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奕宏
问电影圈的朋友，你对段奕宏熟悉吗？“知道啊， 他戏好。”
那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好像没有啊。”想了一会儿这么说。
你觉得他演得最好是哪部啊？“都很好，一出来就很好。最好的？说不出来。”
好像这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段奕宏演技极好，但是除此以外，没什么想知道的—他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以至于没有任何线头可以牵扯出来闲聊。
段奕宏是少数把私生活保护得极好的娱乐圈内人。采访时，我当面说：但是，大家一点儿不了解你的私生活。“我为什么要被消费？”他冷静而不失态地问我。“明星不就是被消费的吗？”他眼神躲藏了一下：“我不这么认为。”
在整个娱乐圈被互联网热搜、 综艺节目、 不间断的明星八卦所掌控的时代，段奕宏还是极少数只靠作品说话的人，但以消费明星为核心的综艺节目还惦记着他，去年最火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一开始就找他做导师，被拒绝，第二季坚持不懈又邀请，经纪人团队商量后，还是拒绝了。“是你的意思还是经纪人团队商量的结果？”我问。
“当然是我。他们能控制我吗？”段奕宏的回答简短而骄傲。一个演员的骄傲油然而生。
和一般人不一样，本来以为采访完段奕宏就能弄明白他这个人，没有想到，采访完对他的印象更模糊了。
采访在一个中产趣味浓厚的京郊人造景观进行，人造湖泊上飘过来阵阵水汽，黑天鹅白天鹅自在巡游，这种人造仙境中进行的拍摄完成得非常顺利，他穿着黑色风衣，头发遮住了脸，颓废而性感，我感觉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他。他为了拍摄做了奇怪的蜷曲发型遮住了脸，但没有遮住他的眼神，锋利穿透了飘在我们之间的水雾。
段奕宏
恐惧是钻石
好。那就从演技开始。
关于演技，段奕宏给了我一个完全不相信的答案，到现在这个阶段，以演技著称的老段，面对各个导演的邀约，他总是犹豫，害怕，乃至拒绝。“我不是外人想象的那种上去就行的人，我老是在问我自己，我行吗？我能胜任吗？结果就是导演屡次约着谈，这么多年都这样，一直到《非凡任务》还是如此，那种一上来就能给导演一些东西，就能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的模式。我真不行。”
完全不能想象外界都认为他如此成熟，已经是一个“活儿”特别好的演员的这个阶段，他还是如此。最著名的，要算是《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导演康洪雷导演邀约了三次的事儿，那时候他们刚合作完的《士兵突击》 爆红，按照惯常逻辑，不应该拒绝。
康洪雷在电话那端的声音还是洪亮，虽然与段奕宏合作《我的团长我的团》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毫不妨碍他能回忆起所有的细节。“找他演‘团长’，就是因为《士兵突击》 没开发完他，我觉得他只在‘士兵’露出三分之一，更多的东西都被他藏着了。《士兵突击》里面那么多演员，我最弄不清的就是他的气质，他的眼神中有一些煞气，性格中却没有，这个太有意思了，中国演员，眼神里有煞气的男人，没几个。”
康洪雷最早对段奕宏有印象，是他尚在籍籍无名的阶段。“他和李晨演同一部电视剧《刑警本色》里，我一看，这小伙儿有意思，眼神里有煞气，能去做杀手，李晨就没有这个东西，但他真人又没有这些，所以这个就神秘了。”后来又看他演出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特别单纯，话剧舞台上需要的那种单纯，所以就上心了，说有机会要把这个演员找来合作。
所以拍《士兵突击》的时候， 康洪雷导演就找到段奕宏演了一个特种兵。“换别人也能演，可是没那种威胁感，他就有，带有一种隐隐的威胁性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他天然就有，光靠这招，就赢了。要能分析出来为什么吧，也不行，段奕宏这个是模糊状态的，行在先，说在后—倒也很中国。”演这部戏的时候，康洪雷很少表扬他，反而表演别人多，但是心里一直有他，《我的团长我的团》剧本出来的时候，团长龙文章就是他，甚至剧本创作阶段就有他的影子。找上门去，居然被拒绝了。
