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小辫子
多年后，万玛在新片《撞死了一只羊》中让主人公金巴从结冰河面上的倒影进入梦境。“我抽出刀子，玛扎像捆草堆顺墙角倒了下去—醒来外面阳光灿烂，白花花的太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想：该下车换轮胎了。”（《杀手》，次仁罗布）
十多年前万玛从北京迁回西宁，人变得轻松。双肘搭在桌子时，他像一只伺机而动的毛绒动物，抓头托腮，总是微笑注视人，不怎么爱说话—那副嗓子在老友面前常用来哼唱怀旧金曲或者咕噜出圆舞曲般的藏语，这回因电影宣传而被迫动弹。他轻扶一头栽下的花盆，也不动声色将松垮覆盖咖啡勺的纸巾卷起卷起卷起，闷死勺子。
回老家偶尔会见到过去的同伴，万玛与他们交谈往事总有些隔阂，“像鲁迅在《故乡》中想象闰土”。亲人还留在老家昨那村，他们不习惯西宁的城市生活，万玛带我们返乡拍摄照片，也看望他们。去村庄的路上河流多半干涸，空气中弥漫焚烧杂草、枯枝落叶和垃圾的味道。电商、联通移动宽带上网手机上号的标语竞技，包治结巴、彩钢厂小广告见缝插针。路边堆积大块从黄河挖出来的石头，城里人要买回去放在门口做摆设。有一段时间电站蓄水截流，外来关系户去黄河里抓鱼、淘金。还有一帮人说山上有铜矿，挖了一阵后无功而返。昨那村的房屋翻新不久，是新农村的一致风格。
坐在家中大幅布达拉宫十字绣之下的沙发上，客人被一盆盆馍馍、凉皮、羊肉投喂，砖茶斟满，刀子递上，万玛让学着使。去后山拍摄的路上，家中奶奶拦住隔壁人家叫喊的藏獒，待人过去后带着孙子在矮墙下坐定，在大风里等人回家。前一天，万玛换上华丽西装顺从地在外人眼中的藏区元素象征—塔尔寺中给眼神、比手势、装沉思，任由游客和转经者包围，过后又以“80年代的流氓装扮”在庄稼地中寻找雄性气质。他横穿公路，跳入田埂，在一截截枯黄坚硬、去年收割完的农作物残骸里叉开双腿叫唤。摄影师试图让他身体里的老虎一跃而出，他却只给了一记闷声。
没把他逼到极限，永远没脾气，德格才让说他只见过万玛发过一次火：跟机员非要吃一碗牛肉面，带着机器走了，全剧组等着他。拍摄需要的天光快没了，他吃了一碗又一碗，嚷着要加肉。万玛冲过去要打他。
万玛才旦最近的电影源自偶然看到的一部短篇小说《杀手》，他感到叙述方式新颖，买下版权改编成电影，并融入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保留了司机路上遇见杀手的主线，编织枝蔓：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杀手金巴即将找杀父仇人报仇，两人上路。万玛决定让司机与杀手有同一个名字—金巴，在藏语中是施舍的含义—一人两面、互相补充。
万玛的写作常从一个点开始，只要有了灵感—高产也得益于此，没有框架与梗概，任其发展。比如，“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万玛依一个念头写下小说《塔洛》的第一句。塔洛9岁能背《为人民服务》，腔调如诵经，人生非黑即白，重于泰山或者轻如鸿毛。小辫子是他的身份标识。以前许多没经过学校教育的藏民以藏语注音、背诵语录的方式学汉语，因不懂含义、说不标准闹了不少笑话，平时也用不上。上中学时有些老师靠《新华字典》学汉语、背注释，万玛听说其他中学某位老师汉语特别好，标志是能准确说出哪个字在字典的哪个位置。
万玛曾经相信生死之门会打开，现代理性渗入后有所思辨，在小说中他重构那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呈现出混沌、松软与诗意。影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互相渗透，文化与身份失落。他曾拍摄纪录片《末代防雹师》，片中藏族年轻人认为吟诵和仪式的古老韵律无法赶上时代的节拍，持续的坏天气使邻县采用更激烈的措施—三七高炮来抵抗，科技与古老的法术一争高下。
万玛才旦
河流与岸
如今坐两三个小时飞机能到拉萨，在万玛看来这简直有些荒诞。飞机有如佛教预言中的铁鸟，于是他给新片设计了一个结尾：司机入梦，推开凶手的家门。秃鹫吃掉死羊，天空中飞机飞向太阳。梦醒，司机回到车里，重新回到公路上。
