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做导演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拍《太阳鸟》。当时杨丽萍听过我的观念之后，觉得和她的想法也挺切合的，就这么来了一道。我记得第一天到了现场互相介绍，说这是导演的时候，我还下意识地在往旁边看，找人呢。突然听见有人喊，说你呢，王学圻，你就是导演，我脸一下子就出汗了，那一刻好像有点儿见不得人似的。
拍那部戏的时候，第一天，我就在现场发火了。发着火呢，我自己就乐了。心说刚才我还不好意思呢，怎么就发火了呢？后来想明白了，一开拍就进入创作了，没顾虑了。
我更喜欢演戏，我没有当导演的瘾。
我做导演没什么企图，也没有什么预期，基本都是边做边学。干导演这个工种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你什么都要记住。
演戏这事儿从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这个组织还叫文化工作队，在长春机械局的一个厂子里面。那会儿我还不到20岁。说叫文化工作队，阵容也是太奢华了，所有部队文艺团体解散之后的骨干都在这儿呢：唱歌、舞蹈、京剧、相声、影视剧演员甚至是军乐团，都是在最好年纪上的一批人。毫不夸张，我们当时在天安门前排了《红色娘子军》的第二幕。
我没有不良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唯一会的娱乐项目是扑克牌里那个争上游。
宣传画里贴着，我是控烟大使，任何时候都不能拿烟。拍高希希导演《游戏规则》的时候出了点状况：在戏里面，我演一个黑社会老大，剧组给我买了很多雪茄。我说导演，雪茄我可不能碰。最后你看戏，一个黑帮老大的手下都在抽雪茄，自己反倒不抽。
我拿烟的角色，还真有，演李富春，那是个烟鬼。拍戏那段日子，我天天兜里装着烟、打火机还有火柴。太难受了，每天呛得鼻涕眼泪横流，也学不会。不过拍出来听人家说你演得还真像。再告诉你的就是，我一点儿都不会打麻将。
人的性格这种东西一辈子都很难改了，我是太较劲了。
我的个人爱好就是打扫卫生。只要我在家的时候，别人问我儿子，你爸爸在干嘛，一定是在打扫卫生。这些都是十五六岁起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和条件反射一样。强迫症，家里不能有一点尘土，不能有一点不整洁。儿子说我们家摆放得比最整齐的商店还整齐。
我在后来能真正做了演员，还要感谢八一厂的王苹导演。是她找到了我，我跟她说我喜欢做演员。我说你要觉得我不是这个材料，我就干别的去了。王苹说我是个苗子，之后再去她家的时候，她也常鼓励我。当时我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就是个苗子，我不过是喜欢演戏，做别的事业会有点儿陌生。做演员，我是做着做着直到知道好坏之后才越来越喜欢的。
我一生遇到过很多特别好的老师。有一个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我一直都记得：一只青蛙掉进牛奶缸里，它不停地挣蹦，牛奶变成了奶酪，这个青蛙就跳出来活了；可是它要不动唤呢，就封死在奶酪里面了。这事儿说起来挺糙的，但道理摆在那儿呢，不停地动不就是奋斗吗？
做演员这一行太残酷。比我好的演员比比皆是，他们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可是阴差阳错没赶上机会，等到舞台重新对我们这一代人开放的时候，比我厉害的人年岁大了，退休了，我只是赶上了好时节。
人的成功需要努力加上机会，这俩元素缺一不可。聪明人未必一帆风顺。
我不鼓励家里人走我这条路，如果他们决定了，我会提醒他们当演员不容易。和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环境大不一样了，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说起从前，李雪健、濮存昕还有我，我们老哥仨是一拨儿的。从装置组干起。装置组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演员上台谢幕那一刻，我们要爬上台顶，等主演们的那一个躬鞠完起身，合上大幕，赶紧下灯。直到现在，在台上谢幕那一刻，我会经常下意识抬眼看一下台顶，那是我开始工作的地方，我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小朋友在等着我们谢幕，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今天给到年轻演员的机会让我非常羡慕，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多句台词了。我和雪健年轻的时候在节目单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本团演员，我们演得最多的角色其实是群众甲乙丙。
