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
“一个普通的胡歌”
胡歌吃饭特别快，而且不能分心。午饭间隙开始采访，他专心说话，饭一口没动。工作人员看不下去，“吃完再聊！”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好好好。”一碗米饭，他夹点菜、浇点汤，稀里哗啦地往嘴里扒，特别糙，狼吞虎咽应该已经是他的进餐习惯了。
从酒店出发去拍外景，他拿着一瓶黑乎乎的液体上了车。“这是你喝的茶吗？”我问。胡歌摆摆手：“不不不，这是我的咖啡。胶囊咖啡直接放进去凉水冲的。”他发现自己咖啡越喝越多，想戒，但以前老是拍夜戏，得提神。带出来的这一瓶咖啡，他喝得非常节俭。
这是胡歌来云南沧源的第八天，有公益活动和杂志拍摄。风景很美，他却不是度假的心情，只能在转场路上隔着车窗看看山和云。
“我对云南印象一直很好。”2010年他从香格里拉到巴格拉宗、丽江、大理，三个多月，一路自己开车，像个真正远行的康巴汉子。“这边的云要比别的地方多，也更低，经常一到了半山腰就会置身云海。从视觉效果来说，若隐若现才更美。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阳光明媚，但太直白了。有一些留白，给人一些想象空间，这也是我对艺术和创作的理解。”
拍完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和《李娜》之后，他东奔西跑去了许多地方。7月去了长江源捡垃圾，“但捡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扔的速度”，他作为志愿者，还跟大家一起扫地扫厕所，为其他人做饭洗碗。
有点儿不可思议。我忍不住像那个著名访谈节目女主持人一样瞪大眼睛问他：“真的吗？！”
“真的。”胡歌点头，“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琐碎的事情。”其他志愿者观测水源冰川，监测长江源的生物多样性，专业、艰苦。胡歌感到，自己贵在坚持，不是做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它是一场马拉松。
最危险的一次，胡歌背着几十斤重的太阳能板随志愿者上山，将野生动物摄影设备架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峭壁。最开始胡歌背电箱，几十公斤，实在背不动了改背光伏板，没那么重，但很宽，山上风大，一不小心就被刮跑，简直是个人形船帆。不过，机器架好不到十天，就拍到了野生雪豹。胡歌语气欣喜又欣慰，到自然中去是他逃离网络的最好方式，在这里，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胡歌。
“做这些会耽误你演员的工作吗？”我问。
胡歌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他想在演员职业以外，多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胡歌
“安然地接受这种不自信”
这些年，胡歌一直在尝试用各种办法“逃”，逃离浮华的生活，突破表演的瓶颈，逃离被过度地关注和“被要求成为某一类人”，就像一个溺水之人竭尽全力要把双手和脑袋举出水面的本能。
2017年刁亦男导演来找到胡歌时，胡歌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又一次瓶颈期——这样的瓶颈他经历过不止一次了。
2005年演完《仙剑奇侠传》的“李逍遥”之后，他成为国内最火的新人演员，接了一系列古装片，大同小异的角色类型，风靡一时。这是他二十来岁最浮躁也最茫然的一个时期，也是他的第一次瓶颈，“就像一颗炮弹直接被打上了半空”，置身于云端，身下缺乏扎实的托举。其实他心里有些发虚。
2007年复出，他继续接演了《射雕英雄传》《仙剑奇侠传三》《神话》等古装剧和一系列都市剧，重回了收视高峰。那是他作品最密集的几年，但他觉得似乎“自己的表演退步了，只是在使用经验和技巧，但丢失了最初那种稚拙真诚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二次瓶颈。“上天让我活下来，一定不仅仅是想让我做这些事而已。”他如此想。但他应该做什么？
2012年冬天他进入了《如梦之梦》和《永远的尹雪艳》，一部长达八小时的史诗级舞台剧，一部白先勇原著的纯沪语舞台剧，让他最终冲破困扰了自己几年的结界，将他带向了《伪装者》《琅琊榜》《猎场》这一系列现象级热播大剧巅峰。他借由《琅琊榜》中的“梅长苏”之口说出了那句属于“胡歌”的台词：“既然你活了下来，就不能白白地活着。”作品赢得繁花和欢呼之后，他的世界归于平静。此时他知道，自己又碰到房间的天花板，不知道出口在哪儿，而脚下的水正在慢慢淹上来——那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自我怀疑和不安。
这时，正筹备《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导演刁亦男看到了胡歌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杂志的黑白照片，完全颠覆了胡歌以往的形象。原本他已经在我们选择的范围里，但还是有一些疑虑。以前可能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偶像，很青春。看了那张照片之后，我觉得就是他了。团队看完后也都很信服。”人的心事和经历会挂相。刁亦男也是由那张照片的“相”，看到了胡歌的“心”。这是一个失败过的成功者，而且他正在焦灼和挣扎。
胡歌当时刚好处于瓶颈期，《猎场》之后快两年没接戏。2017年秋天，在上海见过刁亦男，胡歌很忐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我怕拖后腿。”刁亦男推荐了几本书，《罪与罚》《局外人》，以及一些法国老电影，比如布列松。他希望胡歌找到他电影需要的调性。