康洪雷一点儿都不气馁。“小演员才上来都行，什么都会。像老段上来就是导演我不行，诚惶诚恐，这个才对，才是我要的人，自信在艺术创作上没好事，导演都不明白的东西，演员上来就说我行，那是瞎掰呢。”
于是一次又一次约着谈，每次四五个小时，三次后，勉强答应出演。不少导演回忆起段奕宏的约谈都害怕，每次谈几个小时。不谈明白不罢休。康洪雷高兴，反正谈不明白，要大家一起创作，要是一开始就明白了，哪里还有艺术？“他唯唯诺诺进了剧组，我特别高兴，我知道他犹豫才能激发出好东西。”
康洪雷说，那时候还真给不了段奕宏要的答案，都是80年前的人物，导演也不清楚，这个剧的好处就是拍摄时间漫长，172天的时间，大家一起在滇西的土地上奔跑、 逃亡、 战争，拍摄地点也是当年远征军战斗的地方，这片土地，当年恨不得一米五的距离就躺着一个亡灵，遗留下来的精神残酷而巨大。也是待得久，每个人越沉浸在某种语境中，结束的戏还是穿着裤衩逃亡，根本没有一丝结束的欢快可言，杀青之时，每个人都很呆滞，根本出不来。
段奕宏尤其出不来。他从开始就灵魂附体般的演出。“我觉得他塑造出了某种人物的文学性。这也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灵魂附体一开始是训练的结果，导演要求演员们和枪一起睡觉，别人都只有一把枪，段演的龙文章有三把，一把1910年代的毛瑟，腰上一把手枪，还有一把“一战”时期英国的步枪菲尔德，最后三把枪都长在他身上了。他得比别的演员多用多少力气。
康洪雷说，段一定在心里琢磨戏。“他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快能明白导演意图的演员，拍《士兵突击》的时候，第一个出场镜头，我让他像鳄鱼一样爬过来，他不愿意，三天后他明白了，找到我，说，导演这个好，不像别人演的军队领导出场，要么训话，要么坐着。但是他一旦捉摸明白了戏，他出来的效果，就很吓人。《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一场法庭戏，特别复杂，一个多小时的戏，不间断拍摄，他一次就把台词说完了，当时法庭戏里很多演员，都被他吓傻了，像张译这些都是好演员，他们知道这背后是什么，表情全是傻的，都被拍下来了。”
找他要的，他能给出更多。里面龙文章说自己家族是跳大神的，结果段奕宏的表演真实地跳了一段大神，极其复杂，有傩戏，有赶尸动作，还有萨满的东西，都全了。“最后口吐白沫，有点儿过了。”这才是演员，这才是钻石—“哪有那么多钻石啊，大多数是黄豆。但段奕宏确实是钻石。”康洪雷觉得，表演，绝对不是技术，是需要灵性的东西，段奕宏靠自己的琢磨获得了这一丝灵性。“我还要找他，他一旦较劲，就会有奇迹发生，一定要让他纠结才对，他在某种程度，像日本早期的那些大演员，捆住自己身子，一直在街上走路的田中绢代，还有为了角色拔掉自己满口牙的男演员，太决绝了。”
段奕宏身上就有决绝之气。
他能把自己的能量都隐藏起来，在你需要的时刻，不知道怎么就释放给你了。康洪雷说，段奕宏其实把握不住他自己，明明有优势，有魅力，可是一接戏，就是诚惶诚恐。“这个倒特别宝贵，这才是艺术创作最宝贵的地方。“
段奕宏
闪亮的日子
段奕宏说自己没那么勤奋，也不爱吃苦，接戏就代表着吃苦，他近些年一直在这个事儿上犹豫。“要是谁都能演的角色，你们也不用找我，要是我能演，也不是上来就明白怎么演，这事儿，太苦了。我不是那种有安全感的人，一接戏，就不放过自己，特害怕我要浪费了别人的信任和金钱怎么办？浪费了自己的选择怎么办？能挣巴出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太难了，我真是这么想，太煎熬了，能不吃苦就不吃。”一连串的太难了，于他却真实。
到四十多岁，他说他逐渐明白了。他除了演戏，也不太会别的，没有选择的备胎职业。他还是愿意在演戏之外，能有很多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人生。
可目前，段奕宏的人生还真逃不掉演戏，尽管他反抗，但反抗无果。“演戏真苦。”这是段奕宏的认知，他是那种一诺千金的人，答应了，就要做到绝对。
现在他和梁朝伟在演一个经侦电影，叫《猎狐行动》。片中有一场要在酒吧与法国警察套近乎的戏，他反复琢磨，除了喝酒还可以做什么。唱歌？这对于没有法语基础的段奕宏来说简直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他没跟任何人说，这要是练不好多丢人啊！于是他一个人躲起来独自反复联系，半夜四点就起床，在厕所练习法语歌。一个月后，觉得练得差不多了，段奕宏才把这个想法跟导演提出来。好在因为练得多，发现自己发音还行，有点小骄傲。
