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大红
我生下来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名字，家里就一直叫我倪小孩。上学后姥爷给起了个名字叫倪荐红，我是老大，为叫着顺嘴就都喊“大红”，后来我妈就在户口本上给改成倪大红了。我当时还不大喜欢红色这个红，总用宏伟的宏，多年之后，有一回钱包丢了，身份证要补办，我这宏伟的宏跟户口本对不上，就干脆改回大红。大红对演员来说是好事，但大红完了就大紫，大紫就有点儿过了，所以我现在想给自己整一个艺名，就叫红红得了。
我父母都是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小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跟父母一起生活，突然回到了哈尔滨接触到他们的工作，在台下看父母在上面演话剧，像是我从不认识的人，然后再转到后台去，他们又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样子，我就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没什么文娱活动，只有八个样板戏，后来逐渐开放才能看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电影，还有咱们自己拍的《地道战》《地雷战》，会不厌其烦地模仿其中的一些人物，觉得我也能演，对表演的兴趣慢慢培养起来，想做这个行当。
我自身条件一般，站那儿老容易歪脖，耸着肩，声音也不洪亮。为了练声我还去哈尔滨京剧院学戏，想看吼吼能不能把嗓子打开，唱了些日子，还那样。做这行家里觉得前景不太看好，但看我确实很喜欢，他们也没扼杀我想做演员的愿望，每次去考试，家里会给我拿上10元、15元的，当然结果就是一次一次地被拒绝。
考中戏前后试了三次，其间我已经进入鸡西市话剧团当演员了。1982年我想试最后一次，当年正是唐国强、朱时茂这种小生当红的年代，但是教学组老师可能觉得既然80班能招一个姜文师哥那样的，我们82班也可以招倪大红这种形象的。我是按喜剧演员招进去的，但总算是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倪大红
我觉得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一定是从心里真的喜欢，不是那种三年、五年就放下了，是到什么时候都喜欢。即使没考上中戏，我也会在鸡西话剧团，或是接父母的班去哈尔滨话剧院，留在这个行当。
我在鸡西话剧团的时候，觉得演出观众笑了，我就是好演员，没引起观众的笑声，我就演得不够好。到中戏排小品时，其他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完成表演，我自觉得很有经验，应该去演点什么，但老师最反感的恰恰是这种要“ 演点什么”，他希望我回到一张白纸。现在想想，多亏老师当年扼杀掉我身上的游击习气。
同学中我年龄是最大的，长得又比较着急，所以从一进校就开始演父亲、爷爷，躺床上动不了那种，他们都叫我倪大爷，还选我当班长。为了表现我经常给其他宿舍同学打开水，穿得又土气，很多外系同学认为我就是个校工，可能正因为这种不像演员的形象日后成了我的优势。
上大一时，有一天刚下形体课，我特别累，从教室晃荡荡走回宿舍，当时谢晋导演来学校挑演员，他就站操场上，隔着几十米看到我很垮的步态，然后让丛珊师姐过来叫我去试试戏。见面后，谢导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看《雨果传》呢，他说还看过什么，我就把看过的三十多本书都说了，很幸运地得到《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个有点反叛的文青小兵角色。不过当时中戏校风对学生外出拍戏的态度是嗤之以鼻的，学生就该好好学习，甭着急，文化部还要下调令才能让学生去拍戏，所以回来后也没觉得多了不起，还得夹起尾巴做人。
我的表演也被很多人描述为“面瘫式”表演，我自我安慰这是一种褒奖。很多强烈的情感并不一定需要激烈的表情和语气去表现，有时候停顿，甚至背影都能完成信息传递。关于这点认识，我首先要感谢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导演，1996年我跟着他排《哈姆雷特》，读台词时，开始一直在模仿孙道临老师配音的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语气。林导说不是这意思，他让我快速地朗读台词，然后突然喊停、再说，快速说，再停，反复让我体会那些节点对语气的影响。后来日本导演太田省吾邀我去演他的另类舞台剧《水之驿站》，表演方式很特别，慢得出奇。训练的时候，比如喝水动作，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起来，一直送到嘴边，大概就得小2分钟，走路也是，这一步抬起来再落下去，大概30秒就过去了。这些让我悟到一点，表演中停顿的力量，看似没做什么，但气没有断，反而牢牢掌控住了剧情的节奏。这种停顿，慢慢化在我的创作习惯中。
倪大红
