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宇
ESQ： 你对“黄毛儿”这个角色的创作欲望是什么？
章宇：“黄毛儿”身上的那些点都很轻、很脆、干净，我想把它呈现出来。演员对角色的喜好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姑娘，想占有她一样。
ESQ： 说说你的家乡贵州都匀吧？
章宇：都匀啊，我也不知道它算几线城市，很秀美的一个小城市，离贵阳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比贵阳安静得多。都匀很小，是一个狭长型的城市，四周都是山，剑江河绕着城，依山傍水。我就在河边长大，那河清澈见底。夏天我们在河边一晒就是一下午，偷了西瓜来，一个猛子扎下河去，把西瓜锢在石窟窿里冰镇，过一会儿再一个猛子捞上来，用手一劈，吃完，西瓜皮就抹在身上防晒。
ESQ： 看来你是被放养长大的？
章宇：我是厂矿的子弟，爸爸妈妈是双职工，厂矿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成长环境，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空间，有家属区域、子弟学校，有医院、食堂、公共澡堂子，还有工厂自制的饮料、冰棒。从小几乎整个厂里的人都认识你，小伙伴也很固定，很多大孩子带我们玩，带我们出去见世面，偷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卖，去呲别的厂的姑娘，别的厂也来呲我们厂的姑娘，就打架。
ESQ： 你的成长记忆很有年代感啊。
章宇：没错，我们厂在城市边上，旁边都是农田和寨子，住着苗族、布依族的村民。当时我们旁边有一个黑龙寨，每家每户都有火枪。我们喜欢去田里玩，两匹马拴在田埂上，母马在这边，公马在那边发情，农民不在，我们就过去把公马的绳一解，脱缰公马一下冲过去，在那儿吭哧吭哧，我们很早就这么接受了性启蒙。田里有油菜花、稻子、小麦、玉米，油菜花一摘就吃了，我们经常偷玉米、红薯烤来吃，经常被农民放狗追。厂区和农田隔着一道围墙，墙那边就是自己的地儿，回到墙里面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每次都是狂跑到墙边，一下翻上墙，然后隔着墙对骂。
章宇
ESQ： 小时候好好念书了吗？
章宇：我小学太调皮了，我妈把我送到重庆一所重点初中的重点班。我妈是重庆人，当年支三线到的都匀。我是插班进去的，正在上课，没有我的座位，一个同学生病了，班主任就把我安插到那个座位。那是个靠窗的座位，还剩半堂课，我也听不进去，望着窗外一棵大树，风吹着树叶，我就恍惚了，感觉我还在都匀，我就用都匀话问同桌女孩“几点下课”，那个女孩说“你说啥子啊”，转头就跟后面那个女孩学我说话，她俩一块嘲笑我。接下来我真的一个礼拜没有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学会你的语言。
ESQ： 你想用方言融入新环境？
章宇：不这样不行，别看贵州和四川离得那么近，他们都没听说过贵州，都觉得贵州穷。重庆人皮肤特别白，我小时候特别黑，黑瘦黑瘦的，我们年级有14个班，每天课间好多女孩冲过来，在教室门口指指点点， “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哎呦，好黑啊”，跟看猴似的。
ESQ： 你当时受女孩欢迎吗？
章宇：当时给我写情书的女孩确实挺多的。但是她们这样让我不舒服，我觉得当时我处于一种失语状态，那是真的失语。一礼拜之后，我再开口说话，就说了一口重庆话。
很快，我跟他们就熟了，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就是班上最皮、最废的那群人。后来我妈又送我去都匀市里念重点高中，结果军训报到第一天，我从厂里到市里，一路上就有五六十个人分几拨来堵我，都是以前结下来的梁子，我就被猛揍了一顿。但是不到一年，当时动手的七八个人，一个个被我逮出来，全还了回去。后来我还能考上大学，简直让爸妈喜出望外，他们感觉我实在不可能上大学，已经安排好了让我去当兵，他们管不了我，就想让部队管。我觉得也行，当兵就当兵呗。
ESQ： 当时你想学表演吗？
章宇：我从小有表达欲，也有表现欲。但是我害羞，也没有找到出口，没有找到好的方式，以前觉得只有使坏能满足荷尔蒙，我的精力都挥洒在各种没溜儿的事上了，挥霍青春。但是接触到表演以后，我终于找到一件事，我愿意为它去投入，我愿意为它花心思。
章宇
ESQ： 没想到你被表演治住了。
章宇：对，因为表演突然给了你一个名正言顺的舞台，还有角色，还有任务。你得交一个东西出来，你得花工夫琢磨、去试、去练，一次一次地接受观众的审判。其实表演就是你通过你的角色、你的表演跟观众做一场较量，看你用你的方式能不能征服他们。它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魅力，过瘾！
ESQ： 表演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吗？
章宇：表演让我变得温柔，让我慢慢打开另外一只眼，你会感觉生活中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原来自己平时错过了那么多细节，然后你发现这个世界变丰富了，自己变专注了。其实表演就是对人的研究，对人性的剖析，让我更了解自己，越来越细密地体察自己的情绪、心思、意识包括潜意识，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你又反射出去，对身边的人也越来越理解，有了理解就会更宽容。
ESQ： 毕业之后，你进了贵州省话剧团？
章宇：别看它只是地方上的话剧团，很多人找关系想进去，为的是一个正式编制。我那一届招了4个人，另外3个都是贵阳文艺圈的世家，有人教，唯独我是野生的路子考进来的。
ESQ： 刚进话剧团时能演上主角色吗？
章宇：我没演过配角，演了很多男一号。赶上话剧团当时缺少新鲜血液，出现了断层。排的很多戏是主旋律的，但我当时真的练就了一个本事，我参与创作，从剧本到人物，把主旋律题材做得有血有肉，我的信念感也就是在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团里演出不算多，大部分时间是闲着，我有很多兼职，而且都是下午，早上的活儿我都不接。那三年非常舒服，不缺钱，那些在很好的单位的朋友还跟我借钱。那时所有到贵州拍戏的剧组也都会找到我，我就开始参与电影，做副导演。
章宇
ESQ： 后来为什么离开了话剧团？
章宇：后来就不好了，因为我演的剧拿了奖，就不停地巡演，不停地重复。我受不了这个，我希望每次都有一些改进，我总觉得它还可以更好。不行，那些老演员不愿意。本来我进贵州省话剧团，是想着一年转正之后我就拿着工资去北京。没想到，日子过得太安逸了，一晃就三年。直到那次巡演让我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我翻以前写的日记，看到有一页只有一句话：2008年，我应该在北京。那是我在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天写的。我想，我在干吗？我在这里待着，就像打游戏升级一样，待上几年，就从国家四级演员升到国家三级演员，再待几年，又从国家二级演员升到国家一级演员，又能得到什么呢？不对，得走。大概过了十天，我就来北京了。
ESQ：扔掉铁饭碗来北漂，为什么？
章宇：就是为了电影，其实真正滋养我的是那些伟大的卓越的经典的电影。话剧的那种享受特别当下，特别立竿见影，面对面的。但电影这种媒介更像书籍，它能留下来。
我看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那些电影，比如《正午》啊，《大路》啊，《日落黄沙》那些，我依然感动。如果有一天我能拍出一个这样的片子，那我觉得我没白活。
ESQ：这些年你在电影里的角色以小人物居多，是你选的吗？
章宇：从社会属性上来说，底层居多，烟火气重。我一直认为，市井里的生活才是大写的生活，它比那些高端的精致的生活更大、更庞杂、更粗粝、更扎实，它藏污纳垢、藏龙卧虎，呈现出来的性感也带有市井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