上一个演警察的戏是《烈日灼心》，是刑警，去厦门的基层派出所待了很长时间，和他们一起上街，抓赌，扫黄，演员的局限性太多了，知道的很少，所以对于他这种挣巴的人来说，唯一的路就是最笨的道路，去体验，去思考。这次虽然都是演警察，可“经侦和刑侦解除嫌疑人枪支的方式都不一样，背后都是你逃不掉的。”
重承诺的精神气质，段奕宏说仔细想来，来自于自己的出身，18岁的时候，他还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一个普通高中学生，家人对他的希望，也就是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在这个小城市待着，可是，他发现自己有点儿不一样的才能，那就是表演。小城的生活背景里，并没有谁和他说，你能表演，你将来能出来。
表演是什么，对于当时的他来说都是混沌。他也就是比同学们多主持几次文艺活动，多唱几首歌，不太怯场而已。只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戏的一位教授来伊宁州见到了他们的元旦文艺汇演，见到了段奕宏的表演，对他说，你可以试试看。
算一点微暗的火。
这点微暗中的火苗，一撑就是三年，当时对表演一无所知的段奕宏心里埋下了一点牵扯。他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机会来了？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再试一试？第一次考中戏失败，完全没有把这点希望彻底淹没，一个绝望的少年，看不到任何希望，家里人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上补习班的钱，不强迫他放弃自己的选择。
18岁的少年坐78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新疆到北京参加中戏的考试，下车的时候，腿都肿了，他看着窗外的旷野，心里七上八下，终于在第三次考上了中戏。
可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还是那个边疆长大的孩子，什么都不会，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家庭背景，只有自己拼命学，狂躁和自卑交替，但是有什么用？他发现能支撑自己的，这时候反而是家乡，那个他竭力逃离的家乡，北京和家乡的78个小时的距离，家乡那些他不熟悉的草原、 星空，包括纵情地喝酒吃肉的习惯，成了支撑他的东西。他发现他比别人坚忍很多，自然很多，他开始放下焦虑，成为了那几年的中戏成绩最好的学生。
有这些事情垫底，段奕宏一出场，就带了主角气息。到了国话，田沁鑫、 查明哲和孟京辉等大导演都找他合作，田沁鑫的《生死场》里面他演群众，在舞台间歇学会了放下自己，松弛，“我在舞台灯光一黑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那么舒服，休息让我发现了力量感，不那么紧绷了”；在孟京辉那里学会了先锋戏剧，有种天马星空的游戏感，学会了与现实主义表达的区别，变本加厉地释放了自己；从俄罗斯学话剧回来的查明哲选择他做主角，和张凯丽搭档，演出《纪念碑》，查明哲看过院里所有人的档案，最后选了最无足轻重的刚毕业的他。“可能是我自带一种行不行都可以的气质？我从那时侯就开始选择了，我在过滤，我害怕辜负别人，不行的我坚决不上。“
之后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很早和非职业演员合作，《二弟》得过新德里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在泰国恐怖片里演杀人狂；在俞飞鸿自编自导的电影里演一个和尚的鬼魂，消瘦，痴情，撑起了一个转世轮回的故事；然后是“演疯了”的《我的团长我的团》，“172天，”他的第一句回忆和康洪雷一样，他并不愿意多说这个事，也不愿意多消费这段时光，就愿意埋在心里，有这么一个消化不掉的“块垒”，那个阶段，因为拍摄的艰难，很多人离开剧组，他也质疑了自己，也质疑了自己的选择，但最后有了一种重生感，发现了自己没选择错。
“存在在那里挺好的，我敬畏那一段时间，我出不来，很多人说你谈谈，就出来了，我很少谈，这事儿一直在，才好，我要保护这个事儿，这172天。”一边说，一边有闪亮的东西从眼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