观众喜欢问万玛到底什么意思，他仁慈地设计一些提示、细化有可能的主题并给出一个说法—影片有关复仇、救赎、未来和希望，关于梦。藏族有谚语：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它也会成为你的梦。松太加在新片映后对万玛说，这是最接近他小说气质的电影，淡化剧情，没有清晰的答案，“藏族有一句谚语，小偷只有一个罪，但失主是一百个罪。失主怀疑很多人，扮演有罪之人。”松太加认为影片在传达这个。
松太加前年也回到青海，女儿户口在那里，她就要高考了。松太加正在筹备一部关于南方家庭变迁的影片。早年绘画时他的兴趣与万玛类似—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人的精神变迁，但现在他认为这些是“掌握不了的事”，痕迹像在刻意夸大，观念过时。“河流当中岸的变化不知不觉”，藏民也有享有现代化的权利。他能从万玛身上看到使命感，但使命感这东西太庞大了，他“不敢接招”，也不愿意藏族影片都被归为苦大仇深的严肃一类。哪一天也许他会拍科幻题材。
对于“藏族导演”的身份问题，松太加说了一位画家朋友去国外参加巡展但作品被单独列展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这是不让一个拳击手在同一平台上参加真正的拳击比赛”。万玛认为身份有时是一个限制，“藏区也有这样的误解：电影能去国外电影节、获奖，就因为拍的是藏族题材。”有时路演碰上带有刻板印象的提问，万玛只能一笑了之。
常有人用影像讲述藏区的故事，用风景明信片的方式加以描绘。1963年的《金沙江畔》讲述藏族人民如何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皮绳上的魂》中，来自卫藏、安多、康巴等不同藏区的角色操着各自的方言自如地交流，完成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2017年的《冈仁波齐》，凭借现代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获得了近一亿票房。松太加执导的《阿拉姜色》同样是发生在朝圣路上的故事，描画普世的个体情感与命运，排片占比0. 5%左右、票房两百多万，看完《冈仁波齐》后，松太加觉得“人精神层面需要这些，就像几年前开始流行戴手串。构建一个想象的西藏，补偿所缺失的信仰”。
拉华加正为新片找投资，影视行业今年不景气。他小万玛20岁，是《塔洛》的执行导演，执导影片《旺扎的雨靴》，讲述藏地农区的小男孩为一双雨靴而奔波的内心波动，并未涉及藏语电影中常见的对信仰和宗教的探讨。
松太加的电影基地在县城里，去年班主任找他喝酒，告诉他县里选择大专院校影视方向的学生两三年内有六七个人，之前基本都选择师范类院校，就业岗位饱和，毕业后只能做点生意。万玛和松太加都有自己的影视公司，带动拉华加这样的后辈们从事电影行业。万玛的弟弟也去剧组拍戏了。早期影片中万玛常用非职业演员，喇嘛和一位小活佛也被说动参演他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
2005年的影片《静静的嘛呢石》讲述身处偏远寺院的小喇嘛过年回家被电视吸引的故事。小喇嘛大约是万玛小时候的样子，对什么都好奇。藏戏演出结束后，演员穿着戏服跟着录音机中的流行乐跳迪斯科，老人们走了，戴着孙悟空面具的小喇嘛站在那儿看着。法会要开始了，父亲要带着《西游记》DVD回家，小喇嘛从寺院追出去找父亲要了空盒子，并将孙悟空面具藏在胸前，试图留住些什么。
片中的小喇嘛两年后还俗了，万玛觉得改变可能跟电影有关，也跟自己有关，便跟拍纪录片，“之前的生活跟现在比的话就像天和地”，小喇嘛结婚生子，跑出租挣不着钱又回去放羊，有了第二个孩子，羊开始生产，小喇嘛参加村里文化班，补办多年未办的结婚证，还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希望孩子上学、识字、过上好日子，一如所有世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