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作品《音乐乒乓球》，2004。
艺术运动的光辉岁月
2002 年，黄锐将东京画廊引入798，使之成为798 的第一家境外艺术机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BTAP）使798 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走向国际。“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开幕式客观上成为了798 的第一场艺术运动。为了这次开幕，黄锐等人合伙出钱改造了现在人们看到的不锈钢通道，第一次挂出了艺术区的牌子。
但是七星集团通知艺术家们，798 已经被规划为“中关村电子城”，2005 年年底将要完成拆迁。据黄锐回忆，当时七星集团办公楼的三层有一个中关村电子城的整体规划展示台，囊括了798 所在区域。而七星集团当时也冻结了租赁计划，不再与艺术家们续租。
是要长久地住下去，还是甘心三年半后走人？ 30 多位艺术家集合在咖啡馆开了会，必须要做点儿什么，否则就是等死。最终，黄锐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七星集团突然措施的几点担忧》的公开信，向朝阳区政府进行策略性求助：“艺术区活动广为全世界主流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与普通民众所知并关注，由此突然措施带来的国际影响是否一概由七星集团承担？”
黄锐在日本从事传统建筑保护的经历，让他深知对于城市规划、老建筑改造的理念，如果能够传达到决策者耳中，并借助决策者的力量来推动，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提出798 数字符号，提出改造理念，以邀请东京画廊为起点，发出很多邀请，把各种国籍、各种身份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吸引搬迁到798。
艺术家的力量是薄弱的，与七星集团及中关村电子城的政策规划无法同日而语。在此情势之下，开放展览是唯一的选择。黄锐等人发起了“再造798”运动，后在与七星集团的矛盾纠纷过程中更名为“大山子艺术节”（DIAF），号召艺术家们开放自己的工作室。
由于1979 年发起的星星运动对中国社会、当代艺术影响很大，黄锐这一代的艺术家大多骨子里凝聚着抗争精神。追求开放的艺术环境造成了政治矛盾，当公开的艺术行为扩大化，政治民主和意识自由自然就成了题中之义。黄锐对于潜在的自我牺牲带着近于调侃的无所谓，“这场社会运动只有我能完成，因为策划只是一个起意，真正得到结果，要靠顶住压力、不妥协地执行。”
开放展览远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开放意味着必然会有交流、对比、反思及进一步的行动。能否接纳这一系列蝴蝶效应，反映了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当代意识。很快，开放搅动了气氛，带动了触角发达的媒体——2003 年，美国《时代》周刊将798 艺术区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 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新闻周刊》因798 把一个废旧厂区变成了时尚社区而将北京评选为年度12 大世界城市之一。2004 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的世界有发展性的12 个城市之一，入选理由之一依然是798。
而国际媒体带动了国际政治家来访，从德国总理施罗德，到比利时女王，再到欧盟主席巴罗佐。2005 年，当欧盟主席巴罗佐坐在黄锐的咖啡馆里喝了杯咖啡的时候，黄锐知道，798 保住了。
2004 年到2006 年，“大山子艺术节”共举办了三届，每次都由艺术家自行组织（此三届过后，艺术节便由官方接手），其间还穿插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艺术展。798 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为有志艺术家提供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当代艺术试验场。
