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非常不喜欢被人看成一个“网红”，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我没有微博，我不用社交媒体，我不活跃在网络，我凭什么成为你们说的“网红”？
对我来说，《十三邀》只是我个人好奇的一部分延伸，它是个顺便做的事情。我按照我的个人兴趣见了一系列的人，有我喜欢的女演员，有跟我价值观很冲突的人，这是对我的生活的一个拓展，是我很重要的人生乐趣的来源，但它不属于我花大量精力来实现的一件事情。
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精力在写我的书，在研究晚清历史的转型，剩下三十分精力给单向空间、《十三邀》以及生活的其他事情。做《十三邀》，某种意义上是我对生活循规蹈矩这个太沉重的主题的逃离，我渴望被打断，我需要找人聊聊天。我是带着对这些人的天然的好奇心，去看看他们在干吗呢，你是一个很美的女人，你到底怎么看“大家都说你美”这个问题呢？你是一个考古学家，你为什么去搞考古呢？
做节目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我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知识的补充，对世界的看法和总结的补充，比如我终于知道了《奇葩说》到底是干吗的。
我没有强制性启蒙他人的欲望。我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某种可能性，提供更多样的价值体系。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可以任取所需，自己通过知识或者其他的路径去探索。
我觉得我能为社会提供一些更有力量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可惜，这部分被娱乐消解掉了。大家可能太低估知识本身的乐趣了，知识是一个高度有乐趣的智力活动。
我在镜头前和镜头后是一样的，我就是那样子的。只是我一开始不熟悉镜头语言，同时我的同事们又特别想寻找一种新的镜头语言—无装饰、无修饰的镜头语言。它跟某一部分受众形成了某种冲突，所以造成了某种争议性。
这是一个节目非常正常的反应，但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它不是我世界里的事情，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我更在乎我的朋友的看法，我认可的人的看法。
活在这么一个各执己见的时代，如果你对所有杂音都充满兴趣，你会让自己陷入一种特别大的焦躁不安之中。
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我非常理解这种争议以及别人说我是一个网红这件事。人本来就是错位的嘛，而且错位使人更有趣。如果一个人总是非常恰当地被他所处的时代所理解，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契合，这个人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是一个立刻被新的时代情绪淹没掉的人。他就像炸薯条一样迅速被消化掉了，所以被误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说明你的生命力可能更长。
许知远
我们应该对大家想当然的事物产生怀疑，这是我所受的知识训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高度雷同的、盲从的，而且当下大众媒体呈现的整个社会的兴奋点和理解能力，尚在一个非常幼稚的初级的认知阶段。对此，大家还安之若素，觉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吧。
我批评年轻一代，也批评同龄一代，批评自己也很多。我在意的是人的精神状况：你是否对拓展自我边界有兴趣，是否愿意打破自己生活的惯性，是否对某种更丰富的东西有强烈的好奇。
我本来希望新的技术给大家更大的解放，大家会对世界更充满热情和理解的欲望。实际上，我们迎来了整个社会的内卷化，表面上过于丰富，某种意义上却更单调、更固化了。任何一个时代，年轻人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关注年龄，用年龄作为自己身份的武器。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很狭隘的、某种意义上自我放弃的现象。
我今年42岁，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经成型。这套价值观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比较确认了，我认为是十八、十九世纪从欧洲开始形成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质上是关于人内在的复杂性，相信人是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拓展自我的这种意识的鼓舞性，通过对外界的探索、对自我的批评和反省来达成某种更深的理解，相信个人的独特性，独特性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基础。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它渗透到我对政治、对文化、对经济等等所有事物的看法。
形成这样一套价值观，跟整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我1995年上北大，一直到90年代末，在北大以及中国的所谓知识领域，这样一套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看法通行，它是我青春期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后来我做的事情都是这套价值观的延续。
每个人当然都应该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理清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要不我们怎么确认自我啊？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和他人、自己和时代的关系确认自我、寻找自我，否则你的生活是没有坐标感和坐标意义的。这是一个人生意义的来源，也是对一个自我评估的来源，他们都是自我分析、自我审查的一部分。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
