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舒慈
在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名录中，曹舒慈很容易被认出来：鼻梁很高、眼窝很深、额头的弧度很大，除了那双黑亮清澈的眼睛闪闪发光外，整张脸显得很西方。进团两三年后的年度考核，曹舒慈跳经典剧目《大红灯笼高高挂》，考官觉得她跳这个形象还是有点像外国人，“不像中国的太太，太洋气了”。
“但是那会儿人家也说了，过一段时间，等你有了一定的积累，你会用自己的身体突破这种形象限制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形象，怎么表现一个中国的小女人了。那时候观众看着就不觉得你是外国人了，这是一种能力，是需要慢慢来的。”十三年后的今天，作为中芭最年轻的女首席，30 岁的曹舒慈娓娓道来。
为别人活也并不痛苦
曹舒慈是个乖孩子，或者说，你无法为她贴上孤芳自赏、叛逆脱俗、大鸣大放这些女强人的经典标签。从七八年前初见至今，她始终是儒雅的、温柔的、隐忍的……从2006 年考进中芭到2013 年，用曹舒慈自己的话讲：“就像从小学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一样，按部就班地一直在跳。比如转fouette（芭蕾术语：挥鞭转，芭蕾里非常著名的炫技动作：芭蕾女演员单足足尖立地，一条腿为轴心，另一条腿抬起，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急速画圈挥动，并通过持续甩腿来获得旋转动力和速度，带动身体不停地转动。《天鹅湖》第三幕中黑天鹅耀武扬威的32 个挥鞭转，常被视为对舞者技巧的重要评价），从刚开始转32 个单的，到后来能转双的，再到能挂花，单单接双、单单双……每天吭哧吭哧练，技术上你在不断突破，能力上在逐渐增强，逐步地完善自己。那个时候更单纯，觉得一切都是可以完善的，自己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努力。”
而主演《天鹅湖》对曹舒慈来说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舞台上的白天鹅对演员的身体要求是柔柔的。但相较于其他芭蕾舞者，曹舒慈的身体软度不好、不够柔润，偏硬、偏楞。甚至当时附中的班主任于晶老师都说：“舒慈，你要是能演《天鹅湖》，我就自己买票去看。”
2013 年，中芭在加拿大演了两场《天鹅湖》，回国在北京大学演了一场，曹舒慈花880 元请恩师来北大看国内的首演。落幕后，老师高兴地来到后台。“肯定先祝贺我嘛。然后说我的缺点：二幕灯光比较暗，气儿应该是放下来的，三幕灯光亮起来了，肩膀的缺点就会更明显了，就更要注意往下放……老师都是希望我再进步嘛。”
如此善解人意、乖巧顺从的一个小女孩儿，会不会以牺牲自己的追求为代价，按部就班地走着一条别人期望她走的路？毕竟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曹舒慈平静地说：“把别人的期待都搞好了，自己也舒服。”
“在你的自我没有特别活出来的时候，那种能让你身边方圆百里都是开心的、大家都舒舒服服的氛围，打造起来其实很不容易。而且我不觉得为别人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她的天性就这样，你不能说这样的女人就是错的，一定要让她如何独立。她当然可以不依靠男人，但也没必要把女人都逼成一个固有的样子。如果逼迫自己为别人活，你是痛苦的、不快乐的，那就不对。但如果为别人活，你是开心的，你的自我就是那样的，就没有什么不值得的。”
曹舒慈
我特别能感觉到机遇这件事
跳舞跳了二十年，做演员做了十四年，曹舒慈越来越懂得审视自我了，更乐于享受当下。虽然到处能听到大家在说“感恩的心”，但曹舒慈言语中的那种心存感念没有半点的虚饰，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呈现。
“我从（2006 年）2 月份一进团就休了三个月。我不是那种特结实、特皮实的孩子，一直小毛病不断，总是感冒发烧什么的，不是这伤就那伤什么的。我有过很多次给人家添乱的感受，但是人家真的也没说我什么，一直被包容，有机会还是给我。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感激？因为我的感受是真的。”
2006 年，中芭在国内首演约翰·克兰科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还是实习生的曹舒慈被德国导演挑中候补，并最终成为主演。“我特别能感觉到机遇和命运这回事儿。2006 年进团，如果不排《罗朱》而排《天鹅湖》，那候补的应该就不是我了，可能就是别的演员了。再比如说，如果当时要挑技术更好一点、条件更好一点的女孩子，我的首席之路可能就推后了。”
而真正让曹舒慈感叹命运或者说感激命运的是2013年，那一年是她的第一次《天鹅湖》、第一次《唐吉柯德》、第一次《吉赛尔》……在第一次主演《小美人鱼》的联排舞台上，她受伤了—左侧髋关节严重错位、腰椎错位、大面积软组织损伤。
“边治边恢复的阶段很漫长，没有想的那么快。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站把杆都费劲，站不了五位（芭蕾舞的五种基本脚位之一），抬腿就让着（身体）。疼！完全不能按照规范去练，我都不知道我在跳什么。再看着人家，我每天的感受都特别不好，那时候真的时时刻刻有‘我是不是不能跳了’的感觉。”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八一厂要拍一部跟俄罗斯有关的芭蕾电影，来中芭挑演员。团长冯英觉得万一爱徒曹舒慈没法跳了，将来也许有个演艺的出路？于是曹舒慈奔赴电影《战火中的芭蕾》剧组，扮演和苏联红军产生爱情故事的芭蕾女孩儿。