演员要有对艺术的鉴别力，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我这种表演风格也曾在国家话剧院被打击过，说中戏分来的怎么这么演戏，让我滚蛋，但当时我坚持住了，那个导演最后也认可了我。不过很多新生代演员还没有话语权，有时候我能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很闪光的东西，但导演不用，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些放大，也很着急，导演一定要懂表演。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好像变得很单一，都在电脑和手机上。做演员平时一定要多观察生活，我下过乡，赶过马车，也种过菜，我知道土豆是怎么从地里刨出来的，除草时如何区分出韭菜，还有割麦子的动作其实是很漂亮的。城市里商场、地铁、酒吧、乱七八糟的场所都应该去观察，记录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一点点地把这些碎片积累在脑子里，以后都能用到。
我曾经玩过一个万花筒，里面全是各种玻璃小碎片，你怎么转都会形成一种不同的形状，非常好看，所以我至今还在不断地吸取，很留恋万花筒里那种碎片组合起来的千变万化。
陈坤和周迅让我给山下学堂的学生们讲讲课， 我说我不太会讲课，只能分享一些故事。如果从专业上说，我最想告诉这些孩子的，就是塑造角色时，一定要忘掉你的声音、忘掉你的形象、忘掉你的形体，忘掉第一自我，释放人物的自我，想不到该怎么演就去借鉴你身边熟悉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做演员一定要简单，你只有简单才容易接受，才能更快进入别人的体系。这就是老师当年让我们做回一张白纸的道理。
表演中的创造力其实是建立在走心的基础上的，你只有真进去了，从角色的角度去思维，才能出现一些即兴的东西。比如苏大强要喝手磨咖啡那一段，剧本上是没有的，他的“作”是出于没安全感，想用这种方式引起儿女的关注，试戏时我就有了这个创意，演着演着就带出来了。真走心了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有时甚至忘掉镜头在拍我，很多摄影为此挨骂，导演说你怎么抓不住他让他跑了。还有一次是拍《大明王朝1566》时，我有一回忘词了，但是整个人还在严嵩的状态里，情是真的，大概有一分多钟，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说忘词了。下来以后，张黎导演说你刚才那段表演非常棒，希望你能经常回想起你忘词时候的那个感觉。
倪大红
刚接到《都挺好》剧本时，我就觉得这个戏不一般，它把现代家庭的矛盾给揭示出来了，不敢说的事都说出来了，可能会有一些争议。苏大强这个父亲比较复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威严形象，任性、什么都敢干，作为演员，我就有很强的创作冲动。其实像《战狼》里的黑社会大佬，或是《天盛长歌》中的帝王，都有其人设的形式感，跟我有距离，我一直想找一个能把浑身上下这些骨头节都放松了，彻底施展拳脚的角色，苏大强真让我赶上了。把握这个角色其实很累，你要作，又不能太极致，不能让观众恨他，适当往回拽点，让他有一点可爱。拍完我们还担心有些段落会不会被删掉，都没想到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能把苏大强这样一个老头儿演活，我很欣慰，但同时也产生一种担忧，我下面的戏该怎么演，再接什么样的角色，才能超越这个苏大强。可能遇到一个好角色，圈子里的人会说表演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观众说，不行，还是苏大强好。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还是先回去演演话剧滋养一下，也该在舞台上活动活动筋骨了。5月中在保利剧院演林兆华的《银锭桥》，7月份要上一部新排的以色列经典话剧《安魂曲》，由以色列导演指导。
有人说我是老男孩，身穿豹纹T恤，脚踩一双AirJordan，其实我真没刻意地要和时代同步，就是无龄感吧，老觉得我到现在也没有长大，很天真。当年在实验话剧院时，拍戏之余就爱和年轻演员们去网吧打CS，到现在也会玩一些手游，喜欢AirJordan是因为我上学时就爱打篮球，是中戏篮球队的后卫。我不会给自己什么身份束缚，到现在还处在我学习、我看的状态，进到一个新剧组，我看郭京飞、看姚晨，观察他们的表演，还是会有好奇，永远在接受新东西。当然穿潮牌还得能驾驭，驾驭不了不如别穿。
最近参加了不少活动，心里老回荡着苏大强那句话：我想静静。天天老是在忙忙乎乎，就觉得一片迷茫，不知该怎么面对，眼神是浑浊的，只有在独处时才觉得自己是清澈的。我经常坐公交车、坐地铁，戴个口罩，有时候为避免堵车，有时候就是玩，赶上双层巴士，就从这头坐到终点站。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去国外自驾游，也可能骑摩托，玩几个月，跟流浪似的。
我挺酷的，我估计我还得一直这么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