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艾默里奇
20年前我看到一部纪录片，借此知道了中途岛战役，而它立刻就打动了我。那是“二战”时期最大的战役之一，珍珠港受袭后美国人受到重创，处处受制，他们却以绝对的弱势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那场战役也成了“二战”的关键转折点。它常常被称为“中途岛奇迹”，因为美军最后的胜利简直不可思议。
电影《决战中途岛》里的人物多半都有原型，我需要把各种史实和线索梳理成故事的逻辑。我和编剧一起整理出三条不同的主线：尼米兹上将和解密部门负责人埃德温·莱顿，飞行战队的英勇战斗，第三条线则是日本人。故事通过几条线并行推进，可以让我们全面地一览珍珠港事件到中途岛战役六个月间发生的事。
战役中有许多精密部署的计划，也有许多推测和孤注一掷的部分，而往往是一些个人的决定和举动，让事情有了不同的走向。比如莱顿坚持认为日本人要攻击的是中途岛，而不是华盛顿认为的南太平洋。日本方面甚至故意传出假情报，试图骗过所有人，用各种方法诱导对方把重点混淆，但美国还是依据各种明里暗里的线索推断出中途岛才是真正的目标。空军主要指挥官之一麦克拉斯基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即使当时美方已经陷入迷惘，甚至有些绝望，他也找到关键线索，发现日本人的战舰以全速前往中途岛。他是正确的。
拍电影时，你始终要集中在一件事上：如何让这部电影变得特别。《决战中途岛》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表现了俯冲轰炸和所有随之而来的荣耀感和危险性，那也是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的重点。当我拍完第一版镜头然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喜欢，那不符合我的设想，它理应比现在的结果震撼得多。
往往在实拍前，电影的种种场景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而那一版效果基本都会比实际拍出来的要理想……对电影创作者来说，这真是一种悲剧。但你要接受这种差异，坚持把电影拍出来，展示给全世界看。
所以我和所有人说，我们要从头来过。大家自然都有点儿不知所措，觉得，天哪，已经拍了那么多镜头……但我们还是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一起做出了现在的效果。人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方式的镜头都觉得很震撼，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我一直对技术上的新挑战很感兴趣，这些挑战都能让我的工作变得更有趣。
许多镜头都是棚拍和后期的结合。我拍了许多实景，但只是作为背景，所有的空中镜头都是特效。拍摄最大的难点在于我们要打造出一片航母上供飞机起降的甲板区域，为此我在太平洋拍了所有的背景，然后在蒙特利尔搭建起了超大的模型，作为飞行起降甲板，它差不多是真实甲板的三倍大，上面停满了我们制作的飞机。我也一直给摄影师看我拍摄的那些空景镜头，以便于他把所有元素一一置入。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艰难，但我很高兴我们完成了它。
我试图让镜头变得非常主观，可以让观众代入飞行员的视角。特别是追逐战机的时候，子弹飞过后会带出起火的轨道，好像会烧到你身上，加上音效，就好像真的有险些被击中的刺激感。但每一部电影我都会实施一个我想实验的概念，比如这次我们用了一种新的设备，类似于防抖摄影机，但更灵动，镜头能营造平静的感觉，但又带有一种手持摄影机的味道，我在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它。
我会闭上眼睛，听十种音响效果，然后从中挑出最合适的，我一直这么干。每个好导演都需要在声效上下功夫。开拍前我们改了三四十稿剧本，实际开拍后又做了许多调整，因为新的问题随时在冒出来，一个修改会带来更多的挑战，有时要重拍，有时是补拍，简直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但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这意味着它永远没有板上钉钉的那一刻。
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不能怀疑自己，也不能被质疑。你要非常明确拍摄的内容和方向，和团队之间有充分的信任感，毕竟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所以一定要准备到足够充分，而且你一定要动作快。这部电影我只有65天的拍摄时间，但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种速度，我觉得电影应该拍得快一点，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是一种折磨。不过为了让观众有更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延长了后期的制作时间，它本应该早两个多月就完成的。
罗兰·艾默里奇
我有时会翻看自己的旧作。要知道，其实你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它们，只是“搁置”了它们。的确会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没法再改进那些部分会让我难过，但可能只有我才能看到这些他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而且一清二楚。
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拍一部电影，你只想讲述一个故事。和刚入行时相比，我讲述故事的方法并没有特别的改变。我有一种感觉，所有的导演也好，作家也好，其实总是在不停诉说同一个故事。你看我所有的电影，不管是一部历史片，还是别的题材，其实本质上还是同一个故事。的确，世界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观众也在变化，但故事是不会变的，只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讲述。
所以要找到一个新的故事，很难。各种叙述方式都被用过了，观众的兴奋点在不断被提高，他们见多识广。《2012》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我想那时大家还没想过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下一个故事也很特别，叫《月亮坠落》。那是个很疯狂的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我拍摄的最疯狂的故事：月亮即将坠落到地球上，我们不得不找到一个应对的方法。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两三件事同时会在地球上上演，你可以想象。
我收集了一些有关月亮的资料，还找到了一本《谁建造了月球（Who Built the Moon）》，也可以说它是我的灵感来源之一，但电影不是根据那本书改编的。我想，如果月亮是人造的话会是怎样的状况？一旦自问可能的结果，就会情不自禁从这个想法扩展出去，去想可能的解决方案，有趣到停不下来，故事就渐渐有了轮廓。
除了科幻片之外，我也拍过一些小成本的电影。比如《石墙（Stonewall）》，“石墙”是触发同性恋革命最重要的活动，那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题材，我还拍过一部名为《无名（Anonymous）》的故事，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疑问。身为一个导演，你会被不同有趣的题材和故事所吸引，但你总会因为一些标签而为人所知，又总想反其道而行，希望重新定义别人对你的看法。观众总希望从你这里看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但其实我不怎么在意，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会刻意去考虑电影的商业性或是艺术倾向，对我来说，起点永远是故事本身。我对故事本身的兴趣就是表述故事最好的方式，我会问自己，如果把它变成电影，别人也想看吗？我有一条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我想拍的东西、想说的故事永远是自己想看的，是忠于自己的。如果你做的东西不是发自心底喜欢的，就会遇到麻烦，因为你会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
