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虹
以前总有人跟陶虹说：“你将来女扮男装肯定特好看。”之所以会这么说，可能某种程度上缘自她的性格——有劲儿，像北京冬天的冷风，小刀子似的。
导演叶京曾邀请陶虹出演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的女一号，看过剧本以后，陶虹却相中了另一个叫小惠的配角，叶京断言她一定不会真的来演。可后来，陶虹还是围上了灰白色的围巾，和一帮男孩在什刹海的冰面上“欺负人”，她真的成了小惠，一个并不是那么“好”的、外表蛮横实则胆小的丫头。“我是站在我的角度来评判一个角色，不代表所有人，但我的评判是以我能驾驭它为准则。能够真诚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和道路，是需要清醒的。”陶虹说。
直到后来真正尝试过一回男装，陶虹才发现细眉配弯月眼的自己并不适合。“没试的时候就觉得好奇，试了才发现也没那么好看。”“这个活儿”她干，不一定会漂亮。这被陶虹视作探究自我边界的方法，至少是于角色层面上的。“演员的塑造能力从来都不是无限的，你可以努力地去拓展这个边界，让范围更大一点，但仍旧是有局限性的。”
人对于自我的评价有太多来自于外界，甚至从相处时间上来看，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过独处。“所以总会处于期待的状态，等待着别人对你的否定或肯定。”这是陶虹的观察。
在所谓淡出公众视野里的日子里，陶虹偶尔会碰到喜爱她的观众，大家为了她不再频现银幕而感叹惋惜，她对此心怀感念，却也没打算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她终于有时间面对自己，和自己相处了，这对于一个长久被陌生目光注视的人来说，弥足珍贵。
陶虹
一位颇具典型通病的妈
许多在电视剧《小欢喜》拍摄现场看过陶虹表演的人都会脱口而出：“我妈就这样。”她叫宋倩，重点中学的金牌物理老师，生活无虞，挚友相伴，或许和丈夫离婚是被外界认为的唯一遗憾。如果说整部电视剧里有“反面角色”的话，陶虹觉得可能就是自己演的宋倩。在戏里，其他几对父母也偶尔会“打”孩子几下，但那份爱意在，可宋倩不一样，陶虹觉得她好像一直都找不到爱别人的方式，也忽略了被爱的感受，“老是拧巴着的一个人”。
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太快了，速度为这个时代的女性带来了与日俱增的不安。在陶虹的意识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安全感来自于“人物关系”的骤然改变：“今天还如胶似漆，明天就可能完全成为陌路。”宋倩是这个时代许多母亲的折射，尽管经过戏剧化处理后略显极致，但宋倩的诸多行为和情绪依旧具有普遍意义，这也是陶虹之所以接下这个角色的原因。
“在原生家庭关系中，孩子会下意识地弥合父母之间的间隙，会觉得那个是自己的责任，所以父母间的沟壑越宽，孩子所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就越大，戏里宋倩和女儿的关系就是非常典型的。”因为离异后父亲缺位，女儿主动替代了父亲的位置，时时需要关怀着宋倩的情绪。“到最后孩子崩溃了，她不能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她承担不了。”。
我们时常会用坚强独立作为衡量一个孩子是否长大的标尺，新闻里也总能看到诸如“幼童独自撑起一个家”的标题，陶虹却说：“有没有看到坚强和独立背后还有两个字，叫‘绝望’？”她觉得一个孩子在不适龄的情况下做到了坚强和独立，是因为太早见过绝望了，只能“生努着要去坚强”。在已为人母的陶虹看来，一个在正常情感关系下长大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然就会独立了。“因为孩子的能量上来了，你不让他承担他都要承担。”
那个“人各有命”的命，也许不只有“命运”这一种解读，或许还是不同生命个体的不同成长速度吧。
陶虹
早已“完成”人生理想的主妇
做运动员的时候，陶虹所在的花样游泳队没有属于自己的泳池，四处向别人借。大学毕业以后陶虹进入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也一直没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剧场。“求爷爷告奶奶的，要求建一个也建不成。”当年上级领导去陶虹的单位做调研访问，她跟领导说自己练了十年体育都没有赶上自己队的游泳池，现在又干了十年演员，希望在退休之前能看到自己剧院的剧场。
