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新
我全都看见了
在中戏读完二年级，我作为导演系的优秀学生被送到莫斯科。那时我的班主任兼导演系主讲教师思科连斯基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俄罗斯演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头儿。他是个“大烟鬼”，甚至进了教室也抽，浑身散发着苏联特有的那种有点臭臭的烟味儿。
他的脸骨骼感特别强，大脑门一头白发，毛呢西装几个月不换就那一件。每次来教我们表演和导演课的时候，他都特别喜欢秀一段。比如，我们讲契诃夫的《三姐妹》，讲《樱桃园》，他都会取一个小段儿。他的本事在于可以迅速地建构一个氛围，一句话，两句台词，几个眼神和动作，就能迅速地在80 年代的苏联破教室里把你带回到18 世纪、19 世纪的沙皇俄国时期。他有时随便从窗台上掰个小蜡烛头儿然后点着，让学生把灯全关掉，点上烟之后，伴随着烟雾的腾起，就像施了魔法般奇幻。他的台词和嗓音都很棒，就一个人跟你在源源不断地说那几句话。
“都看见了。”
他说的是《三姐妹》里面的台词。
“我全都看见了。”
他拿着烟哆嗦的手抱着脸，烛光正好就在我们中间，他看着我长长地停顿，空气真的是静止的。“呼”，蜡烛被吹灭了。
这场景让那时的我汗毛倒竖，我知道了这就是表演，我要做这样的演员。他那种状态在那个时候的国内演员身上是没有的，像一个魔力之场，你不自觉地就把自己装进里边，他牵动你每一根神经，他知道你爱什么，恨什么。
我觉得自己就像突然从树林里跑出来的一只鹿，惊见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赵立新
我扮演的是魔鬼
留学期间我背了个穷书包，几乎把欧洲转遍。等到毕业，突然被告知你要回去了的时候，我觉得心有不甘，还应该再继续北上，于是又从莫斯科到了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私人剧院里准备试试运气，结果就试下来一个可以在那导戏的机会。签了一份仅有一年的合同，但那个年纪的我对任何长久的东西都不感冒。在剧院排了几部戏之后，其中一个演员在另一个场合把我介绍给了瑞典国家话剧院的艺术总监，他正好在排一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但彼时，那部戏已经排练了一个多月。试镜的那一天是难忘的，我拎的是什么样的包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位当地的中国朋友送的运动款长帆布包。我把练功服、上形体课用的鞋（和舞蹈鞋一样），还有基本要带的东西一装就拎着去了。当时想都没敢想能进国家话剧院。话剧是靠什么？靠说话。我当时语言不行，只觉得交个朋友也不错，这是种江湖心态。当时我表演了单人的几分钟无实物小品，把所学能用的都用掉，就一直在各种施展。
在这里就想和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个经验，遇到突然降临的机会时，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其次是要有准备，并不是说事先要排练多久，而是要在什么时候呈现给别人怎样的一个你，这一点自己心里清楚就够了。
瑞典人很内敛，试镜后也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但大概七八天以后，突然有人在电话里问：“你愿意到国家话剧院工作吗？”我不假思索立刻说当然愿意！于是导演生生为了这样一个突然闯入的新人在已经开始排练的剧中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角色，我就这样开始了在瑞典国家话剧院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力达到在舞台上演戏的语言水平，所以我在那个戏当中一句台词也没有。从头到尾就逼迫着自己仅用身体和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心。很幸运，我的表演被当时一位很权威的剧评家看上了。他在一份名叫《每日新闻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大篇文章专门来评说我这个人物和其背后的很神秘的中国人—他在舞台上看似格格不入，又恰恰这种“不入”当中的“入”显得他很特别。
我扮演的是魔鬼，拥有很吸引人的一张金色的脸和一身黑丝绒长衫，他觉得我把那种神秘、邪恶、不可战胜，那种蛊惑力极强的角色感表达了出来。
赵立新
这什么好事都让你得了
从青年时期到现在，我一直很难表述发生在我身上的迷茫感，这可能是一个先天的习惯，我总是迅速给自己找出一条路来走，不允许自己无路可走，或者站在很多条路之间犹豫。当然，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当年我离开中央戏剧学院去苏联读书，这件事让我痛苦过。那时候中戏是很严谨的，大一招学生时就已经设想好了大五毕业了这个人怎么用，毕业大戏要排什么，谁大概会演谁。
那时我们要排《哈姆雷特》，让我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从大二就开始准备，莎士比亚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所以当我突然被告知“你不要演哈姆雷特，去苏联读书吧”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苏联是崇高的戏剧圣殿，但同时觉得好可惜，我中戏这边怎么办，我还想在毕业时去首都的舞台上去放一放异彩呢，那番挣扎促使我去和老师特天真地聊，我说，能不能到时候在排这戏的时候再借我回来，把这戏演了。老师调侃地说：“这什么好事都让你得了？”
在“一本好书”里演了《月亮与六便士》之后，我被问过一个问题，人一生怎样才不算虚度。“虚度”这个词大到无法界定。成了大事, 有了名利才不算虚度吗？如果不快乐，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真正为胸前的每一块勋章去真正内心激荡过好多次，其实也不算多满足、多充实，更算不上得了什么好事。
赵立新
该去讲他的故事了
有时候，人群中的大部分人会建立一种披着道德外衣的“标准”来压迫你。你身子板儿软，肯定挺不住的，因为大家都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真的不好。但是扛过第一次后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从一个被动状态进入主动了。你们走你们的，我在那待会儿，但你总得有个东西来伴你吧，我就选择了书本来陪我。这个时代大家都怕被落下，大部分人都活得飞快，而慢是需要“敢”的，敢为此埋单，敢在环顾四周后发现就剩你自己了，却依然无惧。
我现在总是刻意放慢工作节奏，一个人发呆，自我整理，可以把思想和认知层面的废料出清。演员这个行当更需要这种勇敢，当周围一瞬间什么都没有，没有声光电，没有目光和面孔，你被迫进入一种好像有点不舒服的状态，你得想点什么，这种想点什么，实际上就开始了自我观照。早些年上台前要跟所有的演员手拉手成一个圈，大家一起念一个声音，“嗯”还是“啊”都可以，用这种传递让大家明白，我们将要开始。
我现在依然习惯上台前的半小时里把化妆间清空，一个人在那待着，关掉所有灯，在黑暗中静默，在黑暗中让自己进到那个躯壳里。幕布升起，就该走进他的世界了，该去讲他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