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觉
我不喝酒，但是开了三年的酒吧。这家店起先是为了给我们一起玩摩托车的朋友们找个聚会聊天的地方才开的，位置距离我家很近，临街好找，我把它当成一个与朋友的据点。我没想到它现在竟然成了网红据点，这让我有点儿措手不及。
其实你们喝的那个叫“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酒是一大群人一起做出来的配方。那时候我们经常在酒吧里策划电影，然后我请大家喝酒。后来某次起哄，我们一群人把苦艾啊，野格啊跟薄荷柠檬倒在一起，就成了这个味道很特别的酒，我就用电影的名字给它命了名。
现在这家酒吧成了年轻人的俱乐部了，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去年廖凡的电影《江湖儿女》上映，里头有个酒叫“五湖四海”，就是各种白酒倒在一起，每人干一杯。我们还用白酒和洋酒混在一起，做了个“江湖儿女”。
我喜欢《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电影，尽管有人批评它。从前期筹备拍摄到后期宣传，我都花了很多精力去投入，得到的结果也是和我的期待吻合。这部电影在纽约放映的时候，互动的环节现场有个女观众站起来讲：它是一部属于我的电影，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部，她是了解我的。
很多人觉得我跟毕赣是老相识，其实不是。我们都是陕甘宁的人，在他拍《路边野餐》之前我完全和他没有任何交集，甚至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
看完《路边野餐》之后，我跟廖凡就坐在咱们现在说话的这个位置聊天，从晚上到凌晨。在那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了一部文艺作品和朋友讨论了，还讨论了那么久。之前被文艺作品触动之后，我最多在网上记录一下个人感受。我们都明白，现在不是崇尚聊天的时代了。
是我主动去找的毕赣。我跟圈子里的人要了他的联系方式，他除了电影上映的时候，其他时间都在老家。后来他来北京剪片子，说没来过北京的酒吧，我说你没事可以到我的酒吧喝酒，我们之间就聊了一些很碎片化的东西。我和毕赣年龄差距很大，但也许是因为都是小镇青年的缘故，互相之间很容易沟通。我们聊的东西根本不深奥，甚至没有内容。如果外人看到我俩的聊天记录一定会疯了，就是无数的“哈哈哈哈”有来有往，内容全部淹没在“哈哈哈”里面，你要不停找才能找到，找到了也未必看得懂意思，但是我们之间懂，这就够了。
我是个很少主动的人。从业至今，我只有两次主动冲出去做别人的枪，一次是跟徐皓峰合作《师父》，一次是面对毕赣。
黄觉
我希望别人注意到我，又不要成为人群的中心。比如说我不喜欢聚光灯，让我去演话剧，参加活动，做演讲，我内心都是抗拒的。包括我长到现在这么大，从来不过生日，我不喜欢张罗，我无法让自己站在一个地方接受大家的注视，这一点我真的说服不了自己。
我对这个世界有想法。我可能会用文字或者是影像来记录生活，来展示看到听到的一切，所以我的表达欲还可以。但我有时候觉得我被卡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面了，成了一个矛盾结合体，不说不痛快可又不想说太多。我可能就是大自然为了展现生物多样性而生成的一个样本。
做父亲之后，我的胆子变小了。开始我完全没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骑摩托车的时间在逐渐变少，再到后来我干脆不骑了，摩托车被卖掉或是送给朋友了。所有摩托车都处理掉以后，我想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不喜欢了？好像不是，就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想多花一点时间陪他们，不希望这种速度与激情带给生活任何一点点不稳定的威胁，或者某一点上看，我也不需要用玩摩托车来证明自己。
我是个真正享受家庭状态的人。以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看到小孩儿玩着满地丢的玩具，我会觉得那是灾难现场，看着都觉得要崩溃。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他们每天比我起得早，伴着他们的吵闹声音起床，看到一地乱丢的东西，我竟然觉得那是天使的声音在，地上撒满了温暖。
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婚姻，但是我明确知道我需要孩子。我知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是千百万种的，可能会变淡，但他们对孩子的爱往往不会变，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一定完全对。
我很庆幸我妻子也爱艺术。她有时候自己做导演，拍一些视频短片，这是她的爱好，我支持她。我不介意她做导演做演员还是做编剧，这都不是问题，我们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够了。
我青春期漫长，特别漫长，甚至一度觉得我这辈子都是青春期。直到有了孩子我才发现，青春期真的不值一提，长大成人才是生活的主要篇章。
黄觉
演员之于我就是一份最普通的工作，普通得就像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白领那样寻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做演员能让我方便地控制自己的轨迹，感受安全感，而且我享受塑造人物的这个过程，需要的时候锋芒毕露，不需要的时候就把自己藏起来，散漫生活。
