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最早关于孤独的体验是放羊，山上空无一人，时间绵长。收音机里播放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制造出另一个时空。村庄旁的两座山峰远远望去，似乎人能从一个山头跳跃到另一个山头。
安多藏区黄河上游的村庄是他长大的地方，山上是草原，山下有大片庄稼地。万玛上小学的某天，国家水利人员浩荡进村勘测，山峰间距离短，有建水电站的优势。十多年后，施工队涌入村庄，带来了澡堂、电影，村庄犹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工人与村民间买卖鸡蛋、牛羊，村民盖房子租给外来民工。一些牧民卖掉牛羊，走到山外，找到了更划算的工作。
家人叮嘱万玛好好念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就不用回来了。爷爷也这么想。他宠爱万玛，相信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有大量经书的宁玛巴僧人的转世，为他买下收音机和一箱连环画。万玛发表小说，偶然地得到机会去北京学电影、成为导演。
在老家拍摄改编自自己小说的《塔洛》，2016年底上映，大概也在这个季节，残雪零星散落山脊上，草开始生长，狂风夜以继日。电线杆一直通往山下，牧羊人塔洛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下山进城拍摄身份证照片，失去小辫子、金钱和好记性。推着半路熄火的摩托车往回走，旷野中他握住点燃的炮仗，将惩罚施向自身。
喇叭裤
1980年代，水电站完工之后工人回城，房子空置或被拆掉，但世俗氛围一旦打开便没有再关上的理由。人们渴望财富和脸面，代表荣耀的服饰一年可能只穿戴一次，却可以花掉整年积蓄。信仰同样可以攀比，这户放生了十头羊，另一户就要放生十头牛。
有些老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庄，他们没有进城的理由。万玛初中开始在县城念书，那里丰富而令人向往，县里初中只有一个班级，能从村里小学考上的仅三四人，一批批被淘汰的同伴们留在家中，继续种地放羊的宿命。
上中专时，课本强调的唯物主义让万玛疑惑，人是否真有转世、灵魂是否不死？他曾经深信超自然的力量，见过降神仪式、防雹师斗法—高原天气变化无常，庄稼成熟的那几天，村民聘请防雹师作法将乌云移到别的村庄。雹暴逼近时，防雹师身佩宝刀、口念佛咒，一夫当关。从那时开始，他渐渐偏向神秘主义、不可知论，他的信仰已不再像村人那般“纯粹”。
作家端智嘉在万玛所在的中专教书，边上课边抽烟，常在藏区的杂志《章恰尔》《西藏文学》上发表作品，他的《青春的瀑布》被认为是藏语当代自由诗的开端。端智嘉嘲讽传统观念，倡导婚姻自由。1985年，32岁的端智嘉打开煤气自杀。有人说他在以死唤醒愚昧、落后的民族。
端智嘉身后，他的作品成为1980年代藏区学生们课间几乎最重要的话题。学生背诵端智嘉那些成为范本的散文，在作文中模仿着用一些华丽的词汇、语句。在曾经同校的作家德本加看来，这种模仿或许就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动力。典型的阅读体验是这样的：在文学杂志上看着作者的名字生出羡慕，想象自己能否因写作而出人头地。作家地位神圣，在县上发表一首诗就能成名，被归入文化名人一列，也许被调入文联，命运从此改变。
学生都有些愤青，青少年时期的叛逆由内而外，留长发—街道上被抓住要被剪掉，穿喇叭裤，比较谁的喇叭更敞开，不可一世。那时正学习诗学，有人便将讽刺写入格律诗中：他穿那条裤子，走过去，马路就不用扫了。整治犯罪时期，学生都要参加广场上的公开审判。卡车在村庄中游行，喇叭里的喊声回荡，犯人们胸口挂上牌子。县城法院门口的牌子曾经是万玛单调生活中的一个阅读兴趣，白纸上的毛笔小楷写满某人新奇的涉案细节，每隔一段时间会更换一批。
万玛还记得隔壁宿舍有两个人吵架，过后那人在黑处等着另一人下课回宿舍，悄悄走过去，捅了十几刀。刀子是买的，或者厨房偷拿的。为了抢救伤者，一些学生被叫到医院抽血，抽完血后开小灶补身体，最后那人还是死了。捅人的学生被抓。宣判那天，通知所有学校学生都要参加。万玛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在离行凶者很近的位置。万玛看到他在笑，对着学生和老师笑，笑脸惨淡又伤感。
“就在罗丹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切忠在尼玛拉姆的搀扶下走出了医院。当她俩缓缓地走到十字街头时，罗丹的母亲切忠似乎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在万玛后来的小说《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中，“我”依老家熟人给的素材构思了结尾，而那人所说的故事实际是，被怂恿、逼迫而不得不常偷盗的罗丹在死刑前咬下母亲的乳头以示愤恨。“我”下决心回去后将它写成小说，那人像是嘲笑似的看“我”一眼。
“好好地体验体验真实的生活吧，不要再挖空心思、自讨苦吃地编造那些个故事了……”
万玛才旦
去北京