我是我们三个（和李雪健、濮存昕）里面第一个有台词的，也是第一个把名字写上节目单的。导演说，来两人在台上走一下，我想好不容易上台了不能白走啊，就一边走一边嘀咕。有时候会被导演一声大喝：说什么呢，快下去；有时候嘀咕被导演听见了，哎，这句不错啊，我就赚了一句“水词儿”。那时候的我可不觉得什么是“水词儿”，那都是正儿八经要讲的词儿，自己给自己争来的。
拍电影《赤道》的时候，最后一场戏，我和张学友演的教授在火车上遇见。张学友那个角色为了隐藏身份剃了光头。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学友听完就愣住了，现场静悄悄的，半天导演走过来说：“王老师啊，学友没有穿马甲啦。”我说这是个梗，香港的文化氛围不一样嘛，我记得后来学友找我，他憋红了脸跟我说：“我实在是没有穿马甲啦。”我也没法解释，后来有天我们一起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这场戏，大家哄堂大笑。
我喜欢接触新东西，骨子里喜欢那些好玩的事儿，不是那么严肃古板的。
随性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在戏里的大有人在，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有人在场景里面加入了很多美学的细节；有人就多写了几个小节的音乐；我这人演戏的时候是喜欢往里面放点儿接地气的梗。
和雪健在团里跑龙套的时候，一场戏下来我们俩的衣服比主演多。凡是剧里出现的形象都被我们承包了：要饭的，看热闹的，匪兵，红军……他是匪兵甲，我是红军甲，经常要死一个，死之前就是给自己加戏的时候。听到导演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了够了王学圻你该躺下了……所以后来，王学圻这三个字第一次在节目单上出现是演一个烈士。
后来慢慢有了大角色，真挺不容易的。那个年代里主演要干最多的活，卸了妆，赶快去帮着拆场，搬道具，义不容辞，还特别开心，使不完的劲儿。为什么？一晚上你在台上演戏，大伙在台下陪着你服务，你好意思不干活么？我总是想：不能骄傲，不能翘着尾巴做人。
第一次当导演拍电影的时候，姜文过来看过我，他说哥你太狠了。90年代拍电影使胶片的比例是3:1，一条戏最多过三遍，多拍一条就超支了，胶片贵啊。拍《太阳鸟》，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些条省下来给杨丽萍。演员出身的导演都这样，姜文拍《鬼子来了》，自己都是一条过，别人就能多来几遍。
导完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之后。我说过以后不再当导演了。因为第一部片子剪完了之后大家都说不好看，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个事实的。慢慢时间过去了，我意识到文字语言和镜头语言是不一样的。做所有的事都是有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过程你学到了东西，成不成的，试过了不遗憾。
男人做的很多事情是给逼出来的。我讲了这么多拍戏的过程，有开心有沮丧，但你们听我说得简单，真的做下来的感觉就很不一样。经历这么多，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至于功名利禄，我对那些东西其实没什么感觉。
三十年之后，我答应下来拍《以父之名》是因为太喜欢这个题材了。结构和故事自己又喜欢，戏剧化不做作，就看这三个女间谍怎么就跑到这个老男人这儿来了呢？太难得了。没人编剧，我说自己来吧，写一场念一场，写了一年多。
这次做导演，我没三十年前导戏那么较劲了，可最后杀青前的一场戏还是发了通火。从布拉格回来，有人跟我说，王老师你最后一天发火有什么用，人都散了。我也挺后悔，就跟身边的人说：以后我脾气再上来一定别顺着我。我说我这脾气，可能从年轻时候就爱着急。演戏这行，我看见过好的，知道什么是好的，做不好我就是着急。
平常我爱说话，现在空政艺术团里，也爱好给小朋友们讲讲段子。下午他们碰见我，可能要听我聊上一个多小时，直到导演在旁边来一句：行了么？拍戏。才算结束。这个岁数了，我不把自己当老爷子养，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
一辈子像我这么过也挺好，少诱惑就少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