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
我算是成名早的导演之一。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口碑和票房都算是获得了认可，当年我29岁。成名早对一个导演来说没什么好坏，主要看你对成名这事的认识，看你是不是受到了干扰。成名太早肯定有一些问题，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建立得非常清晰完善，就比较容易被干扰，你后面要使更大的力量来修炼。但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当时的基本观念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价值体系已经清楚了，所以成名早这事对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会说根本的善恶是非变了。
其实我拍的并不是喜剧，我拍的是荒诞。我的人生里经常发生很多特别荒谬的事情，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些荒谬的部分比较敏感，就会把它变成电影里的部分，这是一种本能，就算你不让我这么拍，我也只会这么拍。但是以后呢，不知道，也许我想拍一些我有兴趣的别的东西，就自然转变了。
我每次要做自我介绍或者被人介绍的时候都很纠结：要不要加上我的作品？我每次都非常慎重地想，那些算不算是作品？这个时代好像什么都可以称之为作品，“ 作品”在我心里面还是一个挺崇高的词，不是你拍一个东西就有脸写这是作品，和块泥巴捏个啥也算作品。我觉得很多电影不能称其为作品，还在一个尝试和学习的过程中，做得不完整，只能称为作业。
如果一部片子比较丰满地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或者真是言之有物的水准，或者在美学上有一些自己的认识，那么可以说是作品。我自己拍的片子里，我挺喜欢《心花路放》的松弛、一段一段的小故事，作品性会稍强一些；《疯狂的石头》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叙事作品；《无人区》我还挺兴奋的，我能创造一种冷峻的世界，对我来说，它还不够极致化；《疯狂的外星人》呢，我想表达的东西也有，言之有物且有自己的电影审美在里面，可以算是一个补充。
宁浩
我给电影公司命名为“坏猴子”，因为我喜欢孙悟空。我从小就对猴子有兴趣，因为它是最像人的动物。我到动物园都是看猴子去，你看动物园里老虎都在睡觉，熊就在那儿待着，猴山最有趣，猴子们活泼，智商也高。大闹天宫的故事一直都是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学画画，第一张画就是孙悟空，3岁吧，照着小人书画的。
孙悟空是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难得的一个有性格的人物，它有性格，有智慧，而且有脾气；它还有能力，但不仅仅是暴力；最重要的是，它是为了信仰在奋斗。我觉得孙悟空身上有很大的悲剧性，它是一个最追求自由的人，但是最终还是要去完成成人世界的一个任务。但是它在取经的路上还是保持了个性。
被卷入成人世界是必然的，但是被卷入成人世界之后还可以保持一些自己的性格，这就要看你怎么找到中间的平衡。
我在现在这个年龄段，有一部分平衡是必需的，因为承担的责任比以前多和复杂。大方向上孙悟空也得搞平衡吧，不能说不取经了，撂挑子回花果山，这不行，该干的活还得干，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但是它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解决每一个困难的时候，还是自己张扬的个性起到绝对作用。
宁浩
但是，不该平衡的地方就不要平衡。电影创作不能玩平衡，该极致的就要极致，平衡没有什么好作品。电影是一个比长处的东西，不是玩均衡的，你可以全是毛病，只要你有一样特别厉害，但那样要特别厉害，就像孙悟空有金箍棒。
在这些年的导演生涯里，我每次做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最近我这么想这个问题，那我就试试看。对搞艺术的人应该宽容一点，他们的天性就喜欢东试西试，只有试才能探索自己、探索可能性。试就有成功、有失败，不是每个尝试都会成功的。最失败的是你不敢尝试，那就是真老了。我觉得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都一样，能够成为什么家的，首先所具备的一定是冒险精神。
我越来越不愿意考虑市场了，以前愿意从市场入手，因为那时候没市场。我拍《疯狂的石头》那时候，全年票房加起来可能才十几亿，现在所有人都在提市场，市场已经在那儿了，电影院建起来了，大家没事自己都会去看电影，培养观众看电影的习惯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用不着想市场的事了。
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我自己想说什么。我想说的东西一定有那么多人看吗？我也不见得想要那么多人看。愿意看的人看呗，不赔钱就行了。我对花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花钱很累啊，要是一部电影特别大的投入，你就别干别的，光管理这笔资金就是多么烦的事啊。
宁浩
现在电影成本的概念已经改变了。以前中型成本是两三千万，现在两千万是基础价格，算是低成本了，一个亿以下的投入都算是中型成本。过高的成本一定会把注意力放在特效、大明星上面，其实那些部分是电影的包装。
一个中型成本的电影想要成功，依靠的一定不是材料，是设计和品质。从产品属性来讲，电影应该面对最广泛人群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所以电影是有其普遍性的。其实艺术的精神内质不在于特效，不在于明星，而在于一个精湛的故事和精湛的拍摄技巧。这个部分不需要太大的资金，但是过小成本会导致作品简陋或者做不到。所以我认为，中型成本的电影投资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区间，比较合理的电影投资市场应该是枣核形的，中型成本的占大多数，高成本的和小成本的都是少数。
时代不同，现在拍电影不缺钱，但我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没人投资拍电影，那时候钱是第一矛盾，当时很多导演拍了很多东西了，就是没钱拍电影。后来我受到了刘德华先生“ 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资金扶植，《疯狂的石头》才拍成了。
我做完《心花路放》之后想，难道我以后就是一部一部拍下去吗？
我可以拍到老、拍到死，但是我从一个青年导演成长成一个新锐导演，再变成一个成熟的导演，也有一些资源在我身边汇拢，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交给新的、更年轻的导演，我们一起来创作？独木难成林嘛，大家一起做更好，就是很朴素的想法。所以我搞了一个“坏猴子七十二变电影计划”，扶植一些年轻导演做电影。这样做对电影本身是有贡献的，我对电影行业是有情感的，我对电影是尊重的，只要对电影好，我愿意多做一些工作。
宁浩
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个校训“薪火相传”，我上学时不明白这是啥意思，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我的老师讲过，电影是个手艺，所有的手艺都是师父带徒弟式的，传帮带这样下去，因为它需要经验或者某些条件才能实现。不动手打铁去，你永远不知道手劲该使多少。学校这种大一统的培训机制，讲点概念，说说镜头推拉摇移怎么弄，不是很完善。我觉得，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真正能够在市场里上手，缺乏一个过程，少一段训练。一个新兵蛋子训练得再好，直接扔到战场上，肯定一下就被打死了，这不科学，应该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带着你，告诉你哪儿有地雷。所以在学校与市场之间应该有那么一个带有实操性的环节。
我欣赏那些有独立视角、独立风格、有艺术家品质的年轻导演，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特别重要，因为拍电影是一个打仗的活，怕死怕累就干不了；还要有足够的本土意识和当代意识，有创新的能力，不要学美国那些玩意儿，那不是你该干的。你抄美国电影的内容和形式，说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你必须真的做到是“中国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特别的国情和特别的文化，如果不能够深切地了解这片土地，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创作。
我现在花不少时间给年轻导演做陪练，看着路阳做了《绣春刀》，文牧野做了《我不是药神》，牛涵做了《甜美生活》，曾赠做了《云水》，温仕培做了《热带往事》，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电影推出。
这让我感觉自己不那么孤单了，大家能一起聊创作是蛮开心的事情，人生的快乐不就是来自于这些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有价值呢？不外乎两件事：破坏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