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尽管已经72岁，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依然是个超级玩家。
在步入人生第七个十年之后，他对我们说，自己是时候再回到观众中去了。“去真正洞悉他们需要的并与之互动，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这似乎成了他对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方式。2018年3月底上映的《头号玩家》中，他在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极具怀旧观感和奇幻体验的电影之旅时，借用一句台词对观影者说：“谢谢你玩我的游戏。”
他一直这么爱玩。从电影《大白鲨》里那只让人胆寒的约8米长的鲨鱼布鲁斯开始，斯皮尔伯格就以这样一种“惊艳”的方式闯进大众的视野。1975年，当这部电影吸引到6700万人次观众获得4.7亿美元票房时，那个身材不高、流着犹太血液的男孩还不到30岁。
《教父》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曾评价斯皮尔伯格为“少有的在商业和艺术领域都有很大建树的导演”。这话一点儿没错，他的作品题材涵盖极为广泛，他也因此被称为电影全才，是全球影视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百亿美元票房导演，当之无愧的好莱坞“头号玩家”。他的大量作品广受欢迎、适合于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为好莱坞的电影风格奠定了某种范式。采访中他说，在电影里“伸展”，远比做普拉提容易。
“当史蒂芬和孩子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会创造一种‘我们一起玩吧’的感觉。”在电影《外星人E.T.》中饰演神秘科学家Keys的演员彼德·考约特至今印象深刻，“他不像在哄孩子（babyt al k），而是真的在跟他们交流，把想法直接跟他们沟通。”
用斯皮尔伯格自己的话来说，拍摄《外星人E.T.》这部同样留名影史的电影，“为的是把孩子们的孤独填满”。而这种孤独，来源并根植于斯皮尔伯格的童年，一如他所有的电影一样。打开斯皮尔伯格的传记《讲故事的人》，这位在40余年间拍了32部电影的导演，在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影片几乎无不根植于我的童年经历。”
1946年12月，斯皮尔伯格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户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IT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古典音乐家。在他幼时记忆里，家庭生活就是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而不停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个互联网还未兴起的年代，他父亲就已是一位早出晚归的码农，其工作狂的属性后来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斯皮尔伯格身上。
不断的迁徙中，这个男孩变得孤独而敏感，每到一个新环境与同龄人相处，刚熟知，便失联。祖父母不时来探望，母亲会提前告知他：“这是值得你期待的事情，他们两周内就会来。”此后，斯皮尔伯格就会开始每日倒数计时。可以说，这个倒计时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某种悬念倒数，似乎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一个标志。从中，他衍生出了拿手的科幻题材、永恒的乐观基调、希区柯克般的悬念营造，甚至是标志性的人像特写镜头。
摄像机是他最好的玩具与朋友。由于血统原因，他常在学校遭到排挤乃至霸凌。迁徙之路从新泽西的卡姆登到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再到加州的萨拉托加，他频频受到了同学对他犹太身份的歧视。一度，他不愿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只能通过影像来消解这份屈辱和孤独，甚至用摄像机去交绝大多数的朋友。
在一次《卫报》的采访中，斯皮尔伯格说：“与其交朋友、去喷泉，我更愿意回家写我的剧本，剪我的片子。我几乎是被孤立的，但我有一个极度痴迷的爱好：不去朋友家，从学校径自回家，然后去到卧室和我的小剪辑机待在一起。”
18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玩性与电影终身绑在了一起。在洛杉矶和亲戚共度暑假时，他们决定去环球影城旅行。这位年轻的未来电影人借着旅行巴士停靠休息的机会，躲在了影城洗手间，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出来——这是他为了自己的电影理想精心策划的一次出逃。此前，他因分数低被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拒绝了。整个夏天，他就这样用各种伎俩在环球影城的各个片场尽情漫步、畅通无阻。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是希区柯克的片场。斯皮尔伯格在那里不停地问问题，有时惹恼了工作人员便被赶出去。但显然，他从中学到了不菲的营造技巧，成了好莱坞又一位悬念大师。
在《大白鲨》中，当作为道具的鲨鱼因故需要修理长达一个月、剧组进度严重滞后到他可能被炒鱿鱼时，斯皮尔伯格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化了好莱坞大片的拍摄方式：看不见的东西比能看见的更让人恐惧。
