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
我一直方向感很强，5岁就知道我以后要成为钢琴家。很多人到18岁，问他想做什么，可能还没选好。我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方向一定要有。你再努力、再有才能，找不到方向感的话，也很难做成。
15岁进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时候，我说“我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音乐家”。这跟从小总想比赛得第一名有关系，有时候你被那种荣誉冲昏了，弄不清楚为什么弹琴，就说我要得第一名，做最出名的那一个。咱们小时候就是这么成长的，怎么才能成功呢？必须是学霸啊！你不是三好学生，你不是第一名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评判标准。
其实呢，我那会儿是想成为像霍洛维茨、卡拉扬、帕瓦罗蒂那样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说“我想当最著名的钢琴家”。实际上，这些人不光是著名，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改变了世界。要说出名的话，古典音乐家再有名也没有梦露有名吧，没法比肯尼迪总统有名吧。
在认知的初级阶段，你就会想要打比赛、拿第一名，大家都喜欢我。来美国第二天，我不就被我的老师、同学给收拾了嘛。他们说你别老这样想，哪有这么干的？你要把艺术放在第一位，好好当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再说出名的事儿，不要太功利。但是每个人都要有这个阶段，一点儿野心都没有的话，这个人也没有冲劲。
到26岁的时候，我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2008年我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弹奏，我说我不能白弹了，弹完得有点动作，就成立了我的基金会。我经常在一个地方做完一件大事儿以后弄点东西出来。2011年担任深圳大运会形象大使以后，我又想：哎，我得在深圳做点事儿，就在深圳办了郎朗音乐世界。年龄小的时候自我一些，就把自己看明白了。长大以后呢，除了管好自己，也想照亮别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领导能力的人，把大家拢在一起，一点点把能量放大。
事情经常是这样，刚开始，出头的时候，大家总是鼓励你。评论写得都非常好非常正面：这个年轻人不是靠完全的技巧，他有文化性的诠释，对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掌控在音乐里体现得非常老到。
当你火了，有点儿名气了，攻击就来了：你一亚洲人，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才十五六岁就敢弹贝多芬，是不是有点儿自不量力？你看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什么曲子都敢弹，什么风格都敢弄，他诠释的不是原作的本意，听着总感觉缺点什么。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我又这么想，你成名了，受到点不公平待遇，总比弹不出来名堂好吧。这时候，你得想好自己到底是怎么个走法，是听他们的，还是要听自己的？
我从来不会骂回去。你要说我谦让呢，我也不谦让，但我觉得没必要去争个头破血流，做好自己就完了，用事实说话，有那个时间好好练琴多好。而且你不要忘记，那些人也曾经说过你好话呀。再说，这也不是什么斗争，都是为了艺术嘛。所以我看得比较宽，有时候心里很难受，也知道很快就会过去，下次再弹，或者换个曲子再试一试。
我认为真正的胜利者，应该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很多时候，人总是把自己的不成功怨到别人身上：因为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没弄明白；因为他说我弹得不好，所以误导了观众。不成功者总是这样，自己做不好赖别人。在美国没干明白就骂美国，在国内没干明白就赖国内的环境。其实哪儿都存在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郎朗
我是不满足于已知世界的人。古典音乐里已知的东西太多，圈圈太多，这个应该这么弹，太多的shoul d be（应该怎么做）。但是就像很多球星，因为教练制订的战略不适合他，他的长项可能完全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风派，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风格。
今年在中国成立了我的音乐基金会，我在国外的基金会已经有十个年头。我的梦想是希望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接受音乐教育。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被过早的定论给杀掉了。所有人说的话都有道理，都有值得吸取的部分。但你得自己琢磨、消化、感受一下，然后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哪条路更适合你。
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对我再有什么批评，至少没什么人说我钢琴弹得不好。作为一个钢琴家，如果琴都不好好练，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最基础的要求，最起码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的态度不认真，不光是对别人不尊重，最重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实践和理论两边都得有。不能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理解力，也不能光有理解但是弹不出来，乐器不是说出来的，是弹出来的，钢琴家在舞台上展现不出来，说什么都是废话。