我只会跟同类待在一起。比如说，我跟廖凡住邻居，旁边还住着张歆艺和袁弘夫妇，我会管他们叫“双职工”，我们经常做一顿饭一起来吃，有什么有意思的作品也一起聊聊，偶尔一起拍拍电影，比方说这次的《雪暴》。
小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做演员这行。我不够开朗，不喜欢应酬，自身的性格也给自己做演员设置了层层障碍。还好，在拍了一段时间戏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只是在很小的一个团体里，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数得清的两三部摄影机对着我，还可以应付过来。慢慢习惯了，我也享受到了表演上的乐趣。
我拍照片也做音乐，当个摄影师或者做音乐人都是我曾经的人生预案。后来演员做久了，心生惰性：拍完一部电影或者从一个角色里面走出来就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想了，工作之外我只要休息，劲儿已经被卸掉了。在我看来，表演十分耗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散掉元气的工作。
拍电影就是把自己从生活的世界里面完全抽离，和现实没有任何交集。还好，我性格里面自己跟自己玩的部分就比较大，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也是我的一种表达。
黄觉
我从十几岁开始骑摩托车，现在不骑，也完全不想。这样的兴趣爱好，如今在我看来是舍弃掉也不会觉得可惜的。前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去一个富豪朋友家做客，他们看我闷，怕冷场，就主动来找我聊天，因为是很多年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喜欢摄影，喜欢收集镜头，就开始从摄影器材聊起，他们很懂也很有些收藏，聊着聊着看我还是很闷。后来他们把主题换成了我另外一个比较精通的领域：表。我就彻底迷离了，我不痴迷于物质，真的没那么在意，有兴趣有时间就拿起来玩玩，放手也不在意，因为它们都不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似乎更痴迷于艺术。这种艺术不光是演戏，也包括画画、读书、看电影等等。有时候一部艺术作品会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好像身体的某个地方突然被开了一扇窗，一束光射进来。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准确表达出来，或者是和别人分享，但非常美妙。我只能说看了某一部电影或者是读了某一本书之后，心里面像被凿了一个窟窿。
你相信吗？人真的会在某一刻可以看到神。毕赣说他拍《路边野餐》的时候找到了触碰神的一刻，我听他讲的时候非常羡慕。拍《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瞬间我也触碰到了神，身体里的内分泌一下子全打开了，多巴胺也全涌出来。那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第一次看见大海，那个瞬间我掏出手机，可是我该打给谁呢，不知道，即便打通了电话，这个瞬间经过我的匮乏的表述又归为平淡了。
无论是我决定跟毕赣、汤唯合作《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决定跟张震、廖凡一起拍《雪暴》，电影都还只有个故事梗概。单薄到只有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有叙事的结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就算是不给我透露任何一点信息，我也会立刻参与其中。我想成为一个工具，就像作者写作时握在手里的笔。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他思考的方式，这会给我极大的满足，我心甘情愿。
黄觉
《雪暴》是在一个挺残酷的环境下拍出来的，周围都是雪，冷得不行。最近有好几个剧组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觉哥，我们合作过，就在《雪暴》剧组，你还记得我不？真的，不是我不记得，而是那一整部戏里我就没见到过一张能露在外头的脸。
拍电影就是什么滋味都尝一遍，这一点在拍戏过程中会觉得很痛苦，可之后想想很值得。
我在酝酿一个“大篷车计划”，打算跟朋友一起做。大篷车上载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喜欢的音乐，电影和艺术，就这么一路拉着开到各处，让孩子们看到。比方说：一个孩子10岁，他在我们的大篷车里看了一部电影，没看懂，可是这部电影和别的电影不一样，这个记忆会封存在他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是听香港音乐长大的，从许冠杰开始，到四大天王，然后十一二岁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达明一派，觉得不一样啊，要是问我，到底怎么不一样了？那个年纪我形容不出来，可是又好像懂了，心里头就留下了一颗艺术播下的种子。就是那时候听到的声音，点燃了我的生活，让我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艺术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懂，但会触动。我想一辈子沉浸在艺术中，再帮那些需要的年轻人启动一个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