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帆
至少拼过
郭帆坐在化妆间，化妆师正帮他遮黑眼圈。摄影棚的灯光已经亮起，机器架好，他打开手机里10月份的日程安排，翻翻翻，十几个行程，他刚从毛里求斯回来不久，拍摄结束后要赶去重庆，紧接着是东京，似乎有参加不完的论坛和电影节，俄罗斯的、非洲的、日本的……当天上午，他开了两个会，一个《流浪地球》第二部的剧本会，一个讨论商业合作。负责电影宣发的伙伴正赶过来，打算插空跟他再开个会。一个月里他只见了孩子三面。“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状态。这是工作的一部分。”郭帆说。
他淡淡说起对自己意志力的新发现，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用来生病，就真的能靠意志顶住，一次感冒都没得。做导演之前他每天睡十二三个小时，这四年来他硬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失眠也成了拍电影的后遗症，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修复机制还不错，他的副导演不久前还在梦里嗷嗷叫，梦见在《流浪地球》片场大喊“灯光怎么打的”，被惊醒的媳妇骂了一顿。
饰演李一一的演员张亦驰还记得第一次见郭帆，郭帆礼貌却没有寒暄，直入主题，滔滔不绝地对他讲故事的时间背景，彼时的科技发展，运载车多大，赤道发动机、转向发动机如何运作……张亦驰只是听着，没有交流的气口，郭帆像是讲给自己听。李光洁初见郭帆，就收到了电影的场景设计图、外骨骼机甲设计图和动态预演。
开机后，郭帆不停在各个部门出现，制片组、服装组、道具组、灯光组，以及仓库，像跳脱的微粒一样。红牛被他当水喝，每天至少五罐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助理完全管不住。拍摄间隙里，一刻不停地讲着物理常识、科技阴谋论，关于天体物理的各种猜想……
他给“程序员”李一一的人物关键词是“概率”，他告诉张亦驰，“宇宙的存在就是一个概率，是偶然事件。大家都像电子一样在做微粒跳动，所有这些形成你现在的样子，把眼镜儿推上去……”张亦驰想给角色一对20面骰子做把件，郭帆浑身的汗毛都张开了。那段时间，张亦驰在读《百年孤独》，“冰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他把这句念给郭帆，郭帆又立刻被击中，随即放进了电影里。
剧组所有的动荡，他和制片人龚格尔都默默地吞下来。直到庆功宴，大家才知道剧组曾两度烧光经费，才想起某一天剧组餐的牛肉变成了回锅肉，扮演黄明的张欢还不经意地打趣，“咋的？差事儿了？资方撤资了？
后来的每次聚会，郭帆都会喝到大舌头，喊每个人的名字，没人听得清他在说什么。几个助理劝着，“导演散吧”，“换果汁吧”……
从当初自掏腰包100万开始筹备《流浪地球》，到电影获得46.54亿票房，四年过去，如今郭帆不再有兴趣讲述拍这部电影一路的波折，经费烧光，制片人卖了自己的车，吴京被他“骗进”剧组……至于即将到来的与编剧团队的集体“闭关“，让郭帆隐隐觉得恐惧。“一旦闭关就是极其痛苦的过程，你会真的关在一个地儿，你每天吃同样的东西，见同样的人，你每次睁开眼睛又看到他们了，吵完架看他一眼，吵起来没啥意思，明天还得见。你也知道，当我们说，‘来，我们今天开始吧’这句话之后，这四年到五年又是一个轮回，你特别怕开始的那一下。”
郭帆，听上去像个载浮载沉、缺乏个性的家伙的名字。23年前在法学院念大一的郭帆，脑子里常常跳出一个画面，七老八十的郭帆躺在摇椅上，追忆这一生，有什么想做的事还没做，想起一件事的瞬间就后悔不已，那件事就是拍电影。于是，他扛起摄影机开始拍短片。那个画面如今仍会经常出现在他脑海，不过引起的恐惧变成了慰藉，老了的郭帆会说，至少当年拼过。
《流浪地球》上映期间，他见到了詹姆斯·卡梅隆，揣着一肚子的好奇，《阿凡达2》到底什么时候出呢？《阿凡达3》呢？……但见了卡梅隆，他却不知该说什么。几天前，他又见到了施瓦辛格。23年前让郭帆决定去做导演的，就是卡梅隆和施瓦辛格合作的《终结者2》。握住他们手的时刻，除了感到神奇，他觉得心酸。他内心只有一种情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郭帆
把《流浪地球》当靶子
今年夏末，《流浪地球》公映大半年后，郭帆和调研公司在一二三线众多城市启动了系统的观众调研，“重新放片，观众已经没有之前那种春节档的观影热情，热情褪去之后，大家看电影会变得更客观一些。”
他对调研问卷颇费心思，开了几轮讨论会，问题涵盖故事、角色、场景、美学等各个方面，机甲设计图等也直接放在问卷里，观众可以直接圈出视觉感受舒适或不舒适的局部。最终得到了一份六七十页的调研报告。70%的观众觉得头盔大，他打算在《流浪地球》第二部里适当地缩小头盔的比例。发现观众对一句不经意的台词设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兴致盎然，他颇为意外，那是他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时无意中看到的街边条幅上的一句话，他打算在第二部里延续这种“日常的共情”。