大银幕归来继续跳，其实是继续康复，因为伤痛，只能练功，没法上台、排练，那是很尴尬的一段时间。当时和舒慈一起恢复的还有王启敏，中芭另一位首席主演。“启敏姐是2013年初上课时伤的膝盖。所有人都在一起上课，我们俩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动作，自己给自己出组合（训练动作）。我看着她，就觉得太艰难太痛苦了，但姐姐在这儿呢，人家都没放弃，我也不能放弃。而且我俩就着伴儿也感觉不是那么的孤单。”
整整过了一年，2015 年中芭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吉赛尔》，曹舒慈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舞台。“那个时候按水平来说确实是不行的，而且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我觉得我当时的水平代表不了中芭。但团里（领导）可能觉得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一些我自己看不到的可取之处。也许我拍电影回来有一些表演上面的进步，有一些很新、很吸引人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并且值得传递出去的。我一直挺感激团里的这种推动，让我明白原来我还是继续能演出的。”
2019 年5 月16 日,中央芭蕾舞团发布了一篇官方推文, 正式宣布晋升曹舒慈为中芭首席主演! 这个日子距离她第一次跳舞已过去二十年，距离她考进中芭已经十三年，受伤六年，重回舞台四年……白驹过隙，一切仿如昨天。
我的敌人是我自己
14 岁获得“桃李杯”芭蕾舞少年组一等奖，15 岁获得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新闻评论一等奖，16 岁获得芬兰赫尔辛基芭蕾舞比赛少年组金奖……直至2010 年在第九届美国国际芭蕾舞大赛上摘取成年组女子金奖、最佳双人舞奖。
“获奖不完全是因为我或者我的一场演出，它不光代表我自己，它更代表了我的背后：背后那些人、集体，背后那些团体的力量，甚至祖国。所以，获奖并不是我要去追求的一个符号。”
“我最看重的表演是我在日本演的那场《天鹅湖》和我在清华大学跳的那场《吉赛尔》。那两场演出我发挥了我的全部力量，而且效果特别好。观众的评价基本上不能作为我自己的标准，即使我自己觉得跳得不好，他们都会很真诚地给我鼓掌。有人觉得我长得很好看，有人觉得我技术已经很好了，每个人欣赏的地方不一样，他们要鼓掌的点就不一样。当然，我活在这个社会里，不能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我更在意的那一部分是—成功的演出和塑造一个成功的角色。”
“你问我（2013 年）受伤后持续跳到现在，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其实就是好奇。我不是一个觉得我自己哪里好的人，我老能看见自己不好的地方。我老有一种执念：老觉得很多东西应该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控制，比如说抬腿，我小时候只有一条腿能抬到这儿，左腿当主力腿时，右腿永远站不住。”
上附中时，曹舒慈是她们那个班旁腿抬得最差的，左腿才抬高到90 度，右腿就开始狂抖。母亲从东北老家来学校看孩子，站在走廊透过玻璃看见训练中抖抖抖的女儿，脱口而出：“哎哟，我觉得你特别憋屈。”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各种方法，怎么能站住？这个动作应该是顺畅的，是能控制的，就一直跳，一直跟这个问题死磕，找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后来终于知道，因为我的脊柱是侧弯的，我的重心向外，所以单侧腿稍微有一点重量就被带跑了。于是练练练、找找找，终于身体找到了那个角度，让自己站住了。”
曹舒慈有很多，或者说，她会创造很多特别奇葩的问题。2013 年受伤后，康复的过程中，她开始重新寻找身体的重心。“慢慢地，重心竟然回来了。于是我就想，我原来阑尾炎开刀，德国康复师就说，手术把肌肉的那部分组织破坏了，那块筋就短一截，所以两边不平衡，这边是紧的、那边是松的，就容易不停地受伤，应该可以通过这次康复的办法解决吧？解决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能跳的时候我就先解决着。这真的是个执念，是个幼稚的、虚妄的念头，但我是一个有点相信奇迹的人。回答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揪着我一直这样？是对自己潜能的这种极限的探索。”
“跳了二十年芭蕾，有时也会想：哎呀，我不能跳了，我要干点什么呢？不知道，没有一条特别明确的路，想也想不清楚。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过瘾，我的这个好奇心、这个夙愿还在。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就是照直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