他不停地暗示鲨鱼的存在，这儿露一下鱼鳍鱼翅，那里露一下鼻子尾巴，甚至用浮在海面的箱子暗示鲨鱼的游动——鲨鱼就在附近，但就是不出现。音乐随着不可见的鲨鱼的临近而愈发紧凑，观众的心理随着节奏变换而惴惴不安，仿佛在等待某种审判时刻的降临。
这是对悬念的完美运用，影评家们后来说。“就像希区柯克一样，他知道怎么让你紧张起来，不会给你看你想看到的，他想让你看到时你才能看到。”斯皮尔伯格的很多灵感来自他童年整蛊的经历，“现在要把心中的小恶魔释放给观众。”
也正是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一直想拍摄一部恐龙电影，野心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强烈，于是就有了电影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侏罗纪公园》，一部斯皮尔伯格当作《大白鲨》续集和陆地版来拍摄的电影。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他是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大白鲨》的拍摄坚持要放在户外真实场景，导致工期和预算都增加了不止一倍。而这一次，当好友乔治·卢卡斯的特效工作室建议以传统方式让恐龙们动起来时，他却下定决心要打造“有史以来第一部成败完全取决于数字化角色的电影”。
他耗时两年，用6000万美金改变了科幻电影的拍摄方式，科技自此成了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那个划时代的1993年，实现蜕变的还是斯皮尔伯格自己。如果说《侏罗纪公园》是他为了年少梦想一掷千金的豪赌，那么同年上映的《辛德勒名单》则是他对犹太民族家国苦难的一次沉重素描。
整个电影色调黑白，甚至可以说灰暗沉重，除了开篇闪动的烛光和一位身着鲜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外，不见一丝亮色，一如喜形几乎不露于色的神秘主角奥斯卡·辛德勒。
这是他最朴实无华的一部电影。斯皮尔伯格思虑了十年才有胆量去拍摄。他曾经觉得主题太过沉重、负担不起，想转交给同为犹太人的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但波兰斯基在谋划一个主题相似的电影，即后来的《钢琴家》。拍摄时，斯皮尔伯格几乎抛弃了影视工业中不可或缺的摇臂和轨道，尽可能采取手持摄影的方式，为的仅仅是让观众更身临其镜。“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在电影中传达一个信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那就是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再发生。”
自那之后，斯皮尔伯格开始了对历史、政治主题的大范围探索：《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战马》《林肯》……甚至一度涉足中东政治题材——考虑到他的犹太人身份容易引起争议，这显得更为难得。他还创立了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 on），后者成了他在社会上除家庭外的最重要的事业。而这些，都根源于他少年时代反复观摩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经历，他从这部讲述今日中东何以成为中东的长片中，看到了战争与政治中的人性善恶。时至今日，即使身兼数职、分身乏术，斯皮尔伯格每月也会定期看一遍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
正是这部电影教会了他去发现宏大历史中的那些细微动人的点，将其拍成一部传递积极价值观的影视作品，而这种价值观有时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比如，《拯救大兵瑞恩》里战争中的国家利益让位于亲情与人性；《幸福终点站》中来自民间的温情与冰冷国家机器的矛盾；而在《兄弟连》中，即使是德国军人，也被刻画得团结、勇敢、有着铁律和绅士精神，“如果我们不是在打仗，我甚至会跟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一位美国老兵在剧中感慨。
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习惯于宏大叙事的主题都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升华。而他则对我们说，“一次符合真实历史的观影体验，可以增加年轻人对自己人生以及人性的感知，这比阅读历史书、然后考个好成绩更重要。”
这其实道出了他多数电影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尝试新鲜技术和手段的同时，拍能给年轻一代留下重要遗产的作品——这是他忙碌工作中的最高的优先级。为了使影片《华盛顿邮报》早日与观众见面，他一度中断了票房收益可能性更大的《头号玩家》的拍摄，仅耗时七个月便完成全片。他解释，之所以加急进度，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带来的政治气氛”。
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关注，让斯皮尔伯格一度有着“好莱坞公共知识分子”之称。但他电影的标准则是极度私人化的。即使他自己看过了那部关于他的HBO纪录片，他仍无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参与一个项目，是什么吸引他按下按钮，然后说“是的，就是它了”。“我也不知道。”斯皮尔伯格说。
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玩家，但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