电影中，胡歌的逃犯角色始终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里，“以前的经验是要快速建立自信，而这次是要把不自信从头贯彻到尾，”胡歌说，他没演过这类角色，没有和这样的团队合作过，刚进组时，真实地处在不安的状态里。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需要这样的状态，因为角色如此。“如果他是一颗种子的话，我就让他在我体内肆意地生根发芽。”胡歌释怀了。他接受了自己的不自信，并允许了它继续存在。
这是一个“不自信的演员”去成为一个“不自信的亡命徒”的故事。
刁亦男让胡歌到武汉体验生活，把身上的“城市之气”洗一洗。胡歌作为上海人，学武汉话不太容易。“他开始不知道，觉得自己好笨。后来发现武汉人学上海话一样特别难，就不纠结了，心态好了很多。我也觉得哪怕武汉话说得跟本地人有些不一样，也是可以的。”刁亦男笑着说。
胡歌乔装打扮一番，去了武汉的汉正街，那是武汉历史悠久的货物集运中心。他在街上看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状态和眼神——某种被生活大力捶打后的暗哑无光。
“我看到很多坐在街边的人眼神特别空洞。跟我这个角色很接近的一点是他们对‘明天’是没什么希望的，过一天是一天，今天能吃饱有地儿睡就行，只是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才能激发出能量。”看完这些人的模样，他感觉自己变厚重了，仿佛从云端慢慢落入了泥地里。
胡歌
“离开角色是一种失恋的感觉”
《南方车站的聚会》用了大量非职业演员，刁亦男记得开始时胡歌非常担心自己会被他们“出卖”：他们本色出演，而他会显得格格不入。“这确实会存在，职业演员只能通过表演跟非职业演员达成一种平衡感，还要保留自己的特点。”刁亦男让胡歌跟当地小伙子多交朋友。他们什么职业都有，送外卖送快递，小摊小贩，三教九流。胡歌竟也真跟他们形成了非常好的关系。
刁亦男认为胡歌的身体条件非常突出。“运动天赋非常好。很多动作戏都是一个长镜头下来，根本骗不了人，他是真的练成这样。”他以前认为，有名气的年轻演员在片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保留，在做一些动作时打一些折扣”，但胡歌让他感觉像一个表演的机器，在不停地运转。“他的形体、造型本身也特别好，给我感觉就像是一个武士。”
有一场戏，胡歌在废弃的房间里包扎伤口，“一个年轻的、有生命力的身体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在那个瞬间刁亦男导演突然发现，镜头前的这个人“和‘周泽农’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胡歌的表演让他看见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即将被消灭”的感觉。
而在胡歌眼里，导演刁亦男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会在很细节的地方点拨演员，比如走路的姿态、节奏，他希望把所有的情绪化在行动里，而不是通过表情台词去“演”，如此一来，他们的表演状态始终是克制的。对胡歌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挑战，“以前演连续剧，更多是通过台词来表现情绪，但这部电影台词很少，主要是通过动作，体态，细微的表情，甚至是呼吸。”
身体上的苦和累反而显得不值一提。“其实大家看了电影就知道了，靠我在这里说说说有多辛苦，其实没啥用。”他拒绝了对此做出过多的渲染，仿佛是厌倦了媒体这种千篇一律的煽情方式。
纪录片里有个片段，胡歌从岸上滚入浑浊的江水里，导演喊“咔”之后，让旁边的人上来“保护演员”，胡歌躺在原地喘息，下意识用手舀了一把江水盖到脸上，让自己再多停留在角色里一会儿。
每一次真正进入角色，他的日常行为习惯也随之改变。“我可能意识不到，但身边的人会意识到。很久以前就有人说，我演不同角色的时候，生活中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最好相处的时候是演郭靖那段时间，有点儿傻，我演李逍遥的时候就有点儿贱不拉叽的，比较毒舌。演周泽农的时候情绪就会比较低。我中途请假出来参加了一次活动，那一次大家看到我就觉得挺不一样的，也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反正现场和照片看起来都有点儿奇怪。”胡歌说。
同在《如梦之梦》剧组的谭卓回忆起2017年冬天的胡歌：“我不确定当时他是不是在拍《南方车站的聚会》，那个时候我们在演《如梦之梦》，他都是一个人，坐在楼道里面，蓄着胡子，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你能感觉到他在酝酿某种情绪，跟以前不一样。”
电影拍完，胡歌形容自己“像是失恋了”。“因为每天共用一个身体，一起呼吸，相处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突然有一天他要离开你了，你肯定会失落。有的人走不出来，不是他走不出来，而是不愿意。”对胡歌来说，表演最让人享受的地方就是“完全是那个人”的时刻。胡歌想让这种时刻延续得更久一些。但他最终会彻底离开，仿佛世界上某一个和自己最亲密的人永远消失了，留下一些梦的碎片。
刁亦男导演也发现，拍完戏后，胡歌似乎真的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好像有了一个目标的感觉，他好像找到了某一个方向。他的想法更宽了，不像原来只接受自己认为可以的东西。”
