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
去年，蒋雯丽演了一部电影，叫作《流浪狗之歌》，更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音乐剧，类似歌舞片。起初，递到手上的剧本，让蒋雯丽以为只是朋友托付帮忙看看，提点意见。“我说你这够难拍的，这么多狗你怎么控制？”没成想，对方紧接着便问：“你来不来演？”蒋雯丽很吃惊，她没演过。
银灰色的齐刘海假发，蓬松的绒毛外套，灰色的毡毛帽上缀着一撮俏皮的紫色羽毛，鼻尖上还点着黑色圆点。以上便是蒋雯丽在戏中的装扮，为的是更贴近动物的外形。“人扮成狗。”蒋雯丽说。她在片中的角色是“皇后”，流浪狗的皇后。
这部电影的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是立陶宛国内最高戏剧大奖的获得者，也是欧洲知名戏剧节的常客，舞台剧作品《新原野》曾在中国演出。蒋雯丽虽然没有亲临现场，却也听过不少对于这位导演的赞誉，说她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者。蒋雯丽觉得，不管是演员抑或从事其他门类艺术的工作者，“都要保持像小孩一样的玩的心态”，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尝试并不意味着冒险。多年积攒起的除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就是建立与稳固自我的审美标准，这是蒋雯丽选择时的底气。“不见得这个作品就一定那么适合你，但是你没有各种尝试，也就没办法去发现自己的潜力。”她说如果把每一件事都当成工作，一板一眼地较劲，是会丢掉些滋味的。
锅里加水，烧开后把清理好的鱼放进去，烫15 分钟，随后将鱼取出装盘，葱姜切丝摆在鱼身上，再淋蒸鱼豉油，最后就是一勺热油浇上去。这是蒋雯丽向吴宇森导演学的，吴导酷爱做饭，无论多晚回家都要亲自下厨。
蒋雯丽说她发现很多导演都特别会做饭，而烹饪与创作之间也有着微妙的相似：“脑子里要相对比较清晰，做这道菜，用什么原料，最后要达到怎样的口味和效果，怎样调和最好，色香味俱全，一部电影也同样是。”
蒋雯丽
蒋雯丽从少女时期便开始下厨，她也不清楚为何家里人如此信任自己。大姐切菜，二姐洗菜，叫她来炒菜。多数时候做的是家乡蚌埠的家常小炒，具体做了哪些菜，现在都已经记不起了。但她记得家里的碟子都是白色的，是姥爷喜欢的。那个年代，除了饭馆，寻常人家少有选购白色的碗碟，几乎都是花的，可姥爷却独爱一抹白，姥爷说只有白色的碟子，菜放进去才会好看。
蒋雯丽深得姥爷关于美学的影响，或者说是生活方式上的影响。“喜欢美，喜欢收拾屋子，就是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美，布置得让自己觉得舒适。哪怕是剧组拍戏，都是在那种叫招待所住的，那时候还没有宾馆呢！就那么一间小屋子，很小的，我也给它铺上布，弄上一点什么花之类的，很温馨的。”要不然她觉得很冰冷，一待好几个月，也算是个临时的“家”。
有些东西，年少时沉在水底，之后随着时间才渐渐浮出水面。还有少时的记忆，琐碎的、安宁的，只有当我们不再眼见时，潜意识里已经埋下的线索，才会引领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我们以为的失去，或许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直都在。
拍摄《悬崖百合》时，蒋雯丽曾经历过一次危险，那也是她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她在当中饰演一位保育院教师。当时，拍摄的场景是蒋雯丽指挥孩子们合唱，地点在一处悬崖边。景别不大，摄影机与她离得很近，没什么可供挪动的空间，更何况她是背对着悬崖的。彼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忘了自己的位置，一步退后，直直地栽了下去。“我都在空中转体一周了，你想得多高吧。”当时蒋雯丽觉得好像有一双手托了自己一下似的，下坠的过程中她剐到了树枝，转了一圈，落地却一点都没有伤。“我就想，是姥爷在保佑着我。”她说剧组的人吓坏了，又张罗着抬担架，又要送医院，她站起来拍了拍土说没事，继续拍。“你心里头有那个爱在，它就不走。”
“我觉得演员都希望能够塑造不同的角色，而不是一种角色。如果塑造的每一个觉得都是自己，或是和自己一样，可能就像天天吃同一道菜，会有点索然无味了。”蒋雯丽说。
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被离间在现实之外的理想主义者。她坚持自己的歌唱理想，想着要一路唱出县城，唱到北京，最后的终点是巴黎歌剧院。尽管她最终向生活妥协，但似乎心中有梦，一直没有熄灭。蒋雯丽说，王彩玲让她体会到表演是一座山峰，而自己是在山脚下匍匐。
蒋雯丽
“因为你完全地，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蒋雯丽回忆，“你觉得那真的是在创作，是一个整体的氛围，不光是你个人演的角色，还有剧组的一个环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让你感觉到，你此时此刻是在往你那个……因为艺术是你的信仰，你在往你信仰的地方前行。但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可能会演了这个、会演了那个；换一个样子，换一个角色，换一个挑战。但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在里头那么长时间，而且是那种极致的投入，甚至于让自己都很痛苦的那种投入，还是很少的。”
40 岁之后的蒋雯丽，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2007 年，凭借电影《立春》夺得第2 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2008 年，凭借《金婚》拿下第14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又在2010 年，凭借导演处女作电影《我们天上见》获得第14 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和第1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我觉得做《我们天上见》的过程就是寻找，也是让我自己重新回到一次童年。因为我觉得找自己，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找，从初心、从初始的地方出发，一路找下来，后来就停下来了。”蒋雯丽形容，那时的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找不到自己，又像迷失在茫茫的世界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过，只觉得每天时间过得都很快，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才合适。“所以静下来就想说，如果要是明天死了，我有什么遗憾呢？于是就想做一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内心。”转眼间，又过去了近十年。她说：“现在再继续找，我觉得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寻找自己。这次我再找的话，可能就是从中学以后再找，这也是我的想法。”
这十年间，是儿子的成长期，蒋雯丽不想错失他的任何变化。孩子成了蒋雯丽生命的标尺。“他的长高意味着我的变老。”蒋雯丽说。从去年到今年，身边有很多的人离去，父母年纪也大了，自己现在也会开始思考这些，有时间就会看看这类书，然后就想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觉，找到自己的一种平静，找到生命的真相。”蒋雯丽说。
小时候觉着时间过得很慢，蒋雯丽坐在屋子里，看着夕阳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她说或许是因为当时自己“特别休闲”。外部世界始终是流动着的，潜藏着许多美，只有一个人内心平静时，才会观察得到。“否则你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虽然它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