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av Lapid
站在走廊里的人
我们用英语交谈。这是Lapid 在希伯来语和法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于我是第二语言，于是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挑选尽可能准确的词汇。回答问题时，他常常会不由自主从某一个词滑出去，“……的，的的……的主张”，或是在斟字酌句时犹豫不决，“非常……极大……对，极大”。这或许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觉——Lapid 以小说起步，他的作品往往围绕着语言的主题，所以他明白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下千变万化的可能。《同义词》里的男主角Yoav 从以色列逃到法国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拒绝讲希伯来语。“因为他觉得以色列语系中的每个词语都包含着一种身份感，有关价值观系统，有关社会地位的看法。”翻译再精准，仍然无法完全填补两种语言间细微的空隙。“希伯来语和法语的逻辑完全不同，如果你把一些希伯来语直接翻译成法语，即使一个个字对照着来，在希伯来人眼里，那些表达可能还是极其粗鲁和不礼貌的。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一些词语你并不会真正意识到它字面意义下的东西，你甚至会因此变得勇敢和无畏。”
Nadav Lapid
Lapid 这样定义自己：作为自然人，他出生在以色列；作为导演，他出生在法国。他并不是从小就把电影视为最佳表达渠道的痴迷者，十几岁的时候他也不过随大流，看所有人都会去看的电影，对导演、演员等知识都一知半解。服完兵役后他移居巴黎，在一个当地朋友的引导下，他开始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电影。“他在电影方面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那些电影让我感到很震撼。我意识到，电影是我最强有力的表达工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座影院。”Lapid 非常确信，如果达·芬奇生活在现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你看，他画画、做雕塑，又很着迷于研究各种移动的方式，还钻研技术……把这些综合在一起，不就是电影吗？”
相比语言本身，电影是一种完成更恰当表达的工具。“我不是说要把电影和文学做横向的比较，只是在文学里，词语是绝对的主导，因为它是唯一的形式，但在电影里，你可以使用语言的同时用影像来反驳它。”他觉得这种矛盾性把语言推到了一个有趣的位置，“你可以建构，也可以解构。”至今，所有作品的剧本都由Lapid 自己撰写，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出色的编剧。“我的剧本非常简单，没有那种非常跌宕起伏的东西。我会先构想几个场景出来，然后以此为线索一点点扩展开——我的意思是，对话是我最后考虑的部分。”曾有一个画面跃入他的脑海，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突然来到空荡荡的法国街道上，后来这成了《同义词》的开头。
Nadav Lapid
自我与自我的对弈
《同义词》中Yoav 的故事和Lapid 的自身经历所有重合，写剧本的时候，谁会来扮演主角Yoav还没个定数，Lapid 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其中。“选演员的时候我一度有点沮丧，甚至还想，其实我自己来演可能是最合适的，但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十八年前的我，但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许多创作者会有“近乡情怯”的心理，故事中交缠越多自己真实的过去，就越希望与之保持距离。时过境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剖析曾经的自我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我提起前一晚在电影节上观看的阿莫多瓦的新作《痛苦与荣耀》，那个不得不把自己曾经的故事匿名交给一个演员才感心安的导演，是否让他感同身受。
“不管我的电影是好是坏，它们都非常‘电影化’。我可以看一本日记来回忆过去，也可以借助其他的记录形式来看看那几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模样都不是文学式的自传。我的生活只是石料，我可以根据需要，用各种方式慢慢雕刻出形状。”在拍摄现场，他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控制狂”。“我会在开拍前准备许多、许多个月，我不喜欢即兴发挥，不喜欢演员改动台词，也不能忍受有太多自己别出心裁的想法或者是有太多疑问的演员。”比如，他觉得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回答诸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样的问题，但他也知道这种控制之下的弊端。“这样的危险在于，即使你很有天赋，但最后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只看到了自己，银幕就好像只是一面镜子。在电影里，所有人更崇敬的是演员，所有人都盯着镜头跟随演员移动，可电影是按照导演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想尽己所能，演员只能遵循导演，而剧本本身欠缺的话，整个电影就会超级无聊。”
电影里需要一些元素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而它们的迸发并不完全出于设计。《幼儿园教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执迷写诗的幼儿园教师发现自己的学生中有一个天才诗人，他的年纪还不足以向他揭示这份天赋的意义，却引起了教师难以表述的嫉妒。在拍摄现场，有20 多个五六岁的孩子，开始Lapid 和摄影指导都试图把他们当成成年人，不断告诉他们，这是一条线，你要移动到这里，这个时候你要跨这一步……
“但到了某个节点你就会明白，如果你写了一个有关幼儿园的剧本，内容又着重于童年，那么把孩子当成成年人的意义何在？剧本本身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它描写了童年，而是抓住了‘身为孩子’的意义，你可以用自己的姿态、节奏和动作去描述‘孩子’是什么。”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孩子是孩子，但镜头还是成人视角的镜头。“所以矛盾感就应运而生了：表演理应有一定的逻辑，而演员们按照他们的逻辑去表演，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他最为看重的演员特质是“相信”。“他们要相信那件事，而不是只想成为好演员。好的演员并不表演。对我来说有几个表演的层次，一个是有非常出色的演技，但按自己的方式表演，还有一个更好的层次——他就是角色本人。”
Nadav Lapid
作品在成型后，也会生长出意料之外的走向。《幼儿园教师》后来被翻拍成了美国版，制作方曾邀请Lapid 执导，却被他谢绝了。“电影属于导演，我已经拍过一次这个故事了，好像没有理由再做一遍。”看翻拍的版本时他有种奇妙的感觉，“它极其忠实于原著，但是却带出了另外的一个主题。我的那版《幼儿园教师》也讲述了一些思辨性的东西，但主要是有关某个真实的片段里，那些不被欣赏的敏感、脆弱的特质。但美国版讨论的却是女人的中年危机问题。”这种方向的转折让他觉得有趣。“我觉得美国人挺沉迷于‘中年危机’这个话题的，可能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到了40 岁还没感觉到危机，反而是种可怕的感觉——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时间为此困扰。但这是一个普遍而且合理的主题，很多人都会受其影响，所以电影很自然进入了这个范畴的讨论，可能是因地制宜。”
从早期的短故事片开始，Lapid 的作品就在戛纳、柏林等地放映，可谓一路顺风顺水。“我的故事基本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没法坐在一张桌子前冥思苦想：‘好吧，那下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往往是，故事来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拍出来。”但创作的惶恐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那是一场场自我与自我的对弈。“每当你拍了不错的电影，或是别人觉得不错的电影，它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我最大的敌人，因为我要战胜它，想要拍出更好的作品，就好像两部电影在一场拳击赛里互相对搏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