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殷智贤
3月10日上午我告知家母刘江昨晚去世了，80岁的老母亲当即流下泪来，连说了两遍：“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老母亲紧跟着问：“他的孩子多大了？”
“三十了。”
“那就好。”
“而且孙子都有了。”
“也还算圆满。”
即使有儿孙满堂的福气，62岁猝然而亡的打击带给他的亲人的伤痛是任何财富、名声和权力都补偿不了的。这个时候，母亲首先关注的是这种哀伤。这是人的角度。但刘江毕竟是个获得了卓越社会成就的人，人们对他的注目还是因为他是时尚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那是属于江湖的。
至此，当年《时尚》创刊时的八个元老全部离开了时尚集团，这其中，两位创始人吴泓、刘江和第一任《时尚COSMO》主编高晓红都已辞世。
对于时尚集团，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回望26年前的那个夏天，《时尚》创刊之际的一切和今日种种，其间相隔的不止是一家传媒集团的演变历程，亦折射了我们身处的这个大时代的悲欢沉浮。
有希望就有一切
时尚创刊于1993年8月8日，我去《时尚》应聘是1993年7月26日，在东单西裱禙胡同54号，一个只有南北两间房带一个厕所的小院里，当时面试我的是身为副社长兼副总编的刘江。
看了我在其他媒体上发表的豆腐块儿文章后刘江说：“你明天来上班吧。试用工资200元，转正后400元。”那时我虽已从国企辞职，但做自由撰稿人一月的稿费也有400多，《时尚》的工资即使在1993年也是很低的，可以想见当时有多穷。但我并不在意，只问了刘江一个问题：“我写的东西可以发表吧？”
刘江说：“那当然，咱们自己的杂志。”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这话时的神采飞扬，那是满怀希望的人才有的神采。
后来又见到了酷似马拉多纳的社长兼总编吴泓，同样的充满活力。那一年吴泓30岁，刘江37岁，我25岁。后来又来了高晓红，比我还小一岁。加上比我早到的张波、艾民、张稚玉和孙占涛，就是《时尚》创刊初期的八个人。
第二天我就上班了，由此开启了我在《时尚》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曾经我和刘江开玩笑地说：“现在很多夫妻的婚龄都不如我的社龄长了。”
刘江去世后，我和吴泓的遗孀谈起能一直留在时尚的原因，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个性都很强，如果不在《时尚》这个团队，个性都需要大大收敛才能与人和谐相处，吴泓和刘江意见有分歧时也吵得很厉害，但我们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点：有媒体理想，而且为了理想的实现都是舍得付出的人，因为有共同的事业目标，又有责任心，在大局面前，所有的小节都会被包容。
创刊初期的《时尚》有多穷呢？
没钱买办公家具，就去上级主管单位《中国旅游报》捡人家不要的旧家具；没钱发餐补，就找了一个阿姨每天中午来做饭，解决员工的午饭问题；后来没钱发工资了，吴泓、刘江就回家取存款，后来没钱印杂志了，吴泓四处借钱，最后是招商局的张宜冰总借给我们五十万，《时尚》才没有半路夭折；
这种日子过到了1995年，年底，《时尚》终于有赢利了。从来没有发过年终奖，那年到底要不要发？
吴泓找我们所有人（十余人）开会商量说能不能不发年终奖，将现在30%彩色70%黑白的《时尚》杂志改成全彩的。没有任何争议地全体通过！这是那时候的时尚人。有些创业团队通常是在有赢利的时候分裂的，深究原因，还是各人目标不同，又无法达成共识。
在《时尚》最穷的那段时间里，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义，我们所有人都身兼数职，本来我和晓红是编辑，但后来也得拉广告，我还负责每月给我家门口的书报亭送杂志，当发行。
原本中文系毕业的刘江一直喜欢写诗，这时也得拉广告，而他竟然所获颇丰，想来应该是他的诚恳与热情感染了客户吧。到1995年时，刘江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大销售，业绩不输当时的广告主管张波，1996年晓红和我写给他的新年寄语是：“阿江：当诗人还是当奸商，你看着办吧！”刘江看了笑得有些尴尬。骨子里他一直是把自己当作文人的，但他又很实际，知道文人也得吃饭，挣钱是必须的。
《时尚》创刊号第一组彩色大片是刘江带着摄影师拍的，《漂亮伴侣》，美女加宠物犬的组合。拍摄中一只狗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晕了，刘江当时吓坏了，因为那只纯种狗售价十几万，《时尚》创刊的开办费也才二十万。这个故事，刘江一讲就是25年，刻骨铭心的背后是当时心里的恐惧、担忧和有惊无险的释然，不是创业者不能体会。
那时我们都是骑自行车采访，见客户，而我们的客户和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在写字楼里上班，当时主要负责广告销售的是张波，每次见客户前，他会先到写字楼的洗手间换上西装，见完后，再换回来，以便骑车。1995年时，有个香港公司的老板问我1996年的目标，我说：“希望能够打得起出租车。”1996年，《时尚》杂志决定要一分为二，出版《时尚伊人》和《时尚先生》两本杂志，招聘时，吴泓、刘江、张波、高晓红和我同时面试每一个前来应聘的人，为的是绝不错失一个人才，面试徐巍时，因为想吸引她加入《时尚先生》，吴泓说：“我们马上就要搬离这个小院了，未来我们会在饭店办公。”等到徐巍来“饭店”报到时，发现其实是个招待所，叫华悦饭店。
