才有了后来这种需要为一件事情去做突击的结果。如果我在大学时就有这样的意识，会不会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他低头沉吟着。
杜江
把自己完全交给导演
杜江很早就开始意识到了“长相”对于自己的限制和束缚。他不讳言：“上学时老师就讲过，来学校挑选演员的副导演也都说过类似的话。”观众都是第一时间根据演员的外形来判断和角色的契合度，这很自然，杜江也没有为此难受过，觉得假如能把小生演得成功已经很了不起，就可以成为值得佩服的演员了。
比如汤姆˙克鲁斯就是杜江所佩服的，他的《碟中谍》系列演得非常好，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千面人”，但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许多人第一次发觉到杜江“有演技”，是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这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对于“电影应该怎么演”，此前他尚无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杜江当时非常信任程耳导演，看了他之前的作品之后，认可他对戏剧的审美，以及对宏观世界的感知。“在他的眼睛下我非常地踏实和放心，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了。”
“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这句话充满了献祭色彩，这是诸多演员寻寻觅觅而又几乎求之不得的状态，也是杜江在正式入行了八年之后，才真正找到的状态。
也是这部戏之后，他陆续接到了更多“好电影”的邀约，《红海行动》《地久天长》《你好，之华》，也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去选择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去为自己认定的好电影无私付出。
他对“好电影”的标准非常开放。“我并不认为所谓的文艺片就比商业片更高级，也不觉得商业片就不能有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我选择《地久天长》《你好，之华》不是因为觉得文艺片更高贵，而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位导演的作品。”
演过很多主旋律大片之后，杜江并没有担心“被框住”而不再碰这样的角色，他在主旋律的英雄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受益良多。
杜江
“主旋律大片”算是杜江的福地，“主旋律大片硬汉”也成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标签之一。他原本的性格中始终存在着“硬”的部分，但这此前都被他的娃娃脸和过于夺目的大眼睛掩盖掉了。“我其实很少向别人流露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基本不会表达出来，就是一个人消化掉。我觉得我有义务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受到我的负面影响。但我很愿意成为一个聆听者，为身边的人分担一些事情。”
在《烈火英雄》中，他们从夏天开始和消防员一起训练，体验消防员的生活。烈日之下，消防服下不消一时半刻就被汗水彻底打湿。“但我们真正拍摄是秋天到冬天，反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而是挺冷的，因为我们的衣服都会被水打湿，旁边有火反而会感觉挺暖和。不过真正和火近距离面对面，还是会本能地躲开，因为已经不是热了，而是真的会很疼。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地离火更近一些。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场景的真实。”
从《红海行动》开始，中国的主旋律大片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是以往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模样，变得更贴近年轻的观众，拥有更现代的价值观、更国际化的视觉，技术上也在向世界一流水平接近。“我觉得观众是爱看也需要这样的电影的。”杜江相信观众在走出电影院之后内心是激动澎湃的，这也就是这些电影的意义。
这些年杜江出演的多部主旋律大片，按照他的说法，承载了中国人民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就像美国电影常能看到星条旗和美式价值观一样，“以至于他们长期这样的文化输出，让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了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中国的电影，也可以向中国的观众，以后甚至可能向世界的观众，传递我们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杜江觉得，这是中国电影人应有的责任。
在年纪尚轻时，杜江便已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一直都明白，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够有一个个幸福的人。反而是拍了这几部电影之后，我意识到祖国是由无数个这样默默奉献的人成就的。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到底是从哪里来，就像一部电影一定是演员和背后无数的人共同完成的。这几部主旋律电影反而让我看到了‘人’的价值，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一个机会让你成为英雄，也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他从小生活在山东一个普通的传统家庭里，父母都是公务员，从小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可能就像《冒牌天神》里有一句台词，”上帝要赋予你勇气，是要把勇气这个东西直接塞到你的身体里，还是给你一个展现勇气的机会。“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参与了这些电影，才有了更多机会对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表达。”
采访到末尾，记者问了杜江一个问题：“很多人通过标签来认识你，而并不真正了解真正的你，那你会希望能更加袒露自己，让大家看到更全面真实的你吗？”
他当即否定道：“我不希望。”这一瞬间他稍微涨红了脸，似乎为自己过于直接的语气感到抱歉，语气也由此缓和下来，“我不太希望……其实我不想让别人太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更愿意和观众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们不用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反而更容易被我所塑造的角色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