所有人都有面对世界的基本母题。有的人可能是童年的阴影，有的人可能是身份的困惑，有的人可能是某种焦虑和不安全感。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我的母题之一。我很年轻的时候读的书都在探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具有某种独特性，同时又是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个人既要反抗时代的命运，又要和它达成某种妥协，我对中间的这种平衡特别感兴趣。
每个人面对世界都会有非常多的无力感。创业之后，我对时代的抽象的兴趣和热情减淡了，我把很多的不满、困惑或者忧虑转化成很多具体的行动，可能是我今天要写的这一章的某个片断，可能是我今天要开的例会的，我那种空泛的忧虑感就会减弱一些。但可怕的是，这会让人不太罗曼蒂克，变得非常实际，这是我想警惕的。
以前我想逃离这个时代，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后来我发现逃不掉。而且逃离会让你滑向虚无主义，与时代正面地对峙更有力量感，可能我需要跟时代对撞的摩擦感吧。但我同时需要逃离和对撞，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我仍然愿意做一个念旧的人，去怀念某些历史、某些精神。挽歌是对死去人的尊重，是对昔日的尊敬。它是我的价值观的延伸，我对被遗忘的、被遮蔽的声音有种天然的兴趣。我相信，这么做是给社会补充一个纬度，因为我们不可能只生活在此刻，我们必然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纬度里面，“此刻”被过分放大，那就会变得很奇怪，它看起来很有活力，但缺乏张力、多样性、可能性和真正的创造力。
我当然期待我比现在更勇敢得多了，我做不到啊。某种意义上，我也做出了很多妥协，我并不批判妥协者，但我们能不能让妥协变得更有力量呢？总体来讲，我们的世界，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个很胆怯的、斤斤计较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勇气，智识上的勇气和道德上的勇气都非常缺乏。这是我很大的困扰之一，所以我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来分解这种困扰。阅读和写作就是我最主要的逃避方式。
我本质上是个挺浅薄的人。我不是那么乐于探索人性的幽暗之处，我大概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它不是让我真正有兴趣的。我本质上是个享乐主义者，我对人之欢乐、人之愉悦特别有兴趣。知识是一个很大的愉悦，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愉悦，跟感官的愉悦一样，我对探索这些愉悦充满乐趣。
浅薄可能是我乐观的来源之一。我天性乐观，而且我一直按照我的价值观生活，没有遇到过特别强烈的阻力或者真正的挑战。
许知远
我其实是在书本阅读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抽象世界里成长起来的，而且我的生活不太受干扰，所以我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有缺失。我对别人的经验也感兴趣啊，我羡慕我的朋友，阿乙、邹波，两个很好的作家，他们当年在小县城里当警察，整天抓小偷、抓妓女，这种经验不是日常经验，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经验。
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日常经验被高估了太多。不阅读，你就错过了另一种经验，就不知道迪奥戈·康的刚果河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不知道1936年的柏林是什么气氛，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女生是怎样歌唱的，那是对更广泛经验的错过呀。
有人说我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全都是书面语，很多定语从句放在一起。我很怪吗？我很年轻就这么讲话呀，可能我深受布罗茨基其害吧，他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像书籍一样讲话，而不是我们的书籍像生活语言一样书写。我年轻的时候做报纸，去见很多西方的思想家、教授、作家、银行家，他们都是这种表达方式啊，只不过是用英语，《纽约书评》和BBC的节目也都是这么表达的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我也很会跟人打交道的。我有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我认识三教九流，我跟他们在一起瞎混。
一天中，我最舒服的时间是临睡前的两三个小时，喝酒，听音乐，看书。或者早晨，不，我起来就中午了，11点到下午2点，集中工作的时间也是自在的。现在我太繁忙了，空想和游荡的时间太少了，几乎没有。这让我不满。几年前我每天有大量的闲暇时光，无所事事、需要打发的时间。
我觉得我其实是个很好的作家，我的写作被我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给淹住了。
我越来越发现，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才能，我没有那么多的天分。我指的是写作的天赋，作为作家的天赋。我每天都在焦虑，书没写完啊，着急。我把坐标系放在那些死去的人当中，觉得我在40岁的时候应该写出非常成熟的作品，但事实是我可能要到四十三四岁才能写出来。
我理想的时代是80年代的香港，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社会从某种冰封的状态中逐渐破冰，春天到来，所有的生命力开始涌现，各种奇怪的东西出现，这个社会非常宽容，允许各种不正确和实验精神的存在，接纳很多的异端人群，这个社会特别有创造力，有很鲜活的东西和破茧而出的感觉，而且这个社会有很多莽撞并且崇拜莽撞，因为莽撞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嘛，这样的社会就特别有魅力。我喜欢那样的时代，我喜欢那种有内在原则同时又很放松的社会。
可能现代的年轻人并不像我这么想，越来越从多样回到单一。比如说，我们这代人觉得应该更晚结婚，应该更享受自由。怎么90后23岁就结婚了呢？怎么整天想着买房子这一个问题呢？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诧异。
我现在的期望是先把我的书写完。把我的公司搞得好一点，赚点钱，年底能让大家去巴厘岛度假。我希望我的创造力继续丰沛下去。当然我最终希望的是，我们的社会逐渐逼近我理想中的状态，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