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姚晨时正是初春，走到摄影棚门口，便窥见花木舒展的气息。北方就有这种强悍，即便经历了整个干燥的冬天，到了花朝节也能如期将花朵和绿叶奉上，一刻也不耽误。
在化妆间见到姚晨时，她穿着运动服，坐在高高的化妆椅上，腿远远地伸着，整个人一副自在模样，很有点洒脱的味道。
她的妆很淡，细看还有一丝疲惫，但不妨碍她很快乐，或者说，她有了更多自信。
她今年38岁了，她不止一次提起自己的年龄。不过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拿出这个年龄可能带来的傲慢或防备，她活得更耿直了，甚至她对记者的访问都不太有戒心，说自己想说的，或者不说。这是难得的地方，一个成名已久，经历过风波，在娱乐圈中的女性，她不改初衷，我们应该相信她所说，想活得有意思一点。或者说，她生命力顽强。
希望自己更有影响力一些，才能更好地完成使命
姚晨30岁之前的生活相对单纯，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出演了家喻户晓的《武林外传》《潜伏》，一个在事业上似乎没有太大野心的演员突然就此出名了，而后她就面临事业上的提升与突破，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大变化，对于她这样的一位女性而言，“是一种改造”。
这些变化，她自己有清晰发觉，但即便如此，要描画一个明确无误的姚晨还是有些困难。2010年之后，姚晨的身份比其他明星、演员多了一重。她也受益于此，因为她敢于深入，足够敏感，有强烈的同理心，她所遇到的一切都在帮她改善以往认知，提升自己。
1993年，14岁的姚晨从福建来到北京学舞蹈，“不认识任何人，也没亲戚，一路走过来，都是陌生人在帮助我。”她说的是此前教她舞蹈的老师们，“虽不是这个城市最有能力的人，但都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一个陌生小女孩。”她说，那些帮助对她影响很大，在她有了能力之后，她很朴实地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
2009年，当她第一次知道安吉丽娜·朱莉演员之外的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特使的身份时，她觉得似乎打开了一片新世界，“她做了十多年，是典范”。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多了，不久，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的新闻官打来电话，希望她能成为中国区代言人。
“一开始讲得很清楚，每一次探访都需要自费。”这与她经纪团队平时所接触的商业代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我关注着安吉丽娜·朱莉，所以很快答应了。”姚晨认真地接受了邀请，2010年，她被联合国难民署授予中国区代言人称号。
这件事完全不同于平常商业、时尚活动那般光鲜轻松，她需要经常面对危险和心理的冲击。
第一次难民探访工作是同年，她去了菲律宾马尼拉探访当地的城市难民。那一次，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Dr ·马穆恩，一位农业学博士。他是索马里人，公费来马尼拉进修农业学科，他原来的计划是学成就立即归国，但在毕业前夕，索马里发生政变，因此成了难民。留在索马里的父母被杀，四位兄弟姐妹，两个被杀，两个成为难民。
他一人孤身在马尼拉生活了十几年，菲律宾已是世界上对难民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他可以申请菲律宾国籍，但他却没有。他的朋友也劝他成家或入籍，他不为所动。“他和其他人一样，梦想着明天下午或后天早晨，索马里就能结束战乱，他们就能回家了。”她说，“十几年了，他们依然随时准备着回家。”
2011年，姚晨来到泰国缅甸边境的梅拉难民营。在那里，她看到很多孩子出生、长大在难民营，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社会，他们自然既无从得知也无法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也有很多人曾在自己国家有非常稳定的职业，甚至是富裕的生活，因为一场战争，原有一切都消失了。“在难民营里过的日子谈不上是生活，只是活着而已，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生存下来，生活就离他们远去了。”从此她知道什么是无常。
2014年，她去探访黎巴嫩南部的Ras El Ein集体居住地和非正式的棚户安置区，这里住了23户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多是妇女儿童，而男人们大多留在叙利亚，守护着家园，或是在参与内战。这只是个临时过渡性的居住地，难民署的工作人员虽然已在努力改善，但居住和卫生条件依然很糟糕。姚晨曾和其中一位母亲有过对话，那位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未来可以回国。
“为什么？你们的祖国已经是满目疮痍了。”
“还有什么是比祖国更珍贵的吗？”
她们去做探访之初，还未意识到这份工作背后有一定危险性。她探访过的黎巴嫩和巴基斯坦都属于比较危险的地方：在黎巴嫩，她入住的酒店附近不久前刚发生过爆炸，她沿途看到那个城市中许多建筑物墙身上满是弹孔。那次，难民署的工作人员还向她解释，为什么此次在黎巴嫩使用的车没有UN标志，“有时UN的标志反而会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当时，姚晨一行每进出一个地方都要接触扫雷器。“对，叫扫雷器。”因为陌生感，或许还有一种对战争的震撼，她反复念叨这个词汇。
2015年，她还去过更加不安全的巴基斯坦探访阿富汗难民，“那边还有很多塔利班残留的人”。难民署会给她上安全课，但安全课只是讲述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以及可以拨打的电话，并不负责保命。
“我的责任就是探访他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境遇，再将他们的境遇告诉很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了解他们，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她说，每一次的探访都会让自己增加责任意识，也更加了解难民的处境。“累积的探访，让你越来越了解他们，越了解才会越有感受，但你真正跟他们发生共情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你无法想象战争是什么模样。”她说，需要过程。
这一过程姚晨花了很多年，“我是一个演员，从职业上可以说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按理说我已经比大部分人都懂得换位思考和更具有同理心，但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也是耗费很多年才能理解这些。”总有人要面对真实又残酷的战争，除了那些不得不承受战争伤害的难民，就是为他们提供人道帮助的人，姚晨也是其中一员。
“你会难受吗？”
“难受。但不是伤心，更不是所谓的居高临下的同情。”她说她非常痛恨战争，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使用这个词汇，“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过战争，包括我们，战争离我们也不过60多年，但人们已经遗忘了，仿佛从未发生。当你看到这些饱受战争伤害的人就在你面前，平淡地讲述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时，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更多是难以置信。”
作为一个探访者，姚晨不断地成长，在那些探访照里，她化着让自己看上去“精神饱满”的妆容，与身边难民合影自然到像在见老友。“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别让他们觉得你是来同情他们的，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应该像是去看望一个朋友，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平等的，你非常尊重他们。他们需要更坚强的人来倾听他们的故事，给予他们力量，而不是一个看上去跟他们一样柔弱的人，只会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悲伤和同情。”
“我看到了很多苦难，但我也看到了生命在困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力量是多么的强悍。”在探访叙利亚难民时，他们在艰难环境中依然保持尊严、保持礼节、坚守信仰，深深打动着她。
每次回到舒适的和平生活，那些她探访过的面孔就会不停地从她脑海中跳出来，一种无力感扼制住她的心，“我做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才会有无力感。”战争在持续，难民越来越多，难民营里满是痛碎，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却在变淡，“此时，你会希望自己更有影响力一些，完成自己的使命。”
她显得有点疲惫，她也察觉到了这点，抱歉地说，最近正在整理这些年探访难民的记录，打算集结成书。毕竟，被她标记在微博签名中的身份—“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代表着她重要的经历和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