那时的我们每天都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工作中，没有想过“累”或者“亏”，每一次想出好的标题或选题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如果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也是齐心协力，一起想办法，每一期杂志出来，全社人员一篇一篇文章，一张一张图片地分析优劣得失，创业团队里没有一个海归，我们对国际时尚的了解非常间接，可是我们都立志要办一本中国最好的时尚杂志。，《时尚》后来陆续尝试了和多家海外国际名刊的合作，逐渐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视角。而在这个过程中，《时尚》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是和《Cosmopolitan》《 Esquire》《Harper's Bazaar》美国《国家地理》这样的世界名刊合作，《时尚》也坚持本土原创内容要占70%以上。
今天我们到了要谈文化自信的时候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时尚人是有强大的自信的。我们会谦逊地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但我们不怀疑自己有一天也会做出世界顶级的杂志。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细分这成就，是多年前，在各个领域都有一批这样的创业者，不急功近利，不锱铢必较。目标不是上市、套现、走人，就是想成就一个理想，而且是当成一辈子的事业去付出的。
之后媒体的角色已经发生裂变，曾经媒体所奉行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我不由慨叹，对那些只想博眼球换取商业利益的人而言，媒体只是手段，再也不是理想了！
后来时尚集团在它的黄金时代被外界称为数钱数到手软，几十个人的杂志社可以实现几千万乃至上亿的营业额，这种辉煌引来各方羡慕，资本与人才也涌入期刊市场，但成功者少，在我看来，不缺才华，也不缺创业资金，但不是所有的创业团队还有《时尚》当年的那股心劲儿。
那股劲儿是支撑时尚大厦的精神基石，随着这股劲儿的松懈，时尚集团后来也出现了许多大企业的常见病，这似乎是必然规律，能超越这个规律基业长青的案例总是少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吴泓2009年因为胰腺癌在46岁时就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时尚系列杂志还处在黄金十年里（2002—2012），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奢侈品全球最大的市场，西方奢侈品及时尚品牌齐聚中国，作为中国第一期刊集团，时尚集团那时已拥有16本刊物，自是各大品牌首选的合作伙伴。巅峰期的时尚集团旗下有16本刊物，每一本刊物都盈利，一年的营业额有十几个亿。
可是吴泓、刘江并未因此而有多少可以马放南山的轻松，他们俩是真的爱时尚杂志，吴泓直到去世前的一天，打着杜冷丁还在看杂志的彩打样，一方面他不踏实不放心，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导致刊物做检查甚至停刊，另一方面，他对品质的要求一直是下属无法企及的。
吴泓在世时，刘江比吴泓略轻松一些，因为很多政府公关以及行政工作都是吴泓负责，但在吴泓去世后，两个人的担子由他一个人扛时，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之后的刘江是非常孤独的，原来有事能找吴泓商量，现在他只能自己拿主意了，刘江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发脾气的时候也比之前多了，而他的犹豫不决常常被下属抱怨。
很多人工作不顺心时都觉得自己当老板好，可是大多数的人创业都会失败，有不少人就是败在决策上。身为一把手最大的挑战是在所有人都下不了决心要怎么干时，你必须能拍板，并且承担全部的风险。作为下属判断正确不难，建言不难，最难的是无法承担决策的风险，这个只有一把手承担。
我能理解刘江的踌躇，可是市场不会给我们留有多少余地。传统媒体遭遇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对传播理念的理解到运营模式的改变，乃至人才流动的方向，传统媒体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而传统媒体人长期形成的精英意识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显得日益不合时宜，吴泓去世后的刘江就像一个不甘落败的老国王，勉力支撑着狂风暴雨中的宫殿。
刘江很聪明，但并没有什么心机，见人都说实话，还交底，这使某些不怀好意的人常常利用他的弱点欺蒙他，而且还真能得手。
我在时尚集团工作时，为他屡屡被骗一直很着急，数次提醒，他也不听。到我辞职后，完全置身事外，我渐渐能够理解他的坚持不改：
如果说容易相信别人是弱点的话，那么当年如果不是因他和吴泓的“轻信”，高晓红和我又怎么可能在不到三十岁时就分别担任《时尚伊人》和《时尚先生》的主编呢？如果不是他们的“轻信”，徐巍又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主编管理经验的前提下被委任接替晓红执掌集团的旗舰刊《时尚COSMO》呢？邓立怎么会在28岁时成为《时尚健康》的创刊主编呢？王锋又怎么有机会在时尚集团证明他是中国极其出色的男性杂志主编呢？
时尚集团自2000年之后的快速发展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胆启用新人，实行出版人负责制。作为掌门人的吴泓和刘江给予了所有刊社的主管高度的信任和充分的自主权，我做主编、助理出版人、执行出版人十余年，两位领导从来没有要求我接纳他们介绍的私人关系，这种自由度给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以很大的发挥空间。
既往的成功经历使刘江对自己的判断力和用人不疑的原则十分笃定，后来刘江因为轻信他人而受挫，一方面是他迫切寻求改革的焦灼使他难免被一些夸大其辞的蛊惑诱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个性在这样一个为了成功可以无限放低底线的市场环境下，不具备防范他人恶意的警觉，刘江的缺少城府成了一个企业家致命的弱点，这令他在吴泓去世后独自担纲的十年里过得非常辛苦。