“科幻片，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之前我们国内没有太多做科幻的经验，特别是在美学上，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具像化的美学是符合中国观众的。
“你会发现在好莱坞科幻片大量地都是蓝、绿这种色调，我们已经刻意在避开这个色调，因为那跟他们的美学发展历程有关，我们其实在美学发展历程中是断层的。断在哪儿了呢？断在了工业革命那个时期，我们对工业革命那段的美学没有感知，比如机械感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有情感的。而且，你听到‘科技’两个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好像是‘蓝蓝的’，所有科技企业几乎都是蓝色，蓝色有一种推理感、陌生感、科技感，有一种冰冷感和把你推开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色彩，因为色彩搭配有一些心理学机制的暗示作用，有一些色彩搭配是可以把你拉近的，比如我们影片中使用的红色、黄色、青色。为什么谈恋爱都会送红色的花呢？红色本身也代表爱情。
“另外就是形状。什么样的形状是我们熟悉和接受的？每个国家或者文化背景之后的形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式的和日本的，就有典型的、巨大的区别。你看日漫，都是那种酷炫的尖锐的，美漫就是那种粗壮的，它背后有一个美学文化在。”
“我们之前没有这个类型的片子，所以我们不太有参照，比如说中国人，我们做一个宇宙飞船到底应该是啥样的、发动机应该是啥样的？硬拿来好莱坞式的那种机械结构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审美。”
“第一部完全是摸着来的，但好在它让我们有一个靶子了，大家可以去评判这个东西。所以我尝试去调研美学，”他随手指指桌上的水瓶，“就像这瓶水，它是竖着好看，还是有点儿弧度好看。”
随后，他话锋一转，“调研的参考值在30%左右，也不用精确到99.99%，我们又不是黄金。另外70%依靠创作规律。”
郭帆
门外汉
“他还是那个‘理工男’”，赶到影棚和郭帆开会的李海鹏望着正被摄影师怼脸拍的郭帆，“他像是你的同学，每个寝室都有一个郭帆。认识他七年了，他成熟了，不过他的寡淡没变过。”
“下巴抬一点，酷一点。”摄影师说。
“我酷不起来，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这种人……”郭帆对着镜头比了个游客标准照里的V字手势，又做了个鬼脸。
他坦承倒也不是没“飘”过，“《同桌的你》之后，有一小段时间有点儿‘飘’，其实是不自觉的流露，就是你内心在说不能飘、得沉下来，但有几次，我看到媒体上发我的照片，坐在那儿动作都不一样了，”他把二郎腿翘起来，左胳膊搭在椅子靠背上，“为什么会那样坐呢？你嘴上说没什么，但是内心觉得我好牛逼，所以你才会有那种行为动作。”
“我这次做得比上次好。真没飘。”因为《流浪地球》所经历的一切让他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儿，但做事的时候，每件小事，都要把它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原来没有什么敬畏感，现在有了。
“敬畏什么？”
“所有的东西。”
《流浪地球》定剪的时候，他一瞬间成了自己的旁观者，“一看就是年轻导演拍的！因为贪心，什么都想要，想给大家证明，你看我又能拍动作戏，我又能拍车戏，又能拍爆炸什么的。”他写了七万字的剧本——其实写一万五就够拍，初剪的版本被剪掉一个多小时，精剪又剪掉十分之一。
如今他说：“因为没有信心，才会贪心。李安拍的话，永远不会是这个拍法。《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小男孩讲第二个故事，面前两个日本调查员，画面里就是一面灰墙、一个病床，镜头只是缓缓移动，只有这种形式才能让观众全身心地进入这个角色，听他的故事。你想象一下，如果画面里的背景墙非常富丽堂皇，镜头各种酷炫，就会消减你对这个故事的关注度。这就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你的取舍问题，你留白的问题。我之前是不懂的，那场戏如果让我拍，我得设八个机位，拍得极尽花哨。”
《流浪地球》第二部已开始创作，他说他会更专注，更关注人物和情感，“不是说大场面不重要，只是它不是核心，真正会让你动容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情感，有可能很细腻的一个小点就会让你动容。“
