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烁
白房间即人格
气象台终于宣告上海进入春天前的两天，这座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个老式里弄里，红砖砌就的老洋房已经被花与树包围。春光早就悄悄蔓延，却没能撬动这个雪白的房间。这里的一切都是白的，白的钢琴、白的桌椅，就连老音响都是一片雪白。地上堆满了泡沫塑料，就像东北雪乡堆积的厚厚白雪。时间与空间倒错了。
杨烁半躺在这片“白雪”中，悠悠地看着几块泡沫塑料，然后，坏笑着扔了出去。他的动作与表情，像极了那些在雪地里戏弄伙伴的半大孩子。只是泡沫塑料终究不是雪球，它们轻飘飘落地，消失在满地的同类中间。
这位34 岁的男演员自然不会忘记家乡的积雪。他的老家伊春，地处黑龙江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红松原始林。那里四季分明，一年依然有一半的时间被笼罩于积雪之中。他同样没有忘记的还有小兴安岭的碧树蓝天，山间多汁饱满的果子，田头清香碧翠的野菜。他的爷爷、奶奶所居住的村庄附近就是原始森林，其中有狼也有熊。杨烁记得，自己小时候还在山上见过熊脚印。家乡民风彪悍，但人与人的交往透着醇厚。“说话基本靠吼，听起来可能像是吵架，其实是一种热情，而且，他们都很善于表达。”
他迄今为止的人生，有一半在伊春老家度过。但这一半时光足够铺就了他人生的底色。“外表只是皮囊，最长久的是心里的东西。外面再浮华，再多的诱惑，很多东西的养成都是在你的家乡。”
16 岁，他就来到北京。工作多年之后，在歌手戴娆的资助下，杨烁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多年闯荡社会的经验反而让他对知识怀着更为迫切的向往。“在中戏的四年是我读书最多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海绵一样，需要不断汲取。”他开始埋头读书，从戏剧理论、人物传记再到中国近现代史。他一头扎入中戏浩瀚的藏书中，曾经几乎读完了图书馆一个角落的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书。这些书看似与表演毫无关系，又为什么要去读呢？“当时的我，有些愤青。我希望弄清自己的父辈、祖辈经历的生活。”事实上，回望过去，也是在为自己的现在寻找坐标。
他当然也读戏剧理论，但这些只能提供一个框架，用以填补角色血肉的还是演员的生活体验。“可能我读的70%的书最终都会忘记，但重要的是那种体验和感觉，它对我的精神影响，让我可能有所感悟，这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他会利用零星时间阅读唐诗、宋词。“寥寥几句话，就能道出一个人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境遇。明明是一首描写风景的诗，却藏着忧国忧民的悲切，这里头的每一个字都是锤炼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表演也如诗词，是一种对心境高度凝练的传达。
杨烁
白与黑的反复中，找寻最好的状态
窗外，天光逐渐暗淡。暮色为房间里的“白”笼上了一层“灰”。杨烁偶尔望向窗外，脸上原本欢乐的神情逐渐透出了凝重。
20多岁的杨烁埋头书本，或是站立于学校的舞台，清高、愤青，又有些拧巴。他一度认为自己是搞戏剧艺术的，不自觉地和影视圈划清界限。后来才感到：“这样是没饭吃哒。”现在想来，刚毕业的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又不可一世。他转而开始奔忙，换来了多年满满的工作安排、不断提高的知名度，以及，银行卡上不断叠加的数字。“总觉得自己什么角色都能演”。开始演戏那几年，他坦言自己曾有过这种不可一世的状态。
当量的积累完成了，新问题又来了。“我发现我也有害怕的、触及不到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他感到，曾经依靠的技术与情绪都无法帮他真正塑造和传达人物了。表演，归根结底依靠的还是内心的东西。但就在这一点上，他一度觉得自己被掏空了。他越来越渴望重新汲取能量。“原来我是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但现在我更多的是在质疑。内心的东西是不是足够扎实？”
2015 年10 月末，《欢乐颂》尚未播出。他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思”的短文，以质朴的笔调袒露心境：“时隔七年再回到《生死线》团队去工作的时候，兴奋之余紧张。惭愧得一塌糊涂，慌张更胜当年：这么演对吗？真的过了？再来一条…… 一天下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摊烂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看来，这段独白就是他口中“质疑”状态的最好注解。
眼下，当我提起这篇被31 万次阅读的文字时，他依然感慨。
《欢乐颂》播出后，“包奕凡”这个角色让更多的人对杨烁印象深刻。浮华与孤寂相伴而来。他开始放慢脚步，以更为和顺的态度面对外界。“随遇而安，当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之后，就千万别反着来。”他说。
说这话时，已是夜幕四合，阵阵凉风拂过，鹅黄色的灯光带着暖意，从老洋房的窗户透了出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好像反反复复都是这样的规律，但人就是要在这个规律中找到生活最好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