我们要怎么责备他呢？他由衷地信任过别人，也一心一意地栽培过别人，此前他在时尚的经历让他以为别人都会对得起他的信任，可是后来不尽然了，哪一个企业家没有遭遇过被信任的人背叛呢？这只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该放手和能放手的纠结
吴泓去世得早，还不面临放手的问题，两年前刘江年满60，到了大多数人的退休年龄，那时他从杂志社社长一职离任，但依然做着董事长，后来又兼回总裁，在传统媒体面临巨大转型压力的这五六年，他有多艰难，在传统媒体工作过的人大概能想象得出来。
很多人不能理解刘江为什么不回家颐养天年，最近这一年我和与他年龄相近的一些企业家聊到接班人的话题后，渐渐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理纠结。
他们都是第一代创始人，创始人情结是很难解开的心结，在这种心结下，想找到“理想的接班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为下一代创造了不同于自己早年的成长环境，孩子们很难被打磨出创业一代所具备的人格特质，这让他们不容易相信自己的孩子遇事儿能扛得住，更不用说经营理念、管理作风上存在的差异了；
职业经理人大多是来工作的，对于企业并无创业者所怀有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这并无过错，身份与站位使然；
可以指望的另一个选择是内部培养内部提拔，可是温顺的人不太可能超越创始人的成就，能干的人又可能会引发太子逼宫式的权力倾轧。
这一代企业家现在陆续步入五六十岁，身体肯定不如从前，但企业的规模又远胜于以前，这种矛盾常常演化为他们用透支健康来维系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他们又那么爱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事业，这使他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投入过多，身体发出了警报也不以为然。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选择做企业家，尤其是选择做创业企业家是一个多么悲情的选择！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乐此不疲。
这一代企业家真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脊梁，沉淀在他们身上的很多特质是这些企业还在运行的重要支柱。
可是崇拜年轻崇拜新科技的社会风气，使他们在行至暮年时遇到了强烈的攻击。
如果不是一个修行人，很难接受自己辛苦大半生，只要离开目前的岗位就再没有荣光可享，也很难在新技术侵入各个领域的竞争中，确保步步紧跟。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苦苦支撑着，心里是有很深的恐惧和不甘的。但我们目前的社会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传承价值的忽视会使后来者不信任前辈的经验，也不尊重价值积累的历史意义。而无视对新技术掌握能力的代际差异，不惜以牺牲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发展”的狂热，最终会制造很大的社会不公，那么每一代人都会在度过盛年后遭逢同样的冷酷。
吴泓、刘江已经离世了，传统媒体也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但这一代媒体人生命中所凝结的精神，仍然有它当下的意义，未来无论时尚集团命运如何，商业上业绩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传媒领域取得的一项成就，未来新一代会创造新的成就，而可以被传承的是那种对待事业的赤诚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每个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中的，这意味着这个人对选中他的时代负有责任。履行了这份责任，便是对下一个时代的付出，这就是传承得以存续的所在。
每一种关系都会结束
刘江去世前半个月约我叙旧，我那时正好要出门，就没见成。等我回京去大厦拜访，他已经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在家卧床休息数日了。我们只能在微信上聊几句，我反复说的只有保重身体。
经历过2001年高晓红去世（32岁），又经历了2009年吴泓去世（46岁）。我和刘江说身体要紧，不仅仅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因为一个人的安然存在关乎很多人的福祉。
刘江的妻子是一位朴实而热情的女性，创业初期我们会在吴泓和刘江两家轮流聚会，在刘江家时，会吃到他妻子包的饺子。刘江的儿子也是一位单纯腼腆的大男孩儿，当年我做选题，为了节约经费，找过他充当儿童模特。
刘江是位孝子，一直奉养父亲直到临终，他的兄弟姐妹也多得他照拂。如今他走了，亲人们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对象，这在一个家庭是一件沉痛的事。
每一种关系都会结束，随着刘江的离去，对时尚人而言也是最终告别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包含着我们这些人的青春和梦想，我们把这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时尚和时代，时尚和时代也回馈给我们以成长和成就。我们赶上了杂志的黄金时代，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做成了一些事情，凭此一点，可以无憾了。
吴泓、刘江、高晓红都是在工作岗位上离世的，到生命的终点，他们都没有离开他们挚爱的工作。
用情至深是很伤人的，但他们应该都对此无悔。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