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
青少年的时候，我认为国内就是摇滚乐的天堂。我的家乡资讯很闭塞，我当时也没少买盗版磁带，但我根本不了解国外的摇滚乐和摇滚文化，幼稚地认为国内就是摇滚乐的天堂，所有的世界摇滚大师都在中国。等到我上班挣钱，我就开始组乐队了，也慢慢地了解了摇滚的历史和文化。
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卖化妆品，然后我借着一个进货的机会来到北京，去了一趟迷笛音乐学校，发现已经变成两年制，学费是我当时承受不了的。早在高中，我就打算毕业后先做买卖挣钱，然后搞摇滚。我在经济类报纸里找商机，流动壁画、金属名片等等，从北京批发绿色山野菜回东北卖，结果显而易见，赔得是血本无归。
第一次来北京之前，我在哈尔滨当保安，年轻冲动惹了点事儿，被开除了。当时我们乐队基本依靠我的工资维持，粮一断，人也就散了。我一咬牙，借了几百块钱，奔北京做乐队。来了北京一头雾水，连摇滚圈的边都摸不着。
当时我特别痛苦，不是因为漂泊，而是因为脚下无根。没多久我就回到了东北，在一次聚会中喝多了，朋友们回忆说从来没见过我哭得那么伤心，一个一米八三的大男人。我哭的是找不到创作的根源和让自己的生命这样去流浪的意义。你喜欢摇滚乐，你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你连一首属于你的歌都写不出来。这时候发现，其实你只是一个发烧友，一直在追随着别人的套路。所以第一次到北京，我扛得住清贫拮据的生活，但我不能坚强地面对这无根的创作体验。
第二次来北京，我劝自己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别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是搞艺术的。和朋友临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扒歌，弹点披头士以及当时比较流行的欧美音乐，找到了一份给饭店做音乐伴餐的活儿，先让自己活下来。时间久了，虽然生活上稳定了一些，但我依然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乐队一起排练也整不出来有画面的动机。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感觉就算有一天崔健来敲门也没用，因为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于是我又回到了东北，这次更沮丧，我打算彻底放弃。
梁龙
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天天有人请我这个“ 北京回来的摇滚青年”喝酒吃饭，想让我讲讲北京的天是不是晴朗的天，有没有跟魔岩三杰、跟崔健侃过大山。一连七天，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不同朋友骗吃骗喝没重样。几天过后，我跟以前乐队的哥几个撂了实底，现在兜里就几百块钱，下一步该怎么走自己也不清楚。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位农民叫苏永生，据说键盘、喇叭、笛子啥都会，问我要不要去他农村的家暂时盘踞一段时间，一来可以排练，二来农村生活成本低，东家一口西家一口，没钱也能活半年。
去了农村，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广阔天地”。村与村之间不认识的人路过，看谁家地里的活需要帮忙，上来就帮你干活，干完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在钢筋水泥丛林的城市里没见过这样的生活。与此同时，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这里没人认识你，没人关心你所谓的思想，我感觉自己走到了最低点，脸都撂到地面上了，我这小半辈子高傲的心全都丢没了，一个支点也没有，彻底放下了，踏实了。山穷水尽之后，我才真正地找到了创作的方向，这是我一生的财富。到现在，我都偶尔会想起这段经历，是回忆更是警醒。
苏永生有个妹妹，经常看我们排练。有一个午后，我懒散地躺在窗边，正好她从窗外经过，我坐起来下意识地说：“老妹儿，从1到7随便给我说三个数呗。”她脱口而出“643”，我就拿643作为和弦级数写了二手玫瑰乐队的第一首歌曲《采花》：“有一位姑娘像朵花，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一唱，当地人都说，这不是二人转嘛。
我写完欣喜若狂，因为我找到根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接下来，我一口气写了将近十首作品，去了县城，用朋友练歌房里的八轨机加上几个麦克风，录制了二手玫瑰的第一本小样。连创作排练带录音，22天全部完成。听说哈尔滨要搞一个摇滚音乐节，我们就带着小样找到了主办方，经过几天苦苦的等待，得到了“可以参加音乐节”的反馈。