他搓着胡茬，“导演如果有个门的话，我就是在门缝往里面瞧了瞧，就看到这点东西。之前拍的片子，连那个门都没有摸到在哪儿。”
郭帆
把坑填一填
未来的两年半到三年，郭帆还计划参与把整个电影工业化的流程整理出来，制作成可操作性的软件，以及可教授的课程。
原因很简单，拍《流浪地球》的经验几乎全是教训。比如电影里的机甲，六七十斤，八个人要花整整两个小时才能为演员穿好一套机甲，郭帆一狠心让演员穿尿不湿，为了帮演员减轻承重，拍摄间隙就给每个机甲挂上吊钩，把演员吊起来。后来看到《异形》的拍摄特辑，郭帆发现雷德利·斯科特也用挂钩把穿着宇航服的演员挂起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没辙的时候，逼出来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感慨，三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干这个事情。”
这条路走过来，回头一看都是坑，郭帆想把坑填一填，“就是我们的工业化流程。如果我们从工业化和制作水准上来看漫威，《复联》三、四我们是无法企及的，你甚至无法想象怎么同时让二十几个一线的明星聚在一起，怎么安排时间，怎么化妆……好多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的制作能力比好莱坞差了二十五到三十年，特效稍微好一点，差十到十五年。我们拼尽全力就是如此。我们连工业化最基础的剧本，格式、字体、一页可以拍几分钟、为一分钟的镜头该写多少字等等，都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剧本的概念从纸上的文字变成工业化的砖石，变成一个数据库，可以去对接导演流程、制片流程、现场流程……”
为此，他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针对全行业的采编团队，比如采访乌尔善拍《封神》的经验，采访宁浩、徐峥、文牧野等一系列导演，汇编整理出一套导演系统，再去采访制片人、摄影师、美术、特效……在各个技术门类间形成链条，进而设计出一个可操作性的流程管理软件，在电影的实际拍摄中被使用，并不断迭代完善。
这个系统也将进入教学，“作为导演，你可以选你去做文艺片还是商业片，如果有一部分孩子说我要去做商业片的时候，他至少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先知道原来我们做商业片有这样的工具，能摸到一些门道，知道这些大的概念，以及培养工业化的思维观念。”
郭帆坚持要免费共享这一切，“我觉得这是工业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在铺路，路就不要再收费了。”他也试图向投资人解释，这个投资不会有任何回报。
拍出国内票房榜第三名的电影后，郭帆发现电影这个行业的目的和初衷，不是赚钱。“如果你要想赚钱的话就不建议你们去搞电影。拿去年来说，立项电影两千部，能够开机的有七百来部，能够关机的三百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很多电影‘一日就下线了。真正可以保本并挣钱的电影大概有三十多部。什么概念呢？就是2000比30，如果是这个概率的话，那跟我玩游戏机差不多。如果把一个玩游戏机的中奖概率放在商业逻辑之下，那你就是在赌博。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在门口摆个煎饼摊卖煎饼呢，更保险。”
“所以电影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运作的，它要我们拼尽全力，让我们所拍的真正地成为一部电影。至于钱和名，是副产品。做《流浪地球》也是，比如吴京，现在你可以说他当年投了钱，他赚了钱。但是当年他投这个钱的时候，冒的风险也是他去承担的。他后来也跟我讲，他其实不是投的这个项目，是投我们这批人，他觉得这批人的状态、用心的程度是值得去投资的，哪怕当炮灰也值得。所以他当时一分钱片酬也没收，而且投了几千万进去。在这件事儿上，商业逻辑是不成立的。你没法算，你怎么算呢？”
想做的事太多，郭帆最强烈的感受是时间不够用，抱怨着洗脸和剃胡子浪费时间，“我剃一次胡子大概要15分钟”，念叨着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发明一下子完成这件事。转头又说，“也是还不够老，这种想法还是贪心，因为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你的欲望太大。什么时候欲望小了，贪心没有了，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成熟。就像做片子一样，留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