胡歌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只露出一只手，握着一把伞，捅进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刁亦男印象最深的一场戏，“一般的明星演员不会拍这个镜头，现场找个差不多的手就拍了。”本来现场也是这么计划的，那时已经凌晨4点了，而胡歌第二天还要赶一早的飞机。刁亦男说“你先走吧。结果他老人家又回来了，说必须把这个镜头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特别看重一部戏最后一个镜头的意义，这叫不破不立。”刁亦男仔细回想，如果胡歌不是以这个镜头结束，而是上一个镜头——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跑向门口，就像一个逃跑者一样。“他不愿自己像一个逃跑者，他要迎着一个东西。这一场戏真的就让我记住了，这样的一个演员。他好像通过完成这个角色，也完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
胡歌
“何处不是牢笼？”
正如周泽农最终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他逃不了。”胡歌也明白了，自己同样无法真正逃离，这个行业、社会、现实生活、名利场，以及“明星”的身份。他可以短暂地离开，但最终仍要回来。
既然如此，那就不纠结了。
合作《如梦之梦》已经七个年头，谭卓和胡歌彼此多了一些了解，她觉得他们有相似之处：看起来容易接近，但其实还是内向的性格，内心要慢慢打开。在七年的时间里，谭卓说才看到了胡歌很多不同的样子。“当他很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很放松，会变成一个傻小孩。”
胡歌刚出生时家里来了一只流浪猫，赖在门口不走，母亲犹豫了几天，最终把它留了下来，小猫由此成了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伙伴。后来他追溯自己性格的成因，只能归结为“跟猫相处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敏感、不安全感，像猫，他和整个行业一直以来的若即若离，也像猫。
他从来不是一个在闪光灯下如鱼得水的人。出现在台前，面对欢呼和注目，他只是借助自小的从艺经验，表演一个得体、自信、阳光的胡歌。成名比他想象的来得更早更汹涌，他的内心也并没有充满狂喜，而是滋生出更多的惶惑不安。“大家眼中的成功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反而是每一次到达这个高度之后让我有更多的烦思。”他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像是在炫耀。
“这么说很气人啊，很多人无论怎么打拼都得不到的，你却说它让你烦恼。”我笑着说。
胡歌低头一会儿，说：“我觉得是这样，也许他们太着眼于那个最终的目标了，而忽略了他们向上攀登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收获。我一直都承认我确实运气很好。之前我也说过，我刚出道就像一颗被打出的炮弹，很快就到达了一个山顶。但我其实是最看重过程的。这个过程我没有。而且我到达山顶后，我看到的是更高的山，永远没有一个止尽。我只能让自己快点走下来，才能往那个更高的山走去。”
汽车在山间的公路上起起伏伏地开着。有时在几个连续的弯道之后，会豁然出现一片开阔的视野，蓝天下层层叠叠金色的梯田在不远处错落有致地铺陈开来，带着流动的韵律感延续到远处的山峦白云下。有那么短暂的片刻之间，胡歌看着窗外，似乎在想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胡歌
胡歌知道自己身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 我觉得我表演的时候还是太理性了，不像很多演员一样能够很感性地融入角色流。这个还真的是天赋，不是通过训练就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我试探地问胡歌：“还是说，你的理性，是因为不那么愿意暴露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我已经挺敞开了啊……我没有什么掩饰吧？”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迷惑和委屈，有点儿像个被误解的小男孩儿。“其实相对于生活中，我更希望自己在表演的时候能够情绪失控一些。但我好像是旁观型人格，就是拍戏的时候，经常拍着拍着自己就跳出来了，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着自己，哎这条应该是这么演吗？这个台词应该这么说吗？像老师一样批改作业，这句话说得对，这句话好像说得不太对。”
我宽慰他：“也许是你对自己太苛刻了。”
“也不能叫苛刻……我不想这样呢，但控制不了。”他表示自己也很苦恼。
“你在不断尝试新的方向时，有过挫败感吗？”
“有过，”他回答得毋庸置疑，“像我这种经常挑战自己的人，挫败感是很经常的事。《神话》之后，我去尝试的很多题材和角色最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其实也不着急。因为我在物质上没有特别强的渴望和需求。我已经完全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可以在职业上做很多大胆的尝试。我觉得是这样，看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吧，你是喜欢表演这件事，还是喜欢成功。我觉得我可能是前者。”
车忽然停下来。外景地到了。在一片梯田的半山腰，三五成群的灌木和绿树给梯田镶了一圈圈绿边，中间夹杂着一两棵火焰树，硕大的火红色花朵摇摇欲坠，饱和度高得有点儿色彩溢出。三三两两的佤族农民正在每一块稻田里星罗棋布地弯腰收割成熟的稻谷。
胡歌下了车，站在田边看他们劳作。他们也不时抬起眼，淡漠地和他对视几眼。他们并不关心他是谁。这让他感到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