1999年的冬天，二手玫瑰乐队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摇滚舞台，风格被评价为“民族朋克”。参加完哈尔滨摇滚音乐节，我们又去了大庆摇滚音乐节，主办方邀请了几个在北京混的音乐人朋友、一个当时比较出名的乐评人来大庆观摩，看完我们的演出，他们全都蒙圈了，说：“ 你们去过北京吗？你们应该去北京！”2000年初，我第三次踏上了来北京的路程，这一踏就到现在。
梁龙
好多人认为我是个地域摇滚文化开拓者，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想做出属于自己的摇滚音乐形式，不依托在别人身上。我走上创作之路以后，基本就不怎么听音乐了。我家没有跟音乐有关的东西，我在家不弹琴也不唱歌。音乐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更像是一个表达的途径和方式，是目的也是手段。
我奶奶说过一句话：别人的曲儿你永远也学不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这样一个意识，不能只学别人的东西，摇滚乐也一样，不能活在西方的音乐文化体系里。人家有人家的背景，我们有我们的现实，我也爱看电影《教父》，你可以听，可以享受，但创作可不是把人家文化背景下的东西照搬过来就能成立的。
1998年我刚来北京，看到国内很多音乐人、乐队的身上都有国外乐队的影子，心想：这一群人在干吗？一味模仿，无聊，失望。所以我一定要跟中国摇滚界开个玩笑，我要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我要告诉你：这是中国的声音，不是一个西方摇滚在中国的私生子的声音。
前几年，我特别困惑，对于自己的状态，对于行业的公共关系，感觉乐趣在一点点下降。活到现在，我在舞台上依然能找到自己主场的愉悦。人生美丽的瞬间还是有的，我得依靠着它更健康地存在下去，但是，精神寄托已经不全在音乐上了。
我在舞台上实现自我的存在，在舞台下有公共的思考。我工作时很严肃，生活中很温和。我跟音乐人、摇滚圈接触不多，目前的朋友圈主要是艺术家、电影人、其他行业从业者，我在他们身上发现新的空间，一个更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空间。
梁龙
像我这种中年创作者，阶段性的枯萎和最终的枯竭迟早都会来的。我从二十年前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写自己，后来自己不够写了，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观察身边人，观察社会的变化。二十年过去了，我是回头再写写自己，还是假装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都很尴尬。一个现实问题是，很多中老年艺术家说自己写不出歌词，你当然写不出歌词，因为你跟这个社会已经断代、失语，你已经丧失了跟这个社会对话的机能。
我的个人理想时代结束了，我的公众理想时代刚刚开始。我的个人理想是来北京，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专辑，能靠音乐养活自己，过得凑合。这些都实现了，然后呢？继续发专辑？一张接一张，复制，消耗？三十多岁了还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好没意思，个人的理想不好玩儿了，我需要更心跳、更性感的刺激。我的公共理想是，让音乐通过艺术走进当代，让艺术通过音乐走进公共。
进入中国摇滚史很容易，进入中国文化史很难。艺术的地位与当代性很高，但在国内公共性并不够。因为普通人一提及艺术还是会感觉高高在上，完全看不懂。音乐正好相反，音乐天生就是个公共性的东西，但是在现代中国并没有给原创独立音乐一个合理的地位和社会
公共价值的体现。2017年，我启动了一个音乐与艺术的系列展览，让音乐人与艺术家合作，探索公共与当代之间的更多可能。我把这个项目命名为“艺术唱片”。
创作者、艺术家要做的，就是找出不同的办法跟社会对话。我写过一句歌词：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它必须找到别的办法说话。艺术家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他们只是在阅读、思考所处的环境里存在的问题，提出态度和观点，和人、和社会交流。
我没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摇滚人，没有给自己框在一个边界里。我没有专属行业的自信心，什么都没学，什么都不会。但同时，我也拥有了一个无行业、无障碍的自信心，什么对于我都是新鲜的，什么对于我都是可能的。我是个独立的个体，四十岁还有大把的精力和时间，我的生活体验还有更多可能，可以跟着自己的创作兴趣和创作欲望走。
有人说，人这辈子把一件事儿干好就行，把很多事儿干砸也行。趁现在还有动力，就折腾呗，反正人生就是几十年，满打满算也就是折腾这几十年，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也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