虽然“政治正确”是个敏感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决战中途岛》这个故事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与此同时，它也是非常个人化、充满情感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述不同的版本。从日本请到这些优秀的演员也不容易，毕竟这是一部美国电影，带着对战争的批判性，何况日本当时战败了。所以我和他们做了很多交流，也努力地去说服他们。即使我们语言不通，立场不同，但是对电影的好坏认知是一致的。
我不会对于自己过于挑剔，一个导演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高兴，这也是一条原则。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拍电影的时候，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再完成一部作品。但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所以我总是同时在准备、计划几部新的电影，因为你总是无法保证是否能按时找到合适的演员，及时获得投资……总是会有各种意外和限制，要有几手方案的准备。
在好莱坞你需要赢得自己的位置。我很幸运，第三部电影就被评为当年最热门的电影，那对我很有帮助。自那之后，好像突然之间找到了捷径，拍电影就简单了很多。但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导演，预算永远会是一个难题，任何人都逃不过。即使你有二三亿美金的预算，你还是会碰到捉襟见肘的时候。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决定担任自己的制片，而且控制总制作费用比别人的电影低上10%~20%，因为这会给我一种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我有时会觉得许多电影都有点儿浪费，它们只是拍了奇怪而愚蠢的东西，或是有些人把电影拍得太长了，我希望自己能避免这些情况。虽然我的电影总是大制作，但并不是别人所想的那种花销无度的方式，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我只会在两个时刻焦虑：一是为新电影选演员的时候。你没法预料别人的想法，不知道你去找一个演员的时候他是否会答应或者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总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步骤。那个阶段我往往睡很少，因为会生出各种担心焦虑。
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会非常忐忑。首映的时候我会有点儿紧张，但我不看评论。我从生活中得到一个经验，不管评论是好是坏，都别去看。现在人们好像喜欢用某种数据比例来制订标准，这其实有点儿怪怪的，有时候我对某部电影情有独钟，可是在那些评论网站上可能“喜爱率”只有20%，因为它是一部非常艺术的电影，很多人没耐心看进去。毕竟，评论就是什么声音都有。
如果不能面对挫折，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导演。这是我们工作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所以每个导演都是个战士，不停与现实作战。并不是所有的时候一切都能顺利进行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模式。我试着不要被问题过于困扰或影响，那只是一部电影，不是命悬一线的事情，不是世界末日。
的确，现在流量是个现象，但对我来说，耀眼的应该是电影本身，而不是演员。我的很多电影都很成功，许多新人也因此崭露头角，威尔·史密斯（WillSmith）（《独立日》主演）就是个中代表，还有杰克·吉伦哈尔（Jack Gyllenhaal），我还是发掘了挺多人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电影比演员更重要，我坚持这一点。
罗兰·艾默里奇
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和我合作了许多次，这次他又出现在《决战中途岛》里。我不需要给他特别的指导，毕竟他是一个如此优秀且成熟的演员。他去了角色原型尼米兹上将在得克萨斯的故居参观了一下，有趣的是，他还去一艘真正的航母上待了一天。此外，伍迪和尼米兹都是得州人，所以他能感觉到彼此身上的一些共性。想起他在《2012》里演的疯疯癫癫但预知灾难来临的人我就觉得有意思，他可以胜任一切角色。
只有两个演员算得上是我很亲近的朋友：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杰夫· 高布伦（JeffGoldblum）。其他的演员我其实会保持一点距离。当然，在电影拍摄期间会约着一起出去吃个饭。也有些年轻的演员会把你视为导师，会打电话来求助一些意见，问比如“我该拍这个电影吗”之类的问题。但我想就和大多数人一样吧，有四五个真的算得上是好朋友的人。
我看过许多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的纪录片。他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但他在一次访问里说，哪里有那么多，真正的好朋友不过三四个而已。我很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也很认同，我爱周围的人，但朋友不是个那么随便的身份。
我很尊敬拉格菲尔德，因为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这样的一生，才能被称为“伟大”吧。而且他对所有事情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为几家公司担任设计总监，Chanel、Fendi，还有他自己的品牌，真是不可思议。德国人！虽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30年，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每个认识我的人都会说，你是个德国人。
我不会不吃不喝不睡待在拍摄现场，对此我也有几条原则：我总是戴着同样一顶帽子，它就像我的幸运符一样。我也会反复穿同样几件衣服，也不想换，因为觉得很自在，所有我大概有一打一模一样的衣服，还有大概五条一样的裤子。很多事情能成，其实都需要一点运气，带一点小迷信也没什么。
我一直对极端环境里普通人的反应很有兴趣，他们如何和身边的人互动，如何克服困难，又如何应战。
我的电影里似乎总是有一个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战争也好，自然变化也好，人们并不想卷入其中，但他们身不由己。我并不是那种一定要欢乐大结局的乐观者，但偶尔也会想，我是否有那个勇气去创造一个纯然圆满的结局？其实《后天》的结局就不圆满，因为我们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冰川时代。
我的好几部电影都说到环境变迁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的所作所为对这个星球而言很恶劣，我们在变本加厉破坏它的环境，而事实上，我们没有方法离开地球，不管我们在电影中描绘过多少次星际穿越，现实中暂时都还不能实现。到环境恶化到一定地步的那一天，我们会遭遇各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是挺悲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