中西方的两套文化理念有点像中医跟西医。咱们中国的文化就像中医，它是属于防御型的，保养性的。我们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文化里都有一种刻苦，一种干什么都真刀真枪拼的精神，所以基础打得比较好；然后呢，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比较正式，这都是好事。
西方的东西就像西药似的，非常实用。效果来得很快，一吃西药病马上好，逻辑思维也跟我们不一样，比较实用主义。当我们还在做一些幻想性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出非常实际性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几年，马上就感觉，哇，学到很多东西。东西方的有些差距来自这里。
我小时候去上大师课，不敢说话，光听大师说。 第一天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上学，老师同学都互相问：“你看他弹得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使劲批评都可以。我当时傻了，不好意思啊，都是同学，得罪人。后来脸皮厚了，就说呗，反正对事不对人，大家互相嘲笑。有一次我弹完了李斯特奏鸣曲，所有人都在笑，都说“ 哎哎哎，看他的脸部表情啊，哈哈哈哈”，把我气得想揍他们，但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大家互相批判，特别直接，思想很开放，什么都敢说。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妙的就是“平衡”。不管八卦、太极还是中庸之道，说的都是这个“平衡”。干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平衡，在哪一个方面都不要太过，过了就得收。这个道理尤其在你弹多了身体不舒适或者感觉已经不能自拔的时候特别管用，你会觉得咱们老祖宗的这一套理念挺好的。“平衡”之道可能不会让你很快地突出出来，但它是一个能让你长久走下去的方法。
一旦选择了艺术作为事业，你必须对自己提高要求。因为艺术不断不断地在进行新的演变，随着时代的速度进步，每一年追求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年都有新的创造。我从小就习惯了忙碌的节奏和强度，让我闲两天可以，到第三天我就必须要做点事了，要不然我觉得没有人生价值。
郎朗
荣誉像台风一样，去得很快。拿奖的时候很荣幸也很高兴，但你不能靠这个吃饭，你必须抛开这个，继续寻找新的想法。它的好处在于，它是一种激励，你可以把荣誉当成一个动力，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
在艺术上，闭门造车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是说成天在琴房里走火入魔地练8个小时，你就成了钢琴家了。今天我们已经是很融合的一个世界，法餐里也经常加入一些东方的食材或者烹饪手法，乐团的指挥也在来回换，有时候我们盲听都听不出来这支曲子是哪个乐团演奏的，所以钢琴家必须边看世界边学习。去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乐团或者音乐家合作，像海绵一样地吸取各种灵感、各种处理方式，才能有更好的进步。
大部分人接受或者喜欢你的风格，那就证明你是成功的。那种血统纯正的古典音乐，我会在每场独奏音乐会里追求，真的是作为精神食粮。但那毕竟是很小份的世界，最后还是要看大部分的效果，看大多数的音乐家、广大的观众对你和你艺术创作的接受程度。
当你把作品做出来以后，它就不是你的了，它属于世界。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弹肖邦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作曲家的原意是什么样的，除了少数几位音乐家留有录音，大部分创造者是希望演奏者来参与创作的。我跟很多作曲家合作，国内的包括谭盾、陈其钢，他们特别可爱，“是不是我这个曲子有点儿别扭？你知道我的意思，能不能给我二度创造一下？”这种事经常发生。当然，对贝多芬那样的人你不能这么干。
不管干哪一行，没有一点儿竞争意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需要互相促进，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对方。分享一件挺逗的事，我原来在德国的一个项目的经理，回家接手他家族的企业了，那哥们儿跟我一般大，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说他在音乐产业里的时候，觉得音乐产业的压力好大呀，好有竞争力呀，等他干企业才发现，真正社会里的竞争那才叫竞争，我们以前太理想化了。艺术界其实根本不存在竞争关系，咱们这种竞争其实是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不好吗？
古典音乐也像中药。它不像流行音乐、足球或者电影能让人在三分钟内就感受到它的魅力，古典音乐需要一些时间。我想多做一些努力，让更多的孩子们和年轻人爱上古典乐，现在的高科技和多媒体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生在这个时代，竞争更强，挑战也更大，互联网精神非常好，它激励你，启发你，让你不断追求、不断尝试新鲜事物。
我想让大家从音乐里获得的是人生的自信，是创造力。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丰富多彩的感情变化，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懂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