大概是因为很小离家又练了体育的缘故，陶虹的生活里一直充满着竞争和动荡，要不停地移动。所以她老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很早就开始没有归属感，不是说心理层面的，就是身体，物理上的没有归属感，就会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东西。”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陶虹想要当家庭主妇的念头，便是对这种心理的最好补偿。
“在我看来，你干什么事一定是你想干的，如果它以牺牲作为前提，那事情本身就已经不平等了，就变成你在为对方做这事。你的人生为什么要为别人去做这件事，你自己去哪里了？你要不要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决定，你要做就是你的决定，没人有权利来决定你的人生，所以不存在牺牲。只是可能会有遗憾，在最发光、发热、发亮的时候，旁人都对我还有更高期望的时候，忽然甩手不干了，把似乎看上去大好的前程就这么丢掉了，很多人替我遗憾。”
不久前，陶虹被邀请参加一个“女干部培训班”，尽管现在她都没闹明白原因，但是培训里的讲座她却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有趣。当天一位女部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说每天无论到家多晚，“脱了鞋以后就系上围裙开始干活”，仿佛这是一种美德。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性，做到了所谓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但在场的女性们却随即发问，为什么从来没有这般要求过男性？
女性真正开始承担社会角色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男性大多阵亡或仍留守战场，社会运转产生阻力。面对现实情况，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工作中。从那时算起至今，也不过七十多年。“一个在社会上混了七十多年的群体，非要跟混了上千年的群体争平等，那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平等的路还很遥远，所以这事也不能着急，都是过程。”陶虹说。
自称“晚婚晚育”的陶虹没能得到过多来自长辈的帮助，暂且不说担忧老人劳苦受累，单就育儿知识一个方面来说，上一辈人的经验已然逐渐老化。教育孩子，成了一个充满尝试与革新的过程。陶虹说：“所以女性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但同样也是精彩的，因为许多女性有了想去尝试的心，总比觉得理所当然的人有动力，对吧？”说着，陶虹眯起眼睛笑了。
陶虹
成败都是精彩
大二下半学期，陶虹和同班同学段奕宏排演的片段，拿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自建校以来唯一的一个满分。那天，之前从没想过真的要以演员为职业的陶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将来要干这行吗？”
其实，这些年陶虹从没离开过表演，尽管影视作品产量不高，但她却也一直站在舞台上。陶虹笑着说：“有时候觉得也挺逗的，最后结婚还是选择了跟这份职业有关的人，就是因为完全有共同语言，可以跟他探讨表演和艺术、戏剧和影视。”她仿佛不停地在这个事情里“滚”。
采访的前两天，陶虹和丈夫还一起去了上海戏剧学院看表演系学生的演出，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是在日常教学中尝试学习了一套来自美国的表演体系，这场演出更像是教学成果汇报。看完之后俩人讨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接受程度，说到底都是如何运用一种工具。陶虹发觉：大一的学生专业知识不多，反而容易接受新理论；大二的学生因为有过一年的学习经验，在接受新理论时，往往存有质疑。
她说，看到戏剧学院里还有那么一群兢兢业业地在专业上有所追求的孩子，是“挺可贵的，挺好的”。
“听闻您想做导演？”
“无非觉得这事好玩，就想玩，但是非要顶着一个名头才能玩吗？其实也未必。是要名头这件事重要呢，还是玩这件事重要？其实过去老是讲重在参与，可是又有几个人懂得什么叫重在参与？都是重在得结果，想要那个结果。”
陶虹在采访里分享过一段视频，一个灵巧的胖男孩在兀自跳着芭蕾。陶虹说她希望自己能像那个男孩一样，快乐着、放松着、享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