中专毕业后，万玛被分配到小学当教师，爷爷觉得可以了，这辈子就这样过去吧。万玛各科都教，晚上独自在学校批改学生成堆的作业，以看书、写作排解孤独。他写下第一篇小说《人与狗》：看护羊群的狗吠声悲凄古怪，人觉得不祥，抡起木棒打死了狗。次日几只羊倒在雪地上，与狼搏斗的狗血肉模糊。追踪暴力的来源，也许与境遇相关，万玛举欣赏的作家余华为例，“他的小说把暴力细节放大让人不舒服，冷冰冰的写法跟他早期经历有关，家在医院病房后面，他是牙医，每天要面对病人的口腔。有人说余华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
四年之后想考大学，单位不肯上报材料，万玛写下愿意自动放弃公职的保证书。在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专业，他将《人与狗》拿给老师看，老师说稍加修改可以拿去《西藏文学》那样的杂志发表。他诚惶诚恐寄出小说，学期快结束时收到了样刊和稿费，在班级里引起一阵轰动。毕业后万玛被分配到州政府当公务员,老家的人看待他有了些不一样。
上班时间签一些合同，盖一些章，在同一个职位上消磨了四五年。生活又回到了程序化的单调里，尽管不满意，但有了自己的家庭，他有些顾虑，以写作作为出口似乎稳妥。想去其他地方当老师或者编辑只能再考硕士，水涨船高，别无选择。硕士时在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万玛去北京电影学院校园转了转，并询问了学费。
回青海后，万玛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申请了去北电学电影，因为创作内容新颖，很快被批准。受儿时收音机、连环画、露天及县城电影院中电影的声音与叙事影响，他感到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天赋，便顺着模糊的方向改变一眼可见的生活。
去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跟到圣城拉萨的距离差不多，遥不可及。村子里有一两个去过拉萨，他们骑马去，走着去，磕长头去，那是一生的荣耀。万玛转而朝东走。
1990年代，导演松太加和万玛在当地文联笔会上初次见面，两人都喜欢新鲜的东西，创作有一些先锋性、实验性—后来才知道，这在内地文坛不算新鲜。第二回开会时两人便偷溜出去谈论电影。“万玛的魄力特别厉害，”松太加回忆，“那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到北京学电影，电影门槛太高，北京都是精英人士，北电听说过，但门都没见过。”松太加在西宁的时候没有手机，画室在一个村里面，万玛想找他却错过了，十天后在街上遇见，万玛说已经联系好了北电，问他要不要去。“我不可想象。”松太加说，他们走过繁华的十字街口，太阳下山了背对光线接着聊。松太加顾虑家中母亲、学费，以及所有未知的东西，但万玛蹚出来了，“可能性在了”。
碰上“非典”，计划只能搁置。万玛从学校放假后跟松太加在小电视机上看影片，他告诉松太加，电影好像不是当初我们理解的那样，没办法描述，你去了就知道了。2004年，两人坐绿皮车上下铺提着大箱子走了很长一段路到北电门口。松太加进了摄影进修班，蹭万玛所在文学系的课程学习剧本创作。万玛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也被叫来念录音系。他跟万玛同在西北民族大学念过书，在学校有自己的乐队。
三人在北电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房租是个困难。每天拉片，从盗版碟中补上法国新浪潮、好莱坞黑色经典、伊朗电影及各种，万玛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每天松太加醒来时万玛在看书，松太加睡了，万玛还在看书。
如果没有继续念书、从青海出走，生活会是怎样，万玛说自己从未设想过，但也不难想象：教书几十年，退休；或者公务员职位有些变化，然后退休。松太加跟万玛经历相似，牧区长大，小学任教，电视只有中央一台，没有网络，靠阅读打发时间。领导认为松太加教得好，调他到县里。松太加满以为被重用了能有番大作为，到县里后见一帮老头成天一块儿看报纸、喝白水。
看完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松太加恍惚了一个礼拜。
台湾渔村年轻人跟他老家县城年轻人一样，每天在街道上游荡，打架、泡、无所事事，想离开那片土地但没能力，只能困住，跟长辈、传统、时代格格不入，在别人眼中糟糕透顶。他感到电影似乎不再遥远。等到万玛拍摄第二部长片《寻找智美更登》，松太加和德格才让分别担任摄影师和录音师，那是三人的第一次合作，之后相继执导了影片。
带着所执导的影片再次回村庄放映，万玛仿佛回到儿时挤在大人堆里看露天电影的场景。每个月放映一两场的露天电影是少有的娱乐方式和聚会理由，小孩走出家门，年轻男女相识恋爱，也有人带着弟兄在人堆里寻到平日见不着的仇人了结恩怨。放映最多的是革命题材影片，万玛看着白布上一部战争片中死掉的人在另一部片中再次出现，他有些恍惚。电影为